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我奉命調到紅一師任參謀長。

命令來的有些突然，當時，我們紅四團正在松坎休整，總結烏江和婁山關戰斗，并負責警戒四川重慶方面來的敵人。我們把前哨一直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上，從那里可以隔江看到川南的情況。

當時還不知道遵義正在召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只是按照命令在松坎警戒。連日無戰事，我與楊成武同志在巡視部隊之余，常常借一塊向陽的土坎或背風的草垛，躺在那里曬太陽。因為他是傷口初愈，我是大病剛好，借著早春那暖洋洋的日光，恢復一下體力，迎接更大的戰斗。我那一陣迷上了口琴，一躺下來，便拿出口琴吹支歌子。有一次，不知哪位同志和著我的口琴聲唱了起來：

哎呀來!

炮火聲呀戰號聲，

唱個山歌給你聽，

快與敵人決死戰，

紅軍哥呀，

一馬打到撫州城。

哎呀來!

多捉師長送你們，

姐妹不必掛在心，

前次捉了陳麻子，

同志妹喲，

這次要捉“總司令”……

四渡赤水戰役親歷記四渡赤水再克遵義這是在江西時紅軍劇社編的一首男女聲對唱，這位同志又學男又學女，唱得警衛員們都拍手叫好。

我正吹得在興頭上，二十一歲的楊成武同志翻身坐起，推動我的身子，讓我停下來：

“哎!我說同志哥，等革命勝利了，你最大的愿望是哪樣?”

我先不回答他，“多多米米”地吹下去，逗得這個比我年輕四歲的小老弟發急了，然后才慢慢地反問：

“你說呢?”

“他們都說莫斯科不錯，咱們將來要能到那里去一趟，該多好。”

他又翻身躺下去。這時，我從他的臉上看到了娃娃般的天真神情。而我大概也“成熟”不了多少，便接話道：

“對!咱們呀，一塊去。”

“帶上紅四團。”楊成武同志說。

“要得要得。還是潘峰帶偵察隊當前兵(即尖兵)。不過，我可得換換騾子，你那匹騾子蹬蹶子呢。”

“……哈哈哈。”溫馨的春日里，回響起一陣陣爽朗的笑聲。

那時，我們覺得世界上只有莫斯科是個“圣地”，一有空就猜那“紅場”有多大。建國后我出任大使，路過莫斯科，特意去了一趟紅場。結果使我有點遺憾：原來，那紅場還沒咱們天安門廣場三分之一大。

當然，那時我們向往紅場，主要是因為那里是列寧領導俄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地方。

我與楊成武同志在一起兩年的時間，帶領紅四團浴血奮戰，結下了很深的戰斗友誼。所以當接到調我去紅一師的命令后，彼此都有點戀戀不舍。那時也沒什么條件搞歡送會，我們一起到連排去看望了同志們，有的同志還抹眼淚。我說，反正還在一個軍團，在戰場上會天天見面的。

新任團長盧子美還未到任。我向楊成武和李英華同志交待了工作和指揮器材，便上路了。考慮到楊成武同志的腿傷，我執意要把我那頭比較溫順的騾子留給他。因為在沒有團長的情況下，政委的擔子就更重了，沒有順心的腳力怎么行?

楊成武同志說什么也不肯留。他說：“你當了師參謀長，比我的擔子更重，更需要。騎走，騎走!”

告別那天，楊成武同志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的警衛員楊力牽著那匹性情溫順的騾子跟在后邊。直到一道高高的土坎上，我們才依依惜別，我上馬揮手，直向桐梓奔去。

1949年，趙蘭香同耿飚在太原

桐梓城已經成了紅一軍團的大本營，到處是大標語。紅軍戰士在街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往日軍閥豪紳住的那些小洋樓，駐滿了紅軍機關和部隊，市面上秩序井然，紅軍買賣公平，許多店鋪正在為各部隊趕制定做的干糧和服裝。當時紅軍的紙幣在這里還不流通。各單位便到毛澤民同志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銀行”去兌換成光洋。群眾連夸紅軍“好!好!”穿上了新軍裝的戰士們列隊行進在街上，可神氣了。

