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史 | 賈國良的家國六十年與護心路：把命運刻進時代洪流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由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心血管醫學博物館位于蘇州金雞湖畔，本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根據采訪內容和既往資料整理而成

全文共約 10000 字，閱讀約需要20分鐘

編者按：坐在賈國良教授對面，聽他平靜地講述著自己的一生，我不止一次地出了神。在他波瀾不驚的敘述中，我看到了一條極其清晰而悲壯的脈絡——他個人的命運、家族命運，始終與國家的命運死死地咬合、緊緊地交織在一起。

從戰亂中流亡求生的裁縫之子，到百廢待興懷揣“工業興邦”理想的熱血青年；從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保家衛國而穿上軍裝的邊防軍醫，再到極其匱乏的條件下為中國心血管介入技術蹚出一條生路的拓荒者。賈教授每一次人生的抉擇，既是普通人在逆境中的苦苦掙扎，更是那個時代國家積貧積弱、奮力突圍的真實投影。

但，他身上，我卻沒有看到絲毫對苦難的抱怨與慌亂，時代給了他什么條件，他就用什么條件去搏擊死神。想起了《人民日報》里的一句話：“山高水長，怕什么來不及，慌什么到不了�！�賈教授的六十載醫路春秋，便是對這份從容的詮釋。

采訪者：賈教授，您好，我們知道您從小在新疆長大，全家曾靠母親的一個裁縫鋪維持生計。那個年代的艱苦，是否有家庭因素塑造了您堅毅的性格？

賈國良：我是土生土長的新疆烏魯木齊市人，但是我的祖籍其實是在河北河間，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父親，他這一輩子，就像是一片被時代風暴中裹挾的落葉，根本由不得自己。

1900年我父親出生在河北河間，當年那里盡是泛著白霜的鹽堿地，土里刨不出活命的口糧，實在走投無路，我祖父便帶著剛滿九歲的父親，踏上了闖關東的漫漫長路。九歲，現在的孩子還在父母懷里撒嬌，但我父親卻已經跟著大人，一腳踏進了暗無天日的撫順煤礦，一個九歲的孩子能做點什么呢？也就只能跟著大人后面撿撿煤渣。

后來因為日本高壓統治1，煤礦發生了暴動，但隨即便遭到了日本人的殘酷鎮壓和殘殺，我父親因為個子小，跑得快，逃出了撫順，一路跑進了長白山。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他加入了一些小規模的抗日武裝，跟著隊伍在林海雪原里打游擊。后來的事情，大家也知道，東北抗日武裝被打散，父親逃到了沙俄2境內。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就這么頂著風雪，穿過漫長苦寒的西伯利亞，一直流亡到了莫斯科一帶。

命運的荒誕就在這里，后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批流亡的中國人，竟然被俄國政府強征，送上了歐洲的絞肉機戰場。一個從河北逃荒出來的煤礦童工，竟然在異國他鄉的戰壕里九死一生。

從現在的視角去看當時的父親，那是一個被遺忘的人。

這一漂泊，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37年，當時已經是蘇聯3政府了，才想到把這批流亡的勞工和老兵集結起來，準備經由新疆送回延安。后來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阻攔，父親便留在了烏魯木齊。

那時候他已經三十多歲了，大半輩子都在挖煤、逃亡、打仗。家鄉是回不去了，為了在異鄉活下去，他只能去拜師學藝，捏起了一根小小的縫衣針，當起了裁縫，也正是在這時期遇到了同鄉的母親。

我母親也是河北河間人，當年外祖父的祖輩們因參加義和團4被清政府鎮壓，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便一路挑著擔子逃難到新疆，因為都是同鄉，加上有些遠房親戚的淵源，我母親就嫁給了我父親，1943年有了我，家里一共六個孩子。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個在時代洪流、國家命運里跌宕了大半生的普通人，一個為了“活下去”拼盡全力的人。是否是那段艱苦的歲月和家庭因素塑造了我的性格？

我想，這就是答案了。

采訪者：您父親漂泊半生，好不容易在新疆扎了根，但一間小小的裁縫鋪要拉扯大六個孩子，您的求學之路一定走得非常艱辛吧？

賈國良：原本以為扎了根就能安生，可命運并沒有輕易放過我們。1949年，新疆解放的前夕，國民黨的一個連級軍官來做衣服，對方不僅賴賬，還把我父親毒打了一頓，沒一年就撒手人寰了。

