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2026年的春天即將過去，就業市場里的那股焦灼勁兒，卻比往年都要來得更早，也更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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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6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到1270萬人，同比再增加48萬人，創下新的歷史紀錄。

這個數字比整個瑞典的人口還要多，如果把這1270萬人排成一列，可以從北京一路排到廣州。

而在十年前，這個數字還不到700萬。

高等教育在中國的快速普及，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跨越幾十年的路。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超過50%，中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邁入了普及化發展階段，這本是一件好事。

但好事的另一面是，一張大學文憑的分量，已經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學歷通脹正在真實地發生。一個央企的1730個崗位收到了超過119萬份簡歷，平均每個崗位近700人競爭。考研的報錄比達到了3.2∶1，而公務員考試的平均報錄比更是高達98∶1。

事實上，2026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報名人數已經首次超過了研究生招生考試。超過四分之一的高校畢業生把公務員、事業單位、教師或國企作為首選的就業方向，比去年的23%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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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畢業生人數創新高，頂多算是一場常規性的就業壓力。真正讓這個灰犀牛跑起來的，是另一個變量——人工智能。

2026年3月的春招呈現出一種極其詭異的分化圖景：一邊是海量簡歷石沉大海，普通院校的畢業生普遍感到“無崗可投”的焦慮；另一邊卻是企業的HR在高薪崗上招不到人，AI相關崗位的平均月薪超過了6萬元但仍然“一才難求”。AI智能體相關的職位數同比增速高達455%，算法工程師在智能體業務需求中占比達到了25.9%。

這就是我們正在，并極可能在未來三到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將持續面對的灰犀牛——結構性失業。它不是周期性經濟波動帶來的臨時性失業，而是一種更本質、更深刻的就業結構斷裂。

全國政協委員吳瑞君將其精準地概括為“總量壓力短期持續、結構性矛盾長期深化”的雙重挑戰。經濟學家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無就業增長”。

花旗的全球宏觀策略團隊此前首次提出這個令人五味雜陳的概念，揭示的正是AI驅動的“增長但不增崗”的所謂繁榮景象。

花旗還在最新的一份全球宏觀策略報告中進一步測算，人工智能可能影響中國約31%的就業崗位，其中9.6%——也就是約7030萬個崗位——面臨著被直接替代的極高風險。

剩下的大約21%的崗位雖有望因生產率的提升而受益，但可用崗位的數量仍然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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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沖擊的破壞性在于，替代和創造的節奏極度不同步。

AI在上線之后，半年之內就可能替代掉一大批基礎性崗位，但新崗位的創造卻是漸進、分散甚至滯后的。替代是突發的、集中的，而創造則是緩慢的、碎片化的——今天冒出AI訓練師，明天增加算法審計員。

這種時間差差，就是不確定性的深層根源。

過去幾年情況一直在變化，但有一點越來越清晰：很多新增崗位的門檻越來越高，規模卻遠遠小于被替代的基礎崗位。

過去需要更多人完成的初稿撰寫、數據整理等基礎任務，如今在AI的輔助下人力成本大大降低，企業不再愿意為基礎崗位培養新人支付溢價，而是更加青睞可以隨時上手使用AI工具的成熟人才。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身邊出現了越來越多“一個應屆生用AI可以產出老員工八成以上成果，薪資卻只有老員工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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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青年失業問題的持續發酵。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今年3月份全國城鎮16到24歲年齡段青年勞動力（不含在校生）的失業率仍然高達16.9%，這意味著差不多每六個走出校門找工作的年輕人里，就有一個還未落實工作。

而25到29歲這個被認為正值職業發展黃金期的群體，在今年3月也創下了7.7%的失業率新高。

花旗進一步警告，隨著創紀錄的高校畢業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16到24歲青年的失業率可能將在今年年中攀升至20%左右。

有研究分析認為，一旦這個目標突破20%，沖擊將不僅僅停留在社會經濟層面，更將深刻影響未來幾年的消費信心、儲蓄傾向甚至社會穩定。

我們面臨的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內核問題——“碳基文明的技能和硅基文明的發展之間，在時間維度上的嚴重錯位”。

過去我們認為大學畢業生是知識型勞動者的代表，但現如今，許多標準化、信息處理型的白領崗位——編程、內容創作甚至法律咨詢——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自動化工具侵蝕。

花旗的分析師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明確指出AI對程序員、客服等白領崗位的替代效應正在逐步顯現。與此同時，體力勞動和藍領崗位因為涉及實體交互和復雜環境操作，反而在當前的AI浪潮中表現出了更強的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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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這頭灰犀牛，當前政策的思路正在從保就業轉向促匹配。

人社部和財政部在今年年初聯合印發通知，提出16條政策舉措來全力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包括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開發計劃，以及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對到縣鄉中小微企業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而且在普惠性政策之外，針對那些低保家庭、零就業家庭以及有殘疾的未就業高校畢業生，采取“一人一檔”的精準幫扶，甚至要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黨員干部開展結對服務。

全國政協委員連玉明也在全國兩會期間建議，由政府、企業和教育機構三方協同，提供職業咨詢、崗位匹配和培訓補貼等一攬子方案，由龍頭企業與高校共建實訓基地、共同開發課程，推廣從學習到認證再到就業的直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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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未來三到五年，這頭灰犀牛的核心在于三件事——AI替代的速度、技能重塑的周期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兜底能力。

技術進步從來不會等人，但社會適應技術變革的節奏，常常是以十年為單位計算的。當這兩者的時間差被拉到最大時，灰犀牛就不再是潛在的威脅，而是懸在我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正如花旗所警告的，經濟體的教育體系和社會保障安全網似乎都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吸收這一由人工智能引發的巨大沖擊。

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某一代人的問題。這是一場關于中國勞動力結構、教育體系和產業升級的系統性考驗。

1270萬高校畢業生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這頭灰犀牛已經朝著我們奔跑而來。其聲響越來越近，地面已經能感覺到震動。

接下來要看的，已經不是它會不會來，而是我們站在它面前的時候，手里到底握著什么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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