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日本人覺得自己是中間派，其實已經右傾了

4月以來，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一次加速：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126名日本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在剛剛結束的自民黨黨大會上，高市早苗明確表示要在明年黨大會前完成修憲……軍擴、修憲、“拜鬼”，不斷沖破戰后秩序的日本，究竟想要干什么？

3月24日，自衛隊三等陸尉村田晃大攜帶刀具強闖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威脅要殺死中國外交人員。以“村田晃大事件”為導火索的一系列事態說明，不僅自衛隊內部右翼思想和極端思潮泛濫，而且日本政府對此缺乏足夠的歉意和徹查誠意。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反戰力量與和平主義勢力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近兩個月來，東京國會議事堂前已多次聚集起抗議人群——3月19日、3月25日、4月8日、4月19日，上萬民眾高舉標語，隊伍中既有白發蒼蒼的老者，也有穿著校服的初中生，高喊反對修改憲法、反對戰爭。

盡管日本社會的不同聲音正在吶喊著，但從政治到社會，右翼力量仍然牢牢地掌控著主導權。面對“再進一步就是深淵”的危險局面，我們不禁要問：日本人自身究竟能否看到戰爭的風險？為何理性的聲音如此微弱，右翼的極端思想卻能夠不斷蔓延？面對不斷加速的軍擴與修憲進程，日本民眾還有能力踩下剎車嗎？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廣濤曾提出“日本社會存在‘無意識的右傾化’”這一觀點。他認為，右傾化的政界人士和政黨以政策結果影響日本社會各行為主體，直接導致社會右傾化，而民眾的“無意識的右傾化”和“偏好偽裝”行為，則在客觀上掩蓋和主觀上否定了社會右傾化的現實。換句話說，在政治高層有意識地自上而下推動右傾化議程的過程中，民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并內化了這些立場，卻仍然認為自己站在“中間”的立場上。

近期，觀察者網與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廣濤展開對話，談談日本社會“無意識的右傾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觀察者網：王老師您好，此前您曾提出，日本社會存在隱性的右傾化，而您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社會存在“無意識的右傾化”。請問這種“無意識”的狀態具體是什么？

王廣濤：我認為日本社會的“無意識的右傾化”，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塑造或政治操作有關。20年前或30年前，當我們討論靖國神社問題時，右傾化的標簽非常明確：只要首相正式參拜，就會被視為右傾化的表現。但現在，很多選民認為日本首相參拜是可以接受、理所當然的，并且這些人并不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右傾的，反而認為這是一種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態度。

因此，當我們用一個不變的標準去衡量選民自我認定的意識形態變化時，就會發現：他們在無意識中已經右傾化，卻還覺得自己站在中間立場。

這實際上與政治的右傾化，或者說自上而下的政治塑造有關。它讓老百姓在無形中覺得自己就是中間派，但實際上他們的意識形態天平已經向右傾斜。這也是日本選舉中意識形態與投票行為之間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

觀察者網：對此，您也曾用“偏好偽裝”的概念來解釋這個問題，在日本社會“無意識的右傾化”的背后，有哪些結構性或文化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王廣濤：我覺得從日本人的文化角度來理解，日語里有“本音”和“建前”兩個概念?！氨疽簟敝傅氖且粋€人內心真實的聲音，是最想表達但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而“建前”則是場面話、客套話，或者說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話。比如在陌生人之間，對方可能會夸你“日語說得真好”，但實際上你的日語并不怎么樣，這種客套話就是“建前”。

我覺得這能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日本社會的“偏好偽裝”。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他內心可能確實存在某些想法，比如對外排斥的意識，認為國與國之間是有差別的——可能覺得某些國家的人素質差一些，某些國家的人素質高一些。但在公開場合，是不太方便說出來的，因為這違背了性別、種族、民族等方面在國際社會上被視為“政治正確”的原則。