我到了一師師部，向師長李聚奎、政委黃報到，接替了原參謀長聶鶴亭的職務。我在紅三軍九師任參謀長時，李聚奎同志就擔任過九師師長，他指揮戰斗的特點我十分熟悉。熟人相見，分外親切。中午，師部還專門殺了一口肥豬，我們用大臉盆盛肉，圍在一起，吃了個痛快。

我到任的當天，軍團長林彪也從遵義開完會回來了(聶政委由于腳傷未到)，與他一起來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李德一句話也不說，神情抑郁，怕見人似地溜到他的住處，一直沒有露面。當晚，軍團命令我們向川西宜賓、瀘州一線進軍。

從各方面匯攏來的敵情是這樣的：我一方面軍攻下遵義后，蔣介石既怕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活躍在那里的四方面軍會合；又怕中央紅軍東出湖南，同戰斗在那里的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會合，因此，他急令湘、鄂、川、陜四省敵軍，加緊對紅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的圍攻，同時，調集了他的嫡系薛岳兵團和全部黔軍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廣西的主力部隊，向遵義實施進逼包圍。我們收到的軍團通報說，薛岳指揮的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共八個師之眾，已經尾追我軍進入貴州。軍委命令我們向川南急進，目的是打破敵人這種四面圍攻的嚴重局面，北渡長江。

紅一師作為右縱從桐梓出發，經箭頭埡進入四川，駐在一個叫石壕村的小地方。這一路上沒有大的戰斗，因為敵人主力還在調動中，但沿途那些地主民團的武裝十分討厭。這一帶地主武裝的格局，與我們在江西見到的那些“土圍子”不同。他們往往利用山上的巨大溶洞做據點，糾集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大部分是頑匪)，騷擾和襲擊我們。這些可惡的家伙“狡兔三窟”，十分難纏。為了保證主力部隊順利行軍，我便派出幾個偵察小組，配以工兵，沿途在前方一定范圍內專打這些匪洞。只要把他們面向我們行軍路徑的洞口炸塌，這些地方民團也就沒什么大威脅了。

從石壕出發后，陸續與敵人主力接觸，但都沒有發生大的戰斗。一月二十四日，我們抵達土城鎮。黔軍劉翰吾部隊已占領了一些高地，一見紅軍到達，跑得比兔子還快，竄回赤水縣城去了。

劉翰吾從土城逃回赤水，大告“赤匪大兵壓境，無力阻擋”的輿論，以掩蓋其敗績。這種驚恐的情緒，使敵人慌忙調大軍堵截。川軍章安平旅急急從先市過赤水河，沿公路迎頭殺來。敵十三旅達鳳岡部，進入赤水縣城，與逃往那里的“雙槍將”侯之擔殘部，聯手布防，其一個團沿赤水河逆流而上，做前衛阻擊狀。

二十五日，我紅一師到達旺隆場，決定按軍委命令，拿下赤水縣城。作為參謀長，我便帶領偵察隊前出，了解赤水敵情。我們化裝成一些找活干的老百姓，在一個小鎮子上打尖。這時，恰好敵人的鎮長在抓挑夫，要把一捆捆的谷草挑到赤水縣城去給剛剛開到縣城的川軍做鋪草用。他看見了我們，就想抓我們。我一看苗頭不對，就派一名偵察隊員去和他周旋，其余的人，乘著亂烘烘的情景，迅速偷偷離開。過了一會，那名偵察隊員也溜回來了。

我向李聚奎同志匯報了這個情況，覺得可以利用“送干草”為掩護，把一支尖兵派進城去，待攻城時做個內應。當天晚上，我們在旺隆場召開作戰會議，決定由紅三團做前衛并派出尖兵入城。

我連夜與他們商定了作戰方案。選兩個排的兵力，將槍支藏在草捆里，化裝成挑夫。前衛營尾隨其后相隔約半里路光景跟進，第二天拂曉行動。

哪知，第二天當我們按計劃行動后，化妝成挑夫的尖兵，與兩股敵人遭遇，敵人在盤問中，發現這些“挑夫”的口音不對，說的是“江西式貴州話”，便發生懷疑。前衛營一見不妙，立即先敵開火，一場遭遇戰就這樣打響了。