那年，我才六歲。家里唯一的頂梁柱轟然倒塌，所有的生存重壓都砸在了我母親的肩上。

到了1950年底新疆全部解放，我開始在烏魯木齊的一個郊區小學上學。新疆天亮得晚，每天早晨六點，天還黑沉沉的，我就得從被窩里爬起來去挑水。水源離家三百多米，為了讓一大家子人有水喝、有水洗衣服，還要喂養家里的豬和牛馬，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動地要挑五擔水。

干完這些活兒差不多也九點了，連口氣都喘不上，抓起書包就開始往五公里外的小學跑，大約要跑1個小時。可即使這樣，也常常會遲到個五到十分鐘。每天光在路上就得跑二個多小時。

“從小的鍛煉，反倒給我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身體基礎，你看現在除了膝蓋去年扭傷了，其他都挺好的�！保ㄐφf）

在那種窮得叮當響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剛解放沒多久，抗美援朝5的戰火燃起，全國上下都在為前線捐獻物資。那時候我才剛記事，不懂什么大道理，只覺得國家有難，每個人都要出手幫忙，就趁我媽不在，把家里做飯的鐵鍋和鐵鏟全拿去捐到了學校。我媽回來發現連飯都做不成了，急得跑到學校又給討了回來。現在聽起來像個笑話，但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再窮的底層老百姓，哪怕連飯都吃不上，心里也裝著新中國的命運。

我們家受了太多苦，而老師天天在課堂上講，國家積貧積弱，只有發展強大的工業，才不會在世界上受欺負。那時的我忽然在困苦中覺醒了：我們一家的苦難，和這個國家的弱小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從不喊苦，我只能拼了命地學。課間操別人在操場上玩，我就追著老師問問題；當天的作業，我一定在學校里全部寫完，老師批改全對了，我才安心跑回家。正是這股勁頭，讓我從小學到高中一路保送，高中還拿了獎學金。

采訪者：您剛才提到了工業興國、實業報國，理工專業也是您的夢想，但后來為什么選擇了從醫這條路呢？

賈國良：那是1963年，國家剛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經濟形勢非常差。我的數理化成績名列前茅，高考分數出來后，成績排在了新疆前三名。我高中的班主任是北大物理系的，他對我說：“賈國良，你的數學和理化底子這么好，去搞無線電、半導體這些東西，將來是決定中國工業起步的關鍵硬實力�！蔽冶銏罅饲迦A大學6的無線電電子系。

巧的是，那一年第四軍醫大學7是第一屆在新疆招生，他們是提前批次提檔錄取。軍校招生辦看我的政審檔案——父親是抗日流亡老兵，家里是貧農，屬于“根正苗紅”，當即決定優先錄取我。

圖1 第四軍醫大學歷史沿革流程圖

說實話，我是猶豫的，學醫也就是治病救人，和工業興邦的愿景相比有點渺小，而且當時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也到我手上了。

但最終促使我改變主意去軍醫大學的，有兩個現實和深刻的原因：第一，是家庭的經濟負擔。去北京上大學，我連路費都湊不齊。那時候上地方大學每個月至少要6-8塊錢伙食費，我家就幾畝地，靠養雞賣雞蛋換錢，一毛錢能買三四個雞蛋，要湊夠8塊錢，得養多少只雞？家里根本負擔不起。而上軍校，衣食住行全包，是供給制，每個月還能發6塊錢的津貼，這不僅解決了我的生存問題，還能給家里一點補貼。

第二，是軍人的榮譽感。受抗美援朝的教育，我覺得當兵保家衛國是非常光榮的。招生老師勸我說，中美、中日關系還很緊張，臺灣也還沒收回來，軍隊需要醫生，學醫同樣是為國家服務，同樣可以報效祖國。

