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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在深邃幽暗的海底，光線幾乎無法穿透。鯨類以及許多海洋動物的覓食、溝通和導航都高度依賴聲音。但是，隨著人類活動的日益頻繁，海洋原有的聲景發生了劇變，這種改變直接干擾了物種的行為邏輯，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治理難題。

人類在街道上聽到救護車的警笛聲時往往會感到不安，因為這類聲音常與事故或危機聯系在一起。動物同樣如此，它們能將特定的聲音與曾經經歷過的危險掛鉤。

對于許多鯨類來說，虎鯨（Killer whale）是最主要的捕食者。為了生存，一些鯨類的發聲頻率甚至進化到了虎鯨的聽覺范圍之外。當感受到威脅時，這些物種必須迅速做出權衡：是繼續攝食、繁殖等核心生命活動呢，還是為了躲避可能的捕殺而中斷一切。自然界中還存在一些高度通用的警示信號，即便沒有真實的威脅，獵物也可能因為這類簡單的噪聲而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去保護自己。

為了深入研究這一現象，帕特里克·米勒（Patrick Miller）及其團隊在挪威海域開展了實驗。2026年4月10日發布的一篇科學博客文章記錄了詳細的情況。為助力全球環境治理、并供我國學者了解最新研究動態信息，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編編譯分享信息如下，供感興趣的讀者們參閱。

▲上圖：科研人員正在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附近海域為鯨類佩戴了電子標簽，以研究人類活動及環境干擾對其行為的影響。圖中上方為特內里費島（Tenerife）西南部的兩頭短肢領航鯨，下方為埃爾耶羅島（El Hierro）西南海域的兩頭柏氏中喙鯨。鯨魚背部用吸盤固定的裝置名為數字聲學記錄標簽（DTAG），這種集成設備能夠實時記錄海洋環境參數（如深度、壓力、溫度、磁場）以及生物學指標（如游泳速度、心率、回聲定位發聲）。該研究項目由西班牙拉古納大學的納塔查·阿吉拉爾·德索托（Natacha Aguilar de Soto）領導，旨在通過高精度數據評估水下噪聲對深潛鯨類的生存壓力。圖源：O. Marín Delgado & C. Yzoard /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

研究人員利用水下麥克風，向北瓶鼻鯨（Northern bottlenose whale）、大翅鯨（Humpback whale，也叫座頭鯨）、長肢領航鯨（Long-finned pilot whale）和抹香鯨（Sperm whale）播放了虎鯨的叫聲、以及海軍聲吶信號。實驗期間，受試的43頭鯨魚背部被貼上了帶有吸盤的電子記錄儀（DTAG），以監測其運動軌跡和發聲情況。

數據分析顯示，人為產生的機械聲吶與捕食者的叫聲，對鯨類產生了驚人相似的影響。在聽到這些聲音后，所有受試物種的覓食時間均大幅縮短。其中，北瓶鼻鯨完全停止了覓食，大翅鯨、長肢領航鯨的覓食時間減少了約75%，抹香鯨則減少了一半。這意味著，盡管海軍聲吶本身并無捕食意圖，但在鯨類眼中，它模擬了危險的聲學特征，誘發了其本能的逃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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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在北大西洋挪威海域，受天敵聲音及海軍聲吶干擾而改變行為的四種典型鯨類。圖示從上至下依次為：一頭抹香鯨、兩頭大翅鯨、四頭長肢領航鯨、以及五頭北瓶鼻鯨，畫面中還包括海洋調查船“斯維德魯普二號”（Sverdrup II）。部分鯨魚背部佩戴有數字記錄儀，用于實時監測其深潛期間的位移與發聲變化。該研究旨在呼吁國際海事組織（IMO）及各國決策者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法規，以嚴格管控海洋噪聲污染。圖源：P. Miller提供；攝影：J. Bort, L. Kleivane, S. Isojunno和P. Wensveen

不同物種應對威脅的策略各異。像抹香鯨和領航鯨這類體型巨大、或傾向于集群活動的物種，受到的干擾相對較小一點。而缺乏社交防御手段的北瓶鼻鯨等喙鯨（Beaked whales），則主要依靠隱身策略生存。它們在淺水區保持沉默；在深潛上升時，也選擇斜向滑翔、而非垂直上升，以避開上方可能巡弋的虎鯨。雖然這種防御性行為會讓喙鯨損失約30%的覓食時間，但能將生存概率提高到90%以上。