紅三團與敵人交火時，師部主力尚在行軍中。敵搶先占領了右側的高地，先與三團形成對峙，接著，敵人設在左側的堡壘也展開火力，把我們壓制在狹窄的正面上，不能展開作戰。李聚奎同志命令設法解除敵鉗制，我當即率能攻善戰的紅一團占領黃皮洞高地，居高臨下向敵人反擊，局勢稍有緩和。但這時，敵人右衛第二團又增援上來，在羊蹄山、平橋附近與我軍接觸，旋即搶占雞公山，控制了右翼。

盡管是一場遭遇戰，且形勢于我不利，但紅軍將士異常勇敢。已經交火的部隊，拼死擴大防線，尚未展開的部隊，在指揮員的率領下，快速機動，克服一切困難占領有利地形，投入戰斗。盡管敵人又有幾個團相繼趕來參戰，并增配了炮兵，仍然不能前進一步，雙方形成對峙。

就在我們大戰黃皮洞的同時，中央縱隊與三、五、九軍團也已抵達土城。他們與溫水開來的郭勛祺旅和潘佐旅第六團(均為川軍)在青杠坡、石羔嘴一帶，也打成了對峙。是日，整個土城地區槍炮齊鳴，殺聲震天，這場惡戰整整打了一天。

這股川軍是初出巢穴，銳氣正熾，敵人的旅、團長等都上陣督戰，因此比較難啃。但是他們同其他敵軍一樣，深知與我軍作戰，時間拖長了于自己不利，都急于盡快取勝，便頻頻向后方呼叫援兵。四川省“主席”兼“剿匪總司令”劉湘所調集的三十多個團的兵力，便從四面八方圍來。

激戰中，剛開完遵義會議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都親臨現場指揮。鑒于鏖戰終日，雖殲敵一部，但敵人援兵將至，原定占赤水、向北渡長江的計劃，已經注定受阻，久戰對我不利。于是，軍委當機立斷，下令連夜撤出戰斗。一軍團二師返回元厚集結，我們紅一師做后衛，在旺隆至元厚間阻擊敵人。我與紅二團一起，堅持到第二天黃昏才撤出戰斗。

我與譚政主任(一師政治部主任)處理好傷員時，已是二十八日晚上，軍團長林彪打電話給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揮部隊渡河。林彪在電話里說，你去當個調整哨，過河要快，但不能亂。

赤水河是長江的一條支流，發源于烏蒙山(云南鎮雄)，河面時寬時窄，流速時緩時疾，是川、黔、滇交界處的一條重要水道。為了解決背水迎敵的困境，必須迅速架起一座要渡幾萬兵馬的浮橋。工兵分隊的同志們做了最大的努力，一夜之間，架成了兩座浮橋。

我們的渡河地點在猿猴渡口(即元厚場)，仍然是軍委工兵營長王耀南同志在指揮架橋。我趕到現場后，用七只鹽船搭成的浮橋已經架好。這些船是偽區長范小賴拉的民船，準備接應川軍用的，現在成了我們的渡河工具。我站在橋頭，命令先到達的部隊過河，告訴他們不要擁擠，不要在橋上走齊步。就這樣送走一支，再接一支，整整過了一夜。

為了防止這些船要被敵人利用，我們向船主付了錢，把船炸毀，以斷敵追路。

當我回到師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揮部隊過河時，毛澤東同志曾經派總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李聚奎、黃、譚政和我到他那里去。由于我未能去，毛主席便給我寫了一封信帶回。毛主席那天向我們師的領導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據李聚奎同志回憶，毛澤東同志說，遵義會議解決了軍委領導問題，并說，周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還講了我們應采取的靈活機動戰略戰術和部隊整編問題。

毛主席在給我捎來的信中，表揚了我和原四團同志們在道州、烏江幾次架橋的任務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隊通過。我聽到這些消息和接到毛主席的信，自然十分高興。

我軍一渡赤水后，把川軍遠遠地甩在后面。我紅一師派三團圍著赤水河打轉轉，掩護我軍主力行動。紅三團曾多次陷入敵人重圍，隊伍被打散又聚起來，與主力失掉聯系，又根據兄弟部隊用過的路標找回來，在團長黃永勝、政委林龍發的帶領下，于二月十五日歸建。二月二十日，紅軍二渡赤水，徹底擺脫了川軍，使蔣介石包圍紅軍的美夢破滅。