進入軍校半年后，我的思想慢慢穩定下來了。我覺得學啥都是國家需要，只要國家需要，我就應該去學，還必須學好。醫生或許不是救國的槍炮，但也能做救人的微光。

文革期間我特意跑去清華園看了一眼，也算是和自己的理工夢想告別了，覺得這輩子學醫，也不遺憾了。

采訪者：帶著這份在軍校中沉淀下的覺悟，您畢業后是直接來到了西京醫院開始工作的嗎？

賈國良：不是的，1968年畢業，正趕上“上山下鄉”運動8，我在軍校里一直當班長，身體底子又是最好的，分配的時候我就說，既然要去，那我就去最苦、最缺醫生的邊疆。

圖2 賈國良教授（前排左一）與戰友合影·AI照片修復

上級把我分到了新疆南疆塔什庫爾干縣9的一個叫阿然保呆的邊防站，位于海拔4300米的帕米爾高原上，一個和塔吉克斯坦相臨的邊防站。當時那里是不通公路的。我背著一箱子醫學書和簡單的行李，騎在一頭駱駝上，沿著懸崖邊只有半腳寬的羊腸小道上，現在想想都后怕，根本不敢往下看，整整顛簸了六個半小時才進去。下駱駝的時候，全身骨頭都像散了架一樣，痛了兩天。

在那兒，一年得有半年的時間是大雪封山，雪一下就是兩三米厚，早晨推開門，兩邊全是高高的雪墻，人在里面走就像鉆地道。邊防戰士是真的很辛苦，他們吃不到青菜，只能吃牛肉罐頭和水果罐頭代替，很多人指甲都翻起了、裂著血口子。我還經歷過一次雪崩，巡邏時連人帶馬掉進了兩米多深的雪坑里，啥也看不見，我是順手死死拽住馬尾巴，馬一掙扎跳出來，才把我帶了上去，撿回了一條命。

對我觸動最深的是1969年在喀喇昆侖山那次救援。我們在海拔5380米的阿克賽欽地區的天文點防區，這個防區共有五個哨所，包括河尾灘、5908、5243、天文點和神仙灣。當時剛換防上去的一個加強連190多個戰士，結果有六十多個發生了高原反應，三十多個高原昏迷，十幾個并發了急性的高原肺水腫。那是一種缺氧性心衰，如果持續缺氧就會造成死亡。

上面急電求援，必須要一個身體好、懂急救的醫生上去。我帶著氧氣和急救藥，兩個司機倒班開著吉普車，在冰天雪地里狂奔了三天兩夜，翻越了兩個5000多米的山，趕了1300多公里路才沖上陣地。

一上去，我自己也頭痛得像腦袋要炸裂開一樣。但我一分鐘都不敢耽擱，守在床邊給戰士們吸氧、推高滲糖脫水。我整整熬了七天，把絕大部分戰士都救回來了。

可是，還是有一個19歲、剛當了兩年兵的小戰士，因為肺水腫實在太重，沒能熬過去，犧牲了。作為一個軍醫，眼睜睜看著那么年輕的戰友，上一秒還鮮活的生命，下一秒就憋死在極度缺氧的病床上，那種自責和痛心，記憶猶新。也是在這一年的努力工作中，我榮立個人三等功，并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在風雪哨卡的這段日子，激發了我一定要當個好醫生的決心。因為我知道，在那種生死關頭，有沒有一個技術過硬的軍醫在場，決定了戰友能不能活下去。

救活了戰友，部隊才有戰斗力。

采訪者：您帶著邊防的淬煉來到了西京醫院，當時是怎么來到心內科的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介入心臟病學迸發出許多里程碑事件，您能講講那些年的拓荒經歷嗎？

賈國良：大概是1974年左右，作為一個部隊基層工作的軍醫我得到了部隊的推薦選擇了精進醫學專業的機會，我說“我學醫這么多年了，我還是很想當個能救命的好醫生�！�便回到了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10，當時還是叫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圖3 50年代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西京醫院）照片

圖4 1984年，為適應改革開放和對外交流需要，經總后批準，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對外稱西京醫院。

后來，我就被當時的牟善初11主任要到了心內科，最開始是跟著我的導師鄭笑蓮12教授后面給先心病患者做右心導管檢查，主要是為了選擇適合心外科可以根治的手術病人。

在70-80年的心內科，對冠心病幾乎是束手無策的。如果血管堵得嚴重了，只能送去外科開胸搭橋，但當時國內各家醫院的搭橋技術還不過關，用句最殘酷的話說，叫“死的比活的多”。冠心病對我們內科醫生來說，就是一個絕對的“生命禁區”。