本音和建前是日本社會特有的交流文化概念圖

然而，在特朗普上臺之后，一位美國總統都能說出我們認為非常出格的言論，這種氛圍也影響到了日本。日本國內出現了參政黨、日本保守黨等政治勢力，它們已經非常公開地表達排外立場，公開宣稱“日本人很優秀”“日本第一”。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日本人也不再偽裝了，開始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比如我們最近看到很多輿論調查顯示，不喜歡中國的人就公開說“我不喜歡中國”。而在過去，很多人是一邊嘴上說著“中日關系很好”“中日和平友好”，一邊把選票投給右翼政黨?，F在則不同了，他們公開支持排外主義的參政黨，公開支持自民黨。

所以我認為，過去存在一種“偏好偽裝”的成分，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偽裝，選擇公開表明自己的真實立場。大致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觀察者網：那這是順應目前全球的一種趨勢嗎？為什么現在會出現這種變化？

王廣濤：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其實是受到歐美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特朗普上臺的契機下，美國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已經非常明確。此外，此前的新冠疫情也在客觀上重新塑造了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邊界感，這構成了影響日本民眾的一個背景因素。再加上中日之間、或者說日本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的脆弱性，也讓民眾覺得中日之間因為存在各種歷史和領土爭端，從而產生非常強的疏離感。

這其實是有日本特色的排外主義。我覺得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現在無論是在對外的認識上，還是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意識形態都出現了明顯的右傾化趨勢。

觀察者網：網絡的發展是不是也催化了日本這種文化背景下“無意識的右傾化”特點？

王廣濤：是的。因為現在的網絡政治、網絡選舉，以及政治家通過互聯網平臺表達政治訴求，都讓互聯網的消費主義特性得以發揮。在一些涉及民粹主義、排外主義的政治議程中，通過網絡傳播可以快速吸引選民的注意。比如我們討論到的高市早苗，她就會利用互聯網、社交網絡（SNS）的操作來吸引選民的關注。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日本政治的社交媒體化與右傾化已經產生了“加成效應”，不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不是算數指數，而是幾何指數——來擴大影響力。因此我們看到高市早苗的執政支持率一直很高，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SNS上，她有很強的宣傳鼓動效應。

去年自民黨自裁選舉時，各候選人的SNS粉絲人數統計。可以看到高市早苗在SNS上的粉絲總數遠超其他人。

觀察者網：那在過去歷史中，日本社會是否出現過“無意識的右傾化”這樣的社會現象呢？

王廣濤：如果我們把今天日本的政治右傾化和社會右傾化與過去相比，比如與當年的軍國主義相比，其實這很難簡單地用“右”來概括。因為日本當年軍國主義最終的目標是國家主義，就是在天皇制下，由下級軍官以“下克上”的形式，通過強調自身訴求實現了軍部法西斯的統治，也就是所謂的軍國統治。那時政黨已經不再統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也都是現役的陸軍、海軍軍官出身。這與當前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右傾化在結構上存在差異。

但本質上也不能說完全不同，因為當前右傾化或一些右翼勢力的訴求，首先是要把天皇重新提到更重要的位置，這有點像回歸戰前日本的天皇制跡象。不過，我覺得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復戰前的天皇制。另外，國家主義的傾向也很明確，這一點與戰前有相似之處。但不同之處在于：戰前的軍國主義是自下而上的——像九一八事變、張作霖被炸等事件，都是下級士官、關東軍一步步捅了簍子，從而層層推動的；而如今，很多動向是由日本自民黨高層、也就是政府高層推動的，是自上而下的。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差異。

那么，日本歷史上是否出現過與當前相似的右傾化現象？如果我們非要從歷史中尋找類比，比如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后，日本國內出現了非常強烈的排朝鮮、排華現象。但戰前與現在有一個根本區別，那就是：在戰前，日本并不是說沒有左翼，而是很少有左翼。沒有左，討論右就沒有太大意義。當時共產黨已被日本政府宣布為非法政黨。盡管1920年代出現了許多社會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但到了1930年代之后，這些基本都被壓制下去了，只剩下極左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而從傳統意義上講，我們也不認為那是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左翼力量。