二渡赤水前，李聚奎師長讓我給部隊作一個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我就趁在云南鎮州短期休整的機會，召集全師軍人大會。那時還沒有秘書起草報告的條件，我便畫了一張很大的地圖，畫好之后走到一百多步的地方試試是否看得見，就以這張圖做輔助，講了敵人四十萬大軍從東南、西南、正北三個方向向我軍緊逼的情況。由于敵我雙方用紅黑顏色做了區別，因此大家聽得、看得都十分明白。我說：“為了突破這個包圍圈，我軍暫不向西了，要在貴州、云南、四川邊界上實施戰略機動，與蔣介石捉上一陣子迷藏再說。”我最后特別說明“這是毛主席決定的”時，大家熱烈地鼓起掌來。

我們在古藺二渡赤水以后，紅一師的行動路線大體上是磨家山——二郎灘——水口寺——太平渡——黃泥坡——范家田——圓水罐——坎上——觀音石——岔水——施家墳——團山堡——金堂寺，然后一頭扎進桐梓縣境，占領高橋鎮。

這是一段“彎彎繞”式的奇特行軍，有的同志說：“哎呀，我都轉迷糊了。”我說：“那就說明蔣介石更迷糊了。”過去那總是追在屁股后面的槍炮聲不見了，我們可以安安穩穩地休整幾天了。因為，那個震奮人心的遵義會議決議，還沒來得及向部隊傳達哩。黃政委和我開玩笑說：“你這當參謀長的，可得給咱找個好地方開會哦。”我說：“要得嘛，沒別的，大地主四合院，揀最好的作會場，警戒放出去二十里，保證會議開得舒服、安全。”

我們用兩天的時間在營以上干部中傳達學習了遵義會議決議，每人發一張《告紅軍指戰員書》。這份珍貴的歷史文件，我一直保存在身邊。

中央軍委審時度勢，縱觀全局，決定利用敵人判斷我軍仍要“向北流竄”的錯覺，揮戈東南，給比較薄弱的黔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再克遵義，重入貴州。

毛主席這一著，真是一手絕妙好棋。

當時，敵人的各路大軍，幾乎全部被我們引到了川滇黔邊界，我四方面軍也在長江以北積極配合。敵人斷定，我中央紅軍必向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無疑。當我們紅一團突然掉頭攻擊桐梓城的時候，城里只有兩個連的守敵。這些被我軍打怕了的“雙槍兵”立即向婁山關逃去。二十五日拂曉，我軍重占桐梓，第二次攻占遵義的戰役打響了。各路紅軍沿公路向南急進。這一帶是我們剛剛離開的地方，地形很熟悉，人民記憶猶新，甚至連向導都是告別不久的熟人，一聽說紅軍又回來了，紛紛打問各部隊番號，自動前來引路。同時有許多傷員也傷愈歸隊。

紅三軍團由北向南，再次攻占婁山關。這次行動是彭德懷同志指揮的。敵人急令其中央軍向遵義馳援，但遠水不解近渴，王家烈只好到遵義坐鎮指揮，令其精銳部隊劉鶴鳴的第六團守婁山關。三軍團從左中右三面圍攻婁山關。戰斗中，軍委干部團的同志們也出了大力。

1959年的婁山關

婁山關一破，遵義無險可守。我軍續攻遵義。二十八日，一、三軍團會攻遵義，我隨師部進至鴨溪。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從五里堡方向傳來軍號聲，我們仔細一聽，是軍團部用號音命令“各師長、政委、參謀長前來”的通知。

我們立即縱馬趕到五里堡，來到軍團長林彪的住處。他住的是一所木板房，房間很寬大。林彪有個習慣，喜歡在他住的地方掛地圖，這天他的房間里整整一面墻壁都掛滿了拼接起來的大倍軍用地圖。由于我們當時的地圖全靠繳獲敵人的，有些地方的地圖沒有，左權參謀長和幾個參謀就在白紙上畫簡圖。