到了70年代末，國際上1977年Gruentzig醫生已經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PTCA（經皮腔內冠狀動脈成形術）。而我們對冠脈一竅不通，覺得非常神秘，只能拿著國外買來的幾根導管對著說明書瞎琢磨。

圖5 1975年Gruentzig醫生參加AHA會議，在壁報區描述冠狀動脈狹窄的實驗性經皮擴張。

事情的轉折出現在1984年。

那一年5月份，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美籍華人劉賜江13教授回國，他不僅帶回了國外的先進理念和技術，更關鍵的是，他帶回了真正的冠狀動脈造影導管和相關的一些器材，并在我們西京醫院指導完成了第一例冠狀動脈造影和PTCA。

圖6 劉賜江教授（前排左五）與西京醫院醫務人員合影。站在劉錫江教授身后被擋住半邊面容的是鄭笑蓮教授

那個年代沒有支架，我們也很害怕出現血管閉塞、夾層等并發癥，所以我們做手術的適應癥苛刻到了極點：血管的狹窄長度必須在10mm以下，必須是同心圓病變，絕不能有鈣化，還得是孤立的病變。我們從1984年5月到1985年5月做了100多例冠狀動脈造影，最后扒來算去，只有3個病人勉強符合條件。

1985年5月，鄭笑蓮教授在我和李蘭蓀教授共同努力下，我們一起完成了3例PTCA。

剛手術時，壓力泵可不敢多打，第一次只敢打4個大氣壓，然后放松，再重復2-5次，每次壓力逐漸加大，避免出現血管撕裂等并發癥，通過反復造影擴張前后分別測量原狹窄血管的內徑觀察療效。

手術的成功給了我們巨大的信心，次年，也就是1986年，我們立刻將這幾例來之不易的手術經驗總結成文，率先在國內的《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上發表了該術式的經驗和病例報告，毫無保留地把這點“火種”分享給全國的同仁。

圖7 國內中國術者完成PTCA術的首次登刊報道

鄭笑蓮等.經皮穿刺冠狀動脈腔內成形術.中華心血管病雜志.1986;14(3):129

采訪者：初期探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也知道鄭笑蓮教授不久后就病重了，這件事對您選擇堅守介入領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賈國良：鄭教授是我的老師，1985年做完那幾例手術后，她便去美國加州大學進修。到了1986年3月，她突然覺得腿疼，一查竟然是小細胞肺癌骨轉移。她是因為常年做造影，受到大量的射線輻射，損傷了免疫系統才得的腫瘤。

她回國后，很快就不行了。1987年的清明節那天，她去世了。就在她去世前，我去看她時她拉著我的手對我說：“賈醫生，你跟我這么多年了，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冠脈做下去。我知道困難很大，但你一定要堅持，不要因為我得了腫瘤而退縮�！�

我對她說：“我不怕這個，我一定努力把它做好�！�

既然師父把我領進了門，她用生命鋪了路，我無論如何都要把這條路走下去，這就是我一輩子的執念。

采訪者：可是在那個連導管都重復使用的年代，不可能每次介入手術都會順利結束，面對更復雜、更兇險的心臟急癥，您是如何面對的？

賈國良：那時候不僅器材差，技術也遇到瓶頸。我記得是1986年，急診送來了一位急性前壁心肌梗死的患者，情況極其兇險，血流動力學已經不穩定了。造影一看，前降支從開口處就完全閉塞了，一點血流都過不去。當時鄭笑蓮教授已經遠在美國進修了，而我翻遍了整個導管室，竟然連一根能用來做擴張的球囊都沒有。

人眼看就要不行了，怎么辦？

當時，我憑著平時私下里啃外文資料摳出來的一點知識，做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給患者打尿激酶，直接進行冠脈溶栓。周圍的老師和同事都充滿了質疑，因為這在當時風險太大了，稍有不慎就是大出血或者不可逆的惡化。但我頂著巨大的壓力，硬是推了90萬單位的尿激酶進去。