不過，當強大的海軍聲吶介入時，喙鯨會因極度的壓力產生生理應激。研究認為，這種強烈的應激反應是導致全球多地喙鯨集體擱淺的重要原因。

以加那利群島為例，1990~2004年間，當地發生多次喙鯨大規模擱淺，且均與涉及聲吶的海軍演習在時間上吻合。病理學研究發現，這些擱淺的鯨魚體內出現了因氣體栓塞（Gas embolisms）導致的多器官出血。為此，當地于2004年頒布了暫停在相關海域使用海軍聲吶的禁令。此后，該地區再未記錄到非典型的喙鯨集體擱淺，證明了管控噪聲的有效性。

噪聲本質上也是一種污染。與酸化、塑料或化學污染不同，噪聲污染通常有明確的來源，如船舶、鉆井平臺或風電場。管理噪聲污染相對直接，但由于聲音在水中傳播的速度更快、距離更遠，其影響范圍廣及浮游生物到大型鯨類，甚至波及漁業和旅游業。

目前，國際社會正逐漸將“污染者付費”原則引入噪聲管理領域，更理想的方案是從源頭預防。例如，國際海事組織（IMO）近期針對溫室氣體排放制定的法規，通過限制全球船隊的航速，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時，也有效減少了水下噪聲干擾，并降低了船舶撞擊海洋生物的風險。保護海洋生物的聽覺環境，已成為現代海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感興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讀者可以參看該研究的全文：
Herrando-Pérez, S., & Aguilar de Soto, N. (2026, April 10). Sound can pollute the sea. Conservation Bytes. https://conservationbytes.com/2026/04/10/when-noise-signals-danger/

海洋噪音污染

在1950年代之前，人類普遍認為深海是一個近乎死寂的世界，著名的海洋學家雅克-伊夫·庫斯托甚至將其稱為“寂靜的世界”。但后來，隨著冷戰時期反潛技術的競賽、商業航運的全球化以及近海能源開發的爆炸式增長，人類對海洋聲景的認知經歷了從無視到警覺的巨變。

▲上圖：擱淺的鯨魚。創作于1918年的一幅水彩畫，藝術家：Edwin Clay Blair，現藏于大英圖書館

科學界對海洋噪聲問題的正式關注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1年，研究人員佩恩（Payne）和韋伯（Webb）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首次量化了大型船舶產生的低頻噪聲如何大幅縮減大型須鯨的通信范圍。這一發現打破了“海洋噪聲是局部問題”的認知，揭示了噪聲污染在全球尺度上的潛在影響。

真正讓該議題進入公眾、決策者視野的轉折點，是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發生的一系列極具沖擊力的集體擱淺事件。1996年，在希臘海域、2000年巴哈馬海域以及2002年加那利群島，多次發生了喙鯨集體死亡事件。病理學研究證實，這些死亡與鄰近海域進行的海軍主動聲吶（active sonar）演習有直接關聯。這些極端的生物悲劇促使生物學家、環境法學者和政府機構開始嚴肅審視人為噪聲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威脅。

進入21世紀后，法律和政策層面的重視開始提速。2004年，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吁成員國限制海軍聲吶的使用；同年，西班牙在加那利群島實施了具有示范意義的聲吶禁令。2008年，歐盟通過了《海洋戰略框架指令》（MSFD），首次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將“水下噪聲”列為衡量海洋健康狀態的11項指標之一。這一舉措標志著海洋噪聲正式從“科學假說”轉變為“法律監管對象”。

在國際治理層面，國際海事組織（IMO）在2014年發布了減少商業船舶水下噪聲的非強制性指南，標志著全球航運業開始正面回應這一問題。2023年，聯合國達成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協定》（BBNJ協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公海人為噪聲的監管預期，明確要求在環境影響評估中納入噪聲污染因素。

時至今日，人類對海洋噪聲的重視已不再局限于對瀕危物種的救助。科學研究顯示，從微小的浮游生物到龐大的藍鯨，噪聲干擾會導致物種改變遷徙路徑、降低授精率、甚至因慢性壓力損害免疫系統。人類終于意識到，一個健康的海洋不光是看水質，還包括它是不是一個相對寧靜的聲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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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02年6月30日，美國馬薩諸塞州科德角（Cape Cod）海岸發生的大規模領航鯨（當時常被稱為“黑魚”，Blackfish）擱淺事件。圖源：NOAA

【參考資料】
When noise signals danger (2026-4-10)
by Salvador Herrando-Pérez & Natacha Aguilar de Soto
https://conservationbytes.com/2026/04/10/when-noise-signals-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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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 | Herrando-Pérez, S., & Aguilar de Soto, N. (2026, April 10)

編譯 | 王海詩

排版 | 盧曉雨

時間 | 2026年4月

歡迎投稿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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