一見這陣勢，我們知道有大仗打了。正在忙著的左權同志還向我借地圖用，以便補充他們空缺的那些地方。我說，我手里也沒有這些地方的圖，等打完仗有了繳獲一定給你送來。

那天是臨時作戰會議，但軍團部準備得蠻充分。林彪給我們下達的任務是追殲殘敵。然后就是到現場區分任務。軍團司令部弄了些洋學生的服裝，讓我們都穿戴起來，有的背著書包、提著網袋，還有的拿著畫夾子，化妝成一群外出野游的學生。林彪說，不準帶警衛員，不準牽馬，我們“探險”去。

我們到遵義外圍踏勘了道路，沿途到處是敵人丟棄的破爛，間或也有一兩個“溜號”的兵痞，躺在路邊抽大煙。從敵人留下的讓掉隊士兵趕隊的路標和道路踐踏情況，我們判斷出敵人大體去向和兵力。林彪最后決定：二師向南追，烏江為界；一師向西，沿鴨溪、白臘坎方向猛打猛掃。我讓他給一個具體范圍。林彪說，可以追出一百里。

當晚，遵義外圍大追擊開始了。我們的當面之敵是手下敗將王家烈部。我帶二團沿公路穿插。開始部隊還比較集中，沒有多久，一個團分成三個營，每個營又分成三個連。連隊又分成若干戰斗小組。因為敵人太分散，到處亂拱亂鉆，所以我們也只好分散追擊。有個班追到一個小鎮上后，發現這里的敵人根本就不是統一指揮著宿營的，而是兩個一伙三個一群相跟著逃進來的，他們連累帶餓，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紅苕，搶來就吃。我們這個班長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這些“雙槍兵”們暈頭暈腦地就出來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長問“還有沒有?快去喊。”敵人也真乖，便老老實實地把那些沒睡醒的叫出來。這時我們這個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聲：“我們是紅軍!繳槍不殺!”這些敵人就這樣當了俘虜。

我們就這樣一路窮追下去，沿途到處是疲憊不堪的散兵，“雙槍將”成了“單槍將”——大部分敵兵把步槍都丟了。俘虜多得沒法收拾，也來不及往回押，我們就沿途留下一些戰士，看押這些俘虜。看守俘虜的戰士都會一手“絕招”：一律收了他們的大煙槍。這些煙鬼們煙癮發作，無論軍官或士兵，全都沒羞沒臊地向我們的戰士磕頭求情，要求讓他們抽一口提提精神。我們的戰士就說：“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們就逃了。”

追擊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怪事，師部特務排的一個戰士，只顧跟著大隊追，沒料想，插到敵人隊伍里來了。這是敵人一個團部。這個戰士便裝做停住腳步打綁帶，悄悄地等我們上來后告訴我，我說不要驚動他們，帶我們去抓那個團長。結果一陣猛跑，就趕上那家伙了。那團長還回身問我們的戰士：“這是跑到哪兒了?”我們的戰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們是紅軍!”那家伙一下就嚇癱了。我們就下了他的槍，用槍口頂著他收攏部隊，集體投降。

我們一路上不斷俘虜敵人的整個連部、營部、團部。看來，王家烈這支部隊有個特點，越是機關大，逃得越遠。第二天早晨我們追上敵人一個師部時，前面已經沒有什么敵軍了。

抓住這個師部時，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這個師部擠在一個大廟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豬玀似的。我們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個副師長帶隊，便讓他帶我們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著一個蓋呢子大衣的瘦子，旁邊點著一盞桐油燈。我們先下了他掛在柱子上的槍，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說：“副師長，‘他們’來了。”那副師長翻了個身，嘟囔了一句：“叫他們到林子里去睡!”我們的偵察參謀一把把他揪起來喝道：“我們是紅軍!”那副師長竟反手打了我們偵察參謀一個耳光，罵道“媽的，開什么玩笑，這是鬧著玩的嗎?”

這一下把我們的偵察參謀打火了，一下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燈撥亮，照著我們八角帽上的紅五星，讓他看看我們到底是什么人時，他才清醒過來，一邊舉手投降一邊哆嗦著說：“你們來得真快呀!”