藥推進去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等了十幾分鐘，血管才通暢了，我長舒一口氣。不過這次讓我意識到，我必須去學真正的先進技術。

這次是僥幸，光靠在這間簡陋的導管室里摸黑過河，早晚會撞得頭破血流。

圖8 90年代賈國良教授（前排左二）參加首屆急性心肌閉塞溶栓治療協作會

圖9 1987年賈國良教授在《中華醫學雜志》發表PTCR治療AMI病例

賈國良,李蘭蓀,錢學賢,等. 冠狀動脈內溶栓術治療急性心肌梗塞（附三例報告） : [J]. 中華醫學雜志,1987,67(07)：363-365.

1975年，我剛從新疆軍區步兵六師醫院被調回西京醫院。受“文革”的沖擊，科里的人才斷層非常嚴重，文革前入學的年輕醫生一個都沒留下來。當時科室的主力，全靠六位1949到1951年間畢業的老前輩，外加一位1956年入學、畢業留校的醫生硬撐著。到了1969年，科里又有一位骨干被調去了廣州的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人手就更緊缺了。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抽不出人脫產去外語學院專門學英語�？墒俏覀兊墓诿}技術已經落后很多，派人出國深造、把先進技術直接學回來，是一條必須走的“捷徑”。

語言關便是第一道關卡。

我大學學的是俄語，我當時也很清楚蘇聯在在冠脈介入上已經落后了，同時我國和蘇聯的關系很僵，我從1975年下半年開始考慮去日本學習，于是我就去報了個夜校從最基礎的“五十音14”開始學起。

那幾年我學得極苦，白天要管病房、做導管，晚上回來就抱著厚厚的日文醫學書死記硬背。每天晚上背到凌晨一點，早上五點就得醒，一天只睡4個多小時，期間甚至還得了抑郁癥。

但我硬是靠著這種笨辦法，自學了三年。最終在1988年經WHO考核，在1989年我被推薦，拿到日本的笹川醫學獎學金，踏上了去日本兵庫縣尼崎醫院15的進修之路。

圖10 1989年賈國良教授獲得笹川醫學獎學金

在日本這一年，導師看我基礎扎實，經過多次實地考核和考試，日本厚勞省16給了我臨時執照，讓我可以參與各種手術，在導師指導下做了600多例冠脈造影�？梢坏┥婕暗秸嬲腜TCA手術，導師就變得極其謹慎，我只能參與送導絲、送球囊操作，最關鍵的給球囊加壓的壓力控制，全捏在導師手里，不敢給我碰。盡管如此，這一年，我徹底掌握了介入手術的操作手感，也讓我見識到了心臟急癥爆發時的兇險和搶救流程。

采訪者：1990年您學成回國時，當時國內的導管室，沒有支架，沒有現在的雙抗藥物，這種巨大的心理壓力您是如何承受的？

賈國良：1990年剛回國的時候，全國真正在做這項技術的，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北京的朱國英17教授、高潤霖院士、呂樹錚教授、郭靜宣教授，上海的沈衛峰教授等等。

圖11 賈國良教授（右一）與高潤霖院士（左一）、朱國英教授（左三）合影

沒有支架、沒有雙抗、沒有灌注球囊等等，很多器械都是缺失的，這在今天看來是無法想象的。我們只能用球囊硬生生地把狹窄的血管擴開。但這就像是強行撐開一條老化的脆橡膠管，血管的內膜極容易被撕裂。一旦撕裂后的內膜脫落，瞬間就會把剛剛擴開的血流再次死死堵住，造成急性閉塞。

我記得有個病人，擴完以后突然閉塞，我趕緊把球囊抽掉，再造影，發現全堵了；再拿導絲進去帶球囊擴，來回弄了六七次，根本毫無辦法，反復閉塞。

那次是真的被逼到了絕境，只能想“土辦法”。我找來一根普通的右心導管，拿最粗的九號針頭，在導管上生生扎出好幾個洞，然后把這根管子順著鋼絲放到血管遠端去，試圖靠那幾個小孔維持哪怕一絲絲的血流灌注來維持患者生命體征。

