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捅出燃料危機，自己人也控制不住，澳大利亞跟著倒霉

盡管當下時局艱難，但這種環境卻似乎對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頗為有利。自2025年大選以來，右翼陣營內部的劇烈動蕩，在選舉層面上，目前主要表現為聯盟黨與單一民族黨之間支持率的重新洗牌。

外界分析指出，雖然政府的支持率有所下滑，但這還不足以引發真正的執政危機。

曾經作為新南威爾士州左翼陣營強硬派代表的阿爾巴尼斯，如今在國際舞臺上卻展現出溫和內斂的姿態。

當前國際秩序充斥著愈演愈烈的極端威脅，動輒訴諸致命暴力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不僅來自澳大利亞的對手，也同樣出現在其某些盟友身上。

幾乎沒有嚴肅的政治評論員認為下屆聯邦大選會發生政黨輪替。甚至很少有人能預見下一屆大選會出現變局。

盡管分析人士警告稱，部分傳統的工黨選民正轉向單一民族黨，因為他們認為兩大主要政黨都沒有真正著手解決選民最關心的核心議題。

盡管工黨在選舉中取得了顯著成就、占據優勢并前景廣闊，阿爾巴尼斯似乎始終未能突破瓶頸，成為一位真正廣受歡迎的政治領袖。相比之下，鮑勃·霍克在1984年的支持率曾高達78％，這在澳大利亞政壇廣為人知。

或許，阿爾巴尼斯無法企及這樣的民調高度并不重要，畢竟他也沒有面臨嚴重的不信任危機。

但外界普遍認為，前車之鑒不容忽視：他的工黨前任比爾·肖頓在2019年大選前未能樹立起高人氣的個人形象，最終輸掉了那場本被廣泛看好能贏的選舉。

如果自由黨未來能夠推舉出一位極具號召力的領袖，阿爾巴尼斯平庸的支持率是否會最終讓工黨陷入困境？

對于熟悉歷史的人來說，當前的政治局勢或許會讓人聯想到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當時，工黨在1955年分裂后陷入內訌，這極大地幫助了羅伯特·孟席斯和聯邦聯盟黨將執政優勢轉化為絕對的政治主導權。

與孟席斯時代普遍富裕的社會狀況截然不同，阿爾巴尼斯政府目前面對的是大量因時代經濟困境而感到焦頭爛額的選民。

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侵蝕著民眾的生活水平，這是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而澳大利亞主要盟友美國引發的燃料危機，更是讓這一局面雪上加霜。

另一個嚴峻挑戰是住房負擔能力。這個問題的根源錯綜復雜，其解決之道需要數十年的長期努力，絕非一兩屆政府任期內就能一蹴而就。

這些都是現任政府在政策層面的主要軟肋。那么，阿爾巴尼斯個人的領導力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夏天，當人們目睹他在應對邦迪襲擊事件引發的輿論壓力時表現得笨拙遲緩，很容易得出肯定的結論。學者默里·古特對后續民調的分析表明，在那場悲劇發生后，工黨的支持率確實有所流失。

但這一插曲也凸顯了阿爾巴尼斯和工黨的相對優勢：在這場兩黨角逐的政治賽馬中，兩黨撥票后的最終支持率幾乎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蘇珊·利顯然高估了自由黨手中的籌碼。在圣誕節前夕，聯盟黨政客為了打擊阿爾巴尼斯，不明智地放棄了兩黨合作的傳統。

他們試圖將襲擊事件的個人責任強加于總理，這種做法在外界看來顯得頗為瘋狂。

進入新年后，當反對黨在“該做什么”而非“該說什么”上的內部分歧徹底暴露時，阿爾巴尼斯輕松地在政治博弈中占據了上風。隨后聯盟黨再次陷入分裂，蘇珊·利很快便黯然下臺。

尼基·薩瓦在其著作《地震：震撼澳大利亞的大選》開篇指出，在2025年5月3日的大選中，阿爾巴尼斯“完成了從凡人到偉大工黨領袖殿堂的蛻變，達到了任何一位總理所能期盼的巔峰”。

或許確實如此，但薩瓦列舉的證據也同時表明，阿爾巴尼斯在對手的襯托下顯得多么幸運。

澳大利亞選舉研究中心追蹤了歷屆聯邦大選中各黨派領袖的受歡迎程度。

在其十分制的評分體系中，阿爾巴尼斯在2025年的得分為5．14分，在2022年為5．26分。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巴尼斯2025年的評分與莫里森2019年的評分完全一致。

霍克在1987年第三次參選時，依然保持著6．22分的亮眼成績，這也是澳大利亞選舉研究中心有數據記錄的首次大選。

近期的民意調查顯示，阿爾巴尼斯的滿意度雖領先于自由黨領袖安格斯·泰勒，但優勢并不明顯。

新聞民調的數據揭示，從2025年11月中旬到2026年4月中旬，阿爾巴尼斯的支持率呈現出持續下滑的趨勢，從47％跌至40％。

對他的不滿意度則從47％攀升至57％。這一趨勢與工黨首選票從36％降至31％的軌跡高度吻合。

在4月中旬的民調中，泰勒的支持率為33％，不滿意度為46％，另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選民尚未表態——外界推測他們正在觀望這位新領袖的表現。

在新聞民調中，阿爾巴尼斯以46％對37％的優勢被評為更合適的總理人選。

九號電視網委托決斷民調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作為首選總理，阿爾巴尼斯的支持率為33％，泰勒為32％，而高達34％的選民仍猶豫不決。

考慮到泰勒并非一位具有極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且他還需要在右翼陣營中與單一民族黨領袖保琳·漢森、國家黨新任領袖馬特·卡納萬以及嶄露頭角的自由黨前排議員安德魯·海斯蒂爭奪曝光率，阿爾巴尼斯對泰勒的領先優勢實在算不上亮眼。

盡管如此，工黨已決定不參加法拉選區的補選。相比之下，單一民族黨、自由黨和國家黨均派出了候選人參戰。

此外，備受矚目的獨立候選人米歇爾·米爾索普也加入了角逐，同場競技的還有另外八名獨立人士及小黨派候選人。

鑒于該選區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一直由自由黨把控，泰勒無疑是面臨最大政治風險的黨派領袖。

緊隨其后的是漢森，她急需證明單一民族黨絕非曇花一現；而卡納萬也迫切希望在這個偏遠選區為國家黨爭取到體面的得票率，以此作為他晉升黨魁后的首個政績背書。

法拉選區的最終對決很可能在單一民族黨的大衛·法利與獨立候選人米爾索普之間展開。這一現象本身就有力地說明了主要政黨在選民心中的地位正在嚴重邊緣化。

在經歷了近幾個月國內外突發危機的連續沖擊后，工黨正寄望于下個月公布的聯邦預算案，以期重新找回執政的方向感與目標感。

但在當前的國際大環境下，這一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那些遠超其掌控能力的外部力量。

這種局面似乎也超出了美國的控制范圍——盡管阿爾巴尼斯和工黨正試圖與美國那位愈發反復無常的領導人保持距離，但美國依然是他們極其積極擁抱的核心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