原來，這股敵人半夜曾在一個村子里歇下，搶了老百姓一些紅苕煮飯吃，剛點上火，被另一股潰兵咋唬：“紅軍來了!”嚇得拔腿就跑，結果飯也沒吃成，被那些咋唬的敵人把紅苕吃光了。他們逃到這里以后，又剛剛把搶來的洋芋、紅苕煮上，我們就趕到了，他還以為又是來“詐”飯吃的呢。

果然，在廟后邊的墳地里，有幾鍋煮著的紅苕、洋芋，已經發出甜甜的香氣，我們把俘虜整頓好，太陽也出來了。我們拿了點自己吃，其余的吩咐俘虜們吃了趕路。他們一窩蜂似地涌上來，搶了個一干二凈。那個“副師長”看著他手下的狼狽相，有些難堪地對我說：“媽拉巴子，真不像話。”

我說：“那怪誰呀，是你們自己把士兵搞成這個樣子的么。”

在遵義，我們用了三四天時間，才把俘虜處理完。那些被俘的敵軍官，看到我們這些紅軍指揮員(唯一的標志是身上掛一個盛地圖的皮包)，往往拿出懷表、金筆什么的，以求免殺。我們總是嚴辭拒絕，并申明俘虜政策。這些敵軍在明白了之后，很多人加入了紅軍的隊伍。說也怪，同樣一個人，在白軍里是草包，經過我們一番教育，并十分信任地發給他一枝槍，他便成了紅軍中的勇士。

在追擊中，三團還繳獲敵人一輛載著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的汽車。這些地圖比幾百枝槍還珍貴。團參謀長彭明治派人給師部送來，我從中挑出幾套，其余的，交給左權參謀長了。

三月二日，我們回到遵義城。近兩個月來，我們圍著這座城市轉了幾圈，但這次是我第一次進城住下。第二天上午，軍委召集附近部隊團以上干部，在一所中學的禮堂里召開祝捷大會。中午，還搞了勝利大會餐。我們就蹲在地上，圍著幾大盆菜，嘻嘻哈哈地吃起來。最活躍的是陳賡同志，他像當年在江西蘇區會餐時一樣，一會兒當客氣的主人，向大家讓菜，說：“吃呀，吃呀，大家辛苦了。”一會兒又當“挑刺”的客人，說：“怎么搞的?我們還沒吃夠嘛，再上點菜呀!”他那幽默的性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遵義大捷是紅軍離開江西蘇區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部隊情緒很高，都說：還是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好哇。在休整期間，指戰員們談論最多的就是追殲逃敵時發生的奇聞趣事。這個說：就像趕鴨子一樣。那個說，比趕綿羊還容易。宣傳隊還編了快板，歌頌勝利，鼓舞斗志。

紅一方面軍再克遵義后，得到了較好的補充和休整。當時已是春天，正是“春城無處不飛花”的季節，我的瘧疾已經完全康復。部隊由于連打勝仗，士氣高昂。三月十日，我軍主動放棄遵義，向西北迎擊來犯的周渾元部。

本來，據各路偵察員報告，周渾元部有向我進攻的企圖，我軍想乘機在運動中將其殲滅。但周渾元與紅軍作戰日久，深知輕舉妄動的后果，只是虛晃一槍，便縮在仁懷(即茅臺)至魯班場一線，呼叫南線的薛岳部前來合圍。我軍即靈活地改變戰略，于十六日攻占仁懷。這里是舉世聞名的茅臺酒產地，到處是燒鍋酒坊，空氣里彌漫著一陣陣醇酒的醬香。盡管戎馬倥傯，指戰員們還是向老鄉買來茅臺酒，會喝酒的細細品嘗，不會喝的便裝在水壺里，行軍中用來擦腿搓腳，舒筋活血。

我軍攻占茅臺后，薛岳縱隊已尾隨而來，頻頻派飛機轟炸我軍陣地，并且與周渾元部形成會攻之勢。我軍即撤出茅臺，向西三渡赤水，再次開向古藺。敵人判斷我軍仍是向北與二、六軍團會合，下令周、薛兩敵緊追不舍。不意我軍突然調頭，向東突轉，于三月二十一日在二郎灘、太平渡一線利用前幾天走過的浮橋四渡赤水，然后向南挺進，在遵義到茅臺間直插烏江邊的刀靶水渡口。我紅一師三團冒著大雨乘竹筏過江，將薛岳部九十一師的一個營擊潰，掩護工兵連架起浮橋，全軍再次渡過烏江，前鋒直逼貴陽。