后來，還是朱國英教授看我太艱難了，她當時手里有三根極其珍貴的進口灌注球囊，硬是勻給了我一根。從1990年到1992年，那唯一的一根灌注球囊，成了我手里搶救急性閉塞病人的“救命稻草”。

即便如此，我曾遇到一個單支病變的患者，球囊擴完后血管閉了，我用那根灌注球囊在里面足足撐了三天。可是一拔掉球囊，血管馬上又堵死。沒辦法，只能緊急送去開胸搭橋，結果橋沒搭好，病人就死了。

那種無力感，會把人吞噬。

你問我怎么承受的？

實話說，承受不了。

那時候我每天做完手術回到家，根本不敢熟睡。只要半夜家里的電話鈴聲一響，就像彈簧一樣從床上“砰”地蹦起來，肯定是病房出事了，病人血管又堵了。沖回醫院、重新造影、輸送導管、球囊擴張……

那時候醫院里不僅缺器械，雙抗藥物也是缺失的，當時阿司匹林抗栓機制剛被發現沒多久，氯吡格雷也沒問世，早期我們用過抵克立得，副作用大的驚人，但沒辦法啊，我有個病人吃了一個月，白細胞全崩了，搶救了兩個多月最后還是死于感染。

朱國英教授后來對我說過一句極其悲壯的話：“我們這些好的介入醫生，都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直到后來，阿司匹林普及，氯吡格雷問世，特別是藥物洗脫支架的出現，PCI的道路才真正走寬，走得安全。

采訪者：剛才您提到了朱國英教授那句“從死人堆里爬出來”。其實我們翻看那段歷史，這死人堆里，不僅有未能救回來的患者，還有介入醫生自己，在那個缺乏防護的年代，早期的介入醫生付出了極大的健康代價，您能和我們講講嗎？

賈國良：那時候沒有現在這么好的防護設備，為了在X光下看清哪怕一毫米的血管狹窄，我們常常要近距離在輻射源旁站上好幾個小時，長期的射線輻射摧毀著我們的免疫系統。

鄭笑蓮教授，我介入的領路人，走得時候她才49歲。還有朱國英教授最后也倒在了腫瘤面前，賈三慶、李國慶、李占全……到現在，全國已經有十幾位極其優秀的介入醫生，因為射線引發的腫瘤，永遠地離開了手術臺。

圖12 賈國良教授（左四）與朱國英（左三）、郭靜宣（左二）等教授合影

其他還有我知道的，葛均波院士常年負重幾十斤的鉛衣，椎間盤突出腰痛難忍；呂樹錚教授雙側股骨頭壞死，韓雅玲院士、何奔教授等等仍然咬著牙，繼續站在手術臺前，就包括我自己也曾因急性X線殺傷、血小板、白細胞減少，曾被診斷為急性放射損傷。

所以現在，我也常說，面對手術，第一要有不怕死、敢于擔當的魄力，但同時一定要做好防護。因為只有保護好你自己，你才能救更多患者。

圖13 賈國良教授術中照片

圖14 90年代賈國良教授與郭文怡教授等術后合影

采訪者：現在的年輕醫生條件好多了，器械先進，作為一位80多歲前輩是否仍在為學生做“場外指導”，您對這門學科、對年輕醫生又有什么寄語？

圖15 2008年賈國良教授（右二）與朱國英（左三）、黃德嘉（左二）、李浪（右一）、杜志民（左一）教授合影

賈國良：現在我雖然不上手術臺了，但學生們遇到復雜的片子還是會發給我看。我們從零開始，見過太多現在年輕人永遠碰不到的惡性并發癥，幫他們出個招，讓他們少走彎路，這是我的責任。

如果要問我最想給這門學科、給年輕人留下什么寄語，就只有兩條：“第一做好人，第二做好事�！�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生命，不是別的。

這就是我的一生了。

結語

“這就是我的一生了�！�

伴隨著這句平靜、篤定的回答，賈國良教授微微往后靠了靠，結束了這場漫長的回憶。

沒有自我標榜，也沒有對往昔苦難與輝煌的過度流連。

六十載的驚心動魄、生死枯榮，在這一刻，盡數收斂于這八個字中。那些在沉重的鉛衣下被汗水浸透的日夜，那些被無聲的射線悄然剝奪的健康，以及那些從死神手里硬生生奪回的鮮活生命，都化作了這位八旬老人眼底深沉的平靜。

