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所長誘騙未成年人吸毒：比個人作惡更可怕的是逼人作惡的機制

這兩天，一份公開的判決書刷屏了。不是因為案情有多復雜，而是因為它荒唐到讓人匪夷所思。

某地一位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為了完成“查處任務”，找到了社會人員徐某，想讓對方提供涉毒線索。徐某找不到線索，倒是出了一個“餿主意”——馬某提供含新型毒品的電子煙，徐某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賓館吸食，然后馬某帶隊“神兵天降”，一舉查獲。

如此“完美”的計劃最終還是露了餡。最終，馬某因犯欺騙他人吸毒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另有3名涉案社會人員也一同獲刑。

這起案件最讓人不寒而栗的，不是副所長知法犯法，而是他犯罪的動機——居然是為了“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四個字，成了毒害未成年人的通行證

我們常說，有什么樣的考核，就有什么樣的行為。當一個地方的執法考核機制出了問題，基層執法人員的行為就會被扭曲。

這位副所長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更不是不明白誘騙未成年人吸毒的后果。但在他眼里，“完成任務”比孩子們的安危更重要。這不是一個人的墮落，而是一套機制的失敗。

抓毒的工作，本質上是遏制毒品蔓延、保護人民群眾免受毒品侵害。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一個轄區內的涉毒問題越來越少，吸毒人員越來越少，恰恰說明工作做得出色，老百姓生活得更安全。

可荒唐的考核邏輯不這么看。它不管轄區實際情況如何，只管你有沒有完成任務數字。沒發現線索？那就意味著你工作不努力、不作為。沒有抓到人？那就說明你能力不行、態度有問題。

于是，一個荒誕的悖論出現了：為了證明自己干得好，你必須制造出問題；為了完成任務，你必須先制造出犯罪。

這不是在執法，這是在“養案”，是在教人作惡。

荒唐的KPI，正在把各行各業逼上梁山

類似的問題，絕非個例。

就在前不久，某省被曝出招商引資數據造假的問題，一個縣就能虛報77億元，全省加起來更是天文數字。這些虛高的數字是下面吹出來的嗎？恐怕不是，而是上面壓出來的、考出來的。

前幾年，北方某縣級市專門下發文件，給各部門下達罰款任務，67天內向2443家企業罰款高達6700萬元。罰款不是為了規范市場秩序、維護公平正義，而是為了完成財政創收指標。

當考核指標脫離了實際、違背了規律，就會變成一把扭曲行為的利刃。上面壓任務，下面想辦法——既然老老實實干完不成，那就只能造假、只能走歪路。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覺得自己是壞人。副所長覺得他在完成工作，招商引資的干部覺得他在為地方發展努力，罰款的部門覺得他們在執行上級指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沒得選，每個人都在荒誕的機制里扮演著荒誕的角色。

可問題是，那些被誘騙吸毒的未成年人呢？那些被虛報的數字掩蓋的真實情況呢？那些被亂罰的企業呢？

惡的機制不除，什么荒唐事都可能發生

一個副所長被判刑，不是問題的終點，而是一個警醒的起點。

個體的惡，我們可以通過法律來懲治。但機制性的惡，如果不從根本上反思和糾正，就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下一個“馬某”，下一個為了完成任務不擇手段的人。

我們需要認真問一問：抓毒的任務是根據什么標準制定的？有沒有考慮過轄區實際情況？那些完不成的任務，背后是因為工作不力，還是因為本來就沒有那么多毒可抓？其他地方的執法人員又是怎樣完成任務的？是不是還有更多看不見的“馬某”？

同樣，招商引資的任務是誰定下的？一個縣77億的虛報，難道上級部門真的毫不知情嗎？罰款任務的文件是如何出臺的？那些簽字下發文件的領導，有沒有為此承擔過責任？

考核不是越多越好、越嚴越好，更不是單向施壓、不問實際。好的考核機制應該調動積極性、推動工作落實，而不是把人逼到墻角的“催命符”。如果一項任務只能通過造假、違法才能完成，那這項任務本身就出了問題。

讓作惡的機制壽終正寢

副所長馬某被判了五年，這是他應得的懲罰。但比追究個人責任更重要的，是讓那個逼他走上犯罪道路的考核機制也一起“壽終正寢”。

我們需要建立的是科學的、符合實際的評價體系。在一個轄區，如果涉毒問題越來越少，即便一個都沒抓到，也應該是優秀；如果因為工作扎實，轄區治安持續向好，各類案件逐年下降，那就是最大的成績，而不是“任務完成得不好”。

否則，今天逼出一個誘騙未成年人吸毒的副所長，明天就可能逼出更多的“馬某”。到那時，什么離譜的事都不奇怪了。

因為惡的機制下，必然會把正常變成極不正常，進而戕害人性的良善，破壞社會的底線。

所以，與其追問“誰在造假”、“誰在作惡”，不如追問：是誰在逼人造假？是誰在掩耳盜鈴？是誰設計了這些荒唐的KPI，然后假裝不知道下面會怎么應對？

這些問題不回答，類似的荒誕劇，還會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