這時，蔣介石正在貴陽坐鎮“剿匪”。紅軍連日撲朔迷離的行動，攪得他坐立不安。他曾對紅軍的去向作過種種判斷，唯獨沒想到紅軍會向貴陽逼進。當我軍主力突然出現在貴陽城郊時，蔣介石嚇得失魂落魄，急令滇軍“兼程猛進，萬勿延誤”，趕來保駕，同時讓貴陽警備司令部挑選二十名向導，預備十二匹好馬、兩乘小轎聽用，準備逃命。

紅軍四渡赤水，變被動為主動，直至兵臨貴陽城下，將蔣介石嚇成驚弓之鳥，真是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轉折。正如毛澤東同志后來所說的那樣，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后來，在向昆明方向進軍的路上，我揀到一張報紙，看到那個“土皇帝”王家烈，已被蔣介石“嚴懲不貸”了。

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我與李聚奎師長率領紅一師從貴陽、龍里間通過貴陽城郊。當時，蔣介石調來“保駕”的滇軍已經到達貴陽和龍里，貴陽和龍里間只有六七十里之隔，有公路相連，中間只有約三十華里的一個狹窄的口子可供我軍通過。因此，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都擠到一起來了。

在公路旁的一個小鎮子上，我們遇到了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同志，他對我們講，敵人到了七個師，如果從兩面夾擊我們，情況就不妙了。現在中央縱隊尚未通過，你們就歸我指揮，在這里守住，無論哪方面來的敵人，都要堅決打回去。

我們一直堅守到中央縱隊全部通過了湘黔公路，才撤出陣地，按原計劃趕到全軍的左翼前衛歸建。部隊掉頭向西，渡過北盤江，大踏步進入云南境內，攻占了曲靖縣城。

云南守敵由于被蔣介石東調入黔，所以境內空虛，只有一些團防部隊保著昆明空城，于是軍閥龍云急調各地武裝部隊來昆明助守，但我軍卻在昆明西北虛晃一槍，掉頭向北，直插金沙江邊。

金沙江居長江上游，由宜賓溯江而上，流經川、滇邊的一段，古稱瀘水(川西怒江亦稱瀘水)。《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發生在瀘水附近。這里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地勢十分險要。紅一師從元謀出發，我率紅一團為前衛，急行軍去搶龍街渡口。渡口是搶到了，但渡船都被敵人破壞了。于是我們決定架橋。

由于水流太急，橋架到中流，就被沖得七零八落，根據在烏江架橋的經驗，必須設法拉一條纜繩連接兩岸，做中軸線用，才能使橋身穩定。于是一團團長楊得志同志把他的騾子趕下水，想讓它把一根鐵絲拉過去。但是江水太急，騾子游到中流，也被沖了下去，幸好那匹牲口是楊得志同志用熟的坐騎，被沖下去后劃了個半圓又游了回來，才沒有丟失。

這個辦法不行，只好再找器材，用大量的石錨固定橋身，但進度十分慢。這時軍團來了電話，讓我們立即趕到皎平渡去過江。

我們連夜出發，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皎平渡趕去。這一夜走的簡直不是路，而是從一條條穿流在山巒中的小溪上踩著滑溜溜的石頭淌過去的，不知摔了多少跟頭。一到皎平渡，鄧小平、劉伯承同志就指揮我們立即過江。當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在對岸的一個洞子里，一直了望部隊過河，等我們趕到時，已是全軍最后一支部隊了。

渡過金沙江后，前方沒有大的敵情，尾追之敵也被甩開七天的路程。等他們打聽到我軍行蹤，追到金沙江邊時，紅軍已遁入氣勢磅礴的烏蒙大山，追敵只好“望江興嘆”。后來紅軍劇社編了一個話劇，描寫敵人幾十萬大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追到金沙江畔時，不過揀到幾只爛草鞋。這樣形容他們的“戰果”，真是恰如其份。

我們渡過金沙江后，進入川西南山區。我隨紅一團走前衛，于五月十七日攻占了德昌，繞過西昌，進到瀘沽。軍委決定由紅一團加強工兵和通訊分隊，組成北上先遣隊。先遣隊由劉伯承同志任司令、聶榮臻同志任政委，為全體紅軍做戰略偵察和開辟通路。

選自：《耿飚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92頁。

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長征中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第一師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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