他雖然沒有如少年時夢想的那樣，造出隆隆轟鳴的國之重器去強健國家的筋骨，但他用那一顆醫者仁心，在荒蕪的年代，為無數瀕臨停跳的心臟重新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如今中國心血管介入技術在多個細分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推動全球技術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先行者，他已經微笑著退到了聚光燈外，坦然地看著這片他曾用命搏出的大地，開滿鮮花。

屬于他的那份榮光，早已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圖16 賈國良教授贈予心血管醫學博物館其紀念冊

專家簡介

賈國良

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從事心血管病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50余年。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心內科主任、西安市心血管病醫院院長、中華心血管學會常委�，F任東莞康華醫院榮譽院長兼心血管病醫學中心首席專家。

在國內率先開展冠心病介入診斷與治療，先后參與國家與軍隊“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攻關冠心病診斷與治療相關課題，獲評“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關先進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優秀共產黨員，四次榮立三等功。主持開發研制的磁性/磁化支架獲2003年國家技術專利�！肮谛牟〉幕A與臨床研究”獲國家醫學科技進步三等獎，冠心病介入治療相關研究獲全軍醫學科技進步二等獎4項、三等獎11項，醫療成果一等獎1項、二等獎2項。

共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擔任《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中國介入心臟病學雜志》、《中國循環雜志》、《中華老年病學雜志》等13種雜志編委，以及《世界醫刊》心臟病學分冊主編。1993年申報西京醫院心內科博士培訓站被高教部和衛生部審批通過。先后培養醫學碩士研究生10余人，博士研究生49人，博士后2人。

2006年獲冠心病介入治療“終身成就獎”和“突出貢獻獎”；2019年獲第三屆國之名醫盛典“國之名醫·特別致敬”榮譽稱號；2023年11月獲第一屆中國大灣區心臟協會杰出貢獻獎，并于中華醫學會第25次全國心血管年會中獲授“鮐背獎”。

注釋

1日本高壓統治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占領撫順，并以武力強行接管撫順各礦坑。

2沙俄 又稱沙皇俄國（1721-1917），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后一個君主制國家，被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推翻。

3蘇聯 全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917-1991）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4義和團 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反帝愛國的農民運動。

5抗美援朝 20世紀50年代中國支援朝鮮抗擊美國侵略的戰爭。

6清華大學 起源于1911年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設立的“游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后更名為“清華學堂”，中國著名高等學府。

7第四軍醫大學 現空軍軍醫大學，源于1935年創建的瑞金紅軍衛生學校，后經多次合并與遷址，1954年由原第四、第五軍醫大學合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2017年轉隸空軍并更為現名。

8“上山下鄉”運動 是指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政府有組織地動員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或邊疆地區定居、勞動和接受“再教育”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9塔什庫爾 地處帕米爾高原東麓，與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國接壤，境內有著名的紅其拉甫口岸和石頭城遺址。

10西京醫院 前身為1935年創建于瑞金的紅軍衛生學校附屬醫院，后經多次合并與遷址，1954年隨第四軍醫大學遷至西安，1984年正式定名為西京醫院。

11牟善初 （1917-2017）我國著名內科學、老年醫學專家，原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教授，中國現代老年醫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在心血管疾病與老年病診療等方面貢獻卓著。

12鄭笑蓮 （1938-1987）廣東籍，西京醫院心內科專家，我國冠心病介入治療先驅之一。

13劉賜江 美籍華人心血管病學專家、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1985年赴西京醫院指導冠脈介入技術，為我國冠脈介入技術的開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14五十音 日本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最基礎發音表。

15兵庫縣尼崎醫院始 建于1936年，現兵庫縣立尼崎綜合醫療中心。

16厚勞省 日本中央省廳之一，相當于福利部、衛生部及勞動部的綜合體。

17朱國英 （1942-2014）我國著名心血管病專家、中國心臟病介入治療的奠基人之一，曾任職于北大第一醫院及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為我國冠心病介入技術的引進、推廣與人才培養作出了開創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