觀察者網：既然存在“無意識的右傾化”，那么是否存在“有意識的右傾化”這個概念？

王廣濤：“有意識的右傾化”，其實就是指自上而下的、來自政黨或政治家的有意識操作。比如說，在一些議題設定上，或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刻意突出追求政治軍事大國化、突破無核三原則、對外出售武器、推動修憲等。

如果我們給“右傾化”設定這些標準，那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右傾化的體現。這些來自日本政府的操作，我認為是主動的。而選民層面，也就是民間、底層，不太可能有這種主動去塑造或推動右傾化的能力。大多數情況下，右傾化其實來自于政治高層的操作。

觀察者網：也就是說，當政府有意識進行右傾化的政治操縱，那民眾就有可能會出現“無意識的右傾化”。但是，當我們在描述“無意識的右傾化”這個概念時，描述的主體是民眾，那么是否存在同樣主體為民眾的“有意識的右傾化”呢？比如我們看到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民眾，同樣表現出了對戰爭的狂熱，以及對軍政府的大力擁護，這是否可以視為是“有意識的右傾化”？

王廣濤：我個人對此持否定態度，但或許也有人持不同意見。

19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后，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寫過一本書叫《烏合之眾》，其實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大多數民眾離開了精英、離開了選舉政治這種西方語境下的架構，離開了政治議題的操作和官僚精英統治的框架，他們其實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選舉政治中的“搖擺選民”，并沒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很多時候，選民的投票行為主要受到特定時期的政治操作以及社會熱點話題的影響。所以，選民在多大程度上是主動的、或者說“有意識”的呢？我個人是存疑的。但“無意識”確實是存在的，因為它是一個被操作的結果。

雖然我們知道經濟學中假設人是理性的，但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所以我認為，如果“有意識的右傾化”的主體是民眾，那么這部分民眾可能非常少。普通人很難自發產生那種我們稱之為“有意識的右傾化”的東西。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通過教養、教化、宣傳、煽動等渠道受到影響，從而產生右傾化的結果——也就是把票投給更右翼的政治家。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認為，當個體融入群體后，其獨立思考能力會喪失，轉而表現出沖動、易受暗示和情緒化的特征，即產生“集體心理”。

觀察者網：4月19日，日本東京發生了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集會，強烈抗議高市早苗政府的修憲企圖，呼吁守護憲法——這幾個月以來，市民運動的和平集會頻繁舉行。似乎日本街頭常見的反而是反對修憲的和平集會，而非右翼的示威游行。但多數人仍相信在日本，反戰者是少數——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近期的“村田晃大”事件等都顯示出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反戰集會“可見”卻被認為是少數；右翼勢力很少上街，卻影響力巨大。請問為什么會這樣？

王廣濤：從比較政治的視角來看，日本的這種現象并非特例。

舉個例子，十年前英國脫歐時，許多人反對極端脫歐的主張，但最終投票支持脫歐的占微弱多數，而走上街頭抗議的卻是反對脫歐的一方。日本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戰后至今，長期執政的一直是右派或中間偏右的政黨，這些政權通過“權力尋租”大多能夠滿足右翼勢力的訴求。因此，走上街頭表達不滿的，往往是與現政權立場更遠的那一派，也就是中間偏左或和平主義勢力。右翼勢力則不太可能以反對現任政府政策的方式走上街頭。

這種特征在社會運動理論中也能找到共性。例如幾十年前的歐洲，綠黨復興，出現了大規模強調環保、反對污染、反對核武器的社會運動或市民運動。然而在國會選舉中，這些綠黨勢力卻很少能發展為主流政黨，聲勢浩大卻難以轉化為政權——這正是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之間出現的“乖離”現象，并非日本獨有。

但是反過來說，正是因為高市早苗在修憲、解禁核武器、破壞無核三原則以及對華政策等方面走向極端，這些極端立場恰恰滿足了右翼勢力的期待，卻是反戰或左翼勢力所無法接受的。其結果就是，左翼走上街頭，而右翼無需行動——因為高市早苗政權本身就更加貼近右翼的訴求。

