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事故四十周年｜文學視角下人與歷史的沉重對話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58秒——位于當時屬于蘇聯的烏克蘭北部邊境上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發生重大事故，失控的核反應堆把混凝土頂蓋轟上了天，瞬間如同火山噴發般，無數的放射粒子沖上云端，天空呈現出了詭異的色彩。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人類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日本福島核事故位居第二），其產生污染之嚴重、波及范圍之廣，通過后來大量的紀錄片、書籍、影視改編而深入人心。

2016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到訪上海市作家協會

2016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第二次來到中國，前一年她剛剛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到訪上海作協，與諸多中國作家交流，這位諾獎作家身上沒有一點架子，說話也并不端著，給剛剛開始工作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國人對她的作品還相對陌生——蘇聯、冷戰、核事故……“記憶算不上知識，只不過是自我感覺。”（《切爾諾貝利的祭禱》）諾獎帶來的光環，后來迅速提升了作家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和銷量，但最終將阿列克謝耶維奇和切爾諾貝利深度綁定的，是文學視角下人與歷史的沉重對話，抑或是在無垠的求知之海上永恒的詰問。

2019年，美英合拍的電視劇《切爾諾貝利》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熱議，就這部影視作品而言，彈幕、評論往往比本身更值得玩味。持不同立場、觀點的觀眾們唇槍舌劍，在知乎、豆瓣等一眾平臺上聚訟不休，撇開那些純粹的情緒發泄，更多的是旁征博引的針鋒相對，每一個節點、每一條史料都可以解讀出完全不同的面向、意味。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著作《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二手時間》常被雙方拿來印證各自的觀點。

試圖回到核事故現場的路充滿了荊棘，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普里季皮亞的土地上荒草凄凄，大自然的修復力驚人，無人機視角下各種動物開始自由馳騁，核電站的建筑廢墟矗立期間，但距離這片土地“可供人類居住”還需要800多年。

《切爾諾貝利》劇中，客觀地反映了核事故之后的一段時間里，當時的蘇聯以超強的動員能力、組織紀律性在空前的可怕災難面前，付出巨大的犧牲所做的亡羊補牢。這不由讓人想起《堆芯熔毀》一書中2011年福島核事故的場景，日本政府內閣外行指導內行，應急狀態的失靈，坐失解決危機的最佳時機，最終選擇將海量核廢水排入太平洋。

我們無法將切爾諾貝利、福島以及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紀實文學看成是一種特定故事，我們或許可以用獵奇的角度觀看《切爾諾貝利》劇中那些驚悚放射病妝造，但是人類無法回避核這一蘊藏能量與毀滅的終極問題。猶如諾蘭鏡頭下的《奧本海默》，這位與原子彈高度捆綁的科學家準備發表勝利演講，也就是在演講前不久，美軍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扔下了原子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在群僚們的歡呼中，“三位一體”的實際負責人準備演講，一瞬間他陷入了失焦與迷狂，蘑菇云令人眩目的光、無數人死亡前的驚呼、核擴散所帶來的恐懼，科學理論、國家利益以及作為人類的底層良知，反復的沖擊、鞭笞著科學家的神經，奧本海默的結局似乎已經注定，打開潘多拉魔盒的人，開啟的似乎是一道地獄之門，如同古印度《羅摩衍那》中的詩句，“我們要為死亡做準備，亦或是踏上偉大的征程”。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采訪對象并不是切爾諾貝利事故“震中”的那些人，白俄羅斯當時主要以農業為核心，它并不曾擁有一座核電站，但是隨著核事故的爆發，白俄羅斯及其國民反而承受了超額的痛苦。白俄《人民報》在切爾諾貝利十周年之際的這段話，令人唏噓——“所有人都知道切爾諾貝利，卻僅與烏克蘭和俄羅斯相關。我們還應介紹一下自己……”當記者的筆、攝像師的鏡頭聚焦在核電站、蘇共中央以及前赴后繼的消防員、軍人、礦工身上時，白俄羅斯人的遭遇無人問津，在主流媒體的縫隙中，文學滋生，紀實文學、非虛構的意義對于自覺書寫的阿列克謝耶維奇或許并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她只是去了、寫了，于是人和故事被留下了，人們得以回望，得以在獵奇之外獲得新的視角。

《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一書的譯者孫越，在譯后記中這樣寫道：“作者站在蘇聯的廢墟上，環顧四周，發現所謂的精神自由僅僅是廣場的狂歡，其實生活處處是死一般的凋敝。人們朝思暮想的那朵自由之花，只在幻覺或錯覺中綻放過。”

紀錄片《切爾諾貝利的哀鳴》海報

根據資料，就連造成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緣由，也可能是一種“幻覺”，一場空前的災難讓防微杜漸的假想敵作戰成為笑柄，但是輕慢的嘲笑無助于理解那個時代的緊張。一位被疏散的白俄羅斯人如是說道，在軍警開始強行疏散他們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戰爭來了，我們要和美國、中國作戰了……”冷戰的末尾，是核威懾下的如履薄冰，大國之間的爭端一觸即發，如白俄羅斯這樣的小國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更不用提對核事故一無所知的人民。紀錄片《切爾諾貝利的哀鳴》中有一個細節，直到1986年5月1日，烏克蘭基輔的市民們仍不知道北方的核事故，此時擴散的放射粒子早已飄散到基輔上空，而當地居民仍舊盛大地慶祝了五一勞動節，無數的孩子高舉鮮花，他們無一例外地暴露在“放射雨”中……

瞞報、推諉、僵化、無知，后世很容易用這些詞匯，對業已蓋棺論定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再釘上一枚屬于自己的銳評。事故所造成的教訓，被寫入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指導手冊，原則上超過一定等級的核泄漏、核事故必須向國際公開。然而，福島滔天的海嘯，不斷排放的核廢水，東日本電力公司明知地質風險仍舊開發核電站的行為，以及英國塞拉菲爾德核電站瞞報多年的核泄漏等等，證明在摸索、管束人類自身行為的道路上，沒有國別的限制，也沒有道德的防波堤，有的僅僅是不斷地重復當時的驚恐、無措，僅僅是人類再為自己的愚行添上一筆無法承擔的負債。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受訪者多次提到了一個職業——養蜂人。許多白俄羅斯的民眾，還是從這些人嘴里，第一次得知事故的嚴重性。蜜蜂、蚯蚓不見了，牛羊們擠出的奶無法再做成奶酪，軍警開始撲殺禽類甚至連貓狗也不放過。“誰在地球上生活得最安穩、最長久——我們還是它們？”就如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嘆息：“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里，意識卻存在另一個世界。現實的逃離，它容不下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