觀察者網：當前，日本國內對于“新的戰前”的討論非常多。而通過這幾次的和平集會也可以看到，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并且人數也在上升。隨著高市內閣在軍擴道路上繼續加速，您認為日本社會的反戰力量會逐漸壯大，還是大多數人繼續保持沉默，抑或社會整體會進一步右傾化？就您看來，當前日本的局面有多嚴峻？日本距離戰爭究竟還有多遠？

王廣濤：首先，關于日本國內所謂“新戰前”的討論，我認為應該這樣理解：我們經常說日本想要追求“正常國家化”或“普通國家化”，并且也需要承認日本確實有這個意圖，但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一點——日本追求的或許不僅僅是正常國家化，而是“戰前國家化”。

什么叫“戰前國家化”？就是說，戰前日本有的，現在的日本都希望能有。比如戰前日本擁有航母，現在日本也希望擁有航母——但普通國家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航母的。再比如高市早苗上臺后曾主張，日本自衛隊要恢復戰前的軍銜。這些跡象都能讓人看到一種“戰前國家化”的傾向。

其次，反戰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牽制作用？我認為這至少取決于兩個方面。

第一，包括執政高層在內的主流政黨（比如自民黨）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地將他們想要推動的“正常國家化”“軍事大國化”乃至修憲的敘事，在社會上播撒開來。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有意識的右傾化”——通過自上而下的推動，比如制造“中國威脅論”，或者讓日本民眾產生所謂的“威脅認知”，從而不得不支持日本在軍事安全上大步邁進，進一步推動實質性的修憲等。這有賴于執政高層與民眾之間能否形成一種“波紋效應”，一步一步地產生影響。

第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也未必會徹底走向毫無約束、毫無限制的軍事大國化。在日本不斷軍事擴張的背景下，如果選民能夠意識到危機，他們可能會考慮踩剎車。也就是說，如果像高市早苗這樣的執政當局進一步無節制地推進擴軍計劃，導致老百姓覺得連普通生活都難以保障——比如消費稅、通脹、日元貶值等問題都不解決，政府卻在軍事安全上大做文章——那么選民就有可能通過選票把自民黨或高市早苗投下去。但前提是，必須觸動選民自身的利益。這個利益首先是實實在在的經濟社會利益。

4月19日，人們在位于日本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新華社

此外，還有選民對“存亡危機”的理解。比如當他們談論俄烏沖突、伊朗局勢，雖然這些跟日本有關系，但畢竟不是發生在日本周邊的沖突或戰爭。只有當日本民眾實際感受到、或者說對戰爭和沖突有了真正的切膚之痛時，他們才可能覺得：日本一定不能再往前進一步了。

這個其實在歷史上是有案例的。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當時美國發動戰爭，而日本老百姓恰恰在那個時期隨著電視機的日益普及，能夠通過紀實新聞畫面真切地看到越南戰爭的殘酷。美軍在戰場上使用了類似生化武器的燃燒彈，還有一種帶有除草劑成分的炸彈——這種炸彈投下后寸草不生。因為越南方面擅長游擊戰，把植被全部摧毀后，游擊隊就無處藏身了。

當時的日本人通過這些畫面意識到戰爭是非常殘酷的，同時也意識到，原來日本在30、40年代對東亞的侵略和擴張，也做過與美軍在越南戰場上類似的事情——這種認知能夠產生一種加害意識。也就是說，只有當戰爭發生在自己身邊、或者直接波及到自身利益時，才可能有人幡然醒悟。但這只是我做出的一個假設性推論，所以它實際上有賴于各個方面的力量博弈與平衡，同時也受到地區外部因素等變量的影響。因此，我很難下結論說反戰力量會越來越大，還是大多數人會繼續保持沉默。

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如果按照現在高市早苗內閣推進軍事大國化的節奏和頻率，那么日本距離戰爭可能只會越來越近。最近日本又正式大幅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允許出口具有殺傷力的武器——這些政策決定都讓日本更容易卷入沖突，而這些正是高市早苗內閣做出的。所以，從我們肉眼可見的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最新動向來判斷，日本距離戰爭、或者說被卷入戰爭，已經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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