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不是中國人的宿命，而是制度不成熟的巨大代價！

為什么你越拼搏，道路卻越狹窄？

網約車司機困在方向盤前16個小時，月流水勉強過萬。

互聯網大廠的年輕人，凌晨三點還在釘釘上回“好的收到”。

考研人數突破400萬，考公大軍年增30%——但上岸的，永遠是那一小撮。

努力的通貨膨脹，正在吞噬意義。

越來越多人開始問同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卷？

主流解釋有兩派。

一派說：“人太多，資源少?！薄@是馬爾薩斯的邏輯，等于什么都沒說。

另一派說：“分配出了問題。勞動者拿得太少，資本和政府拿得太多，所以人們只能在剩下的殘羹里互相踩踏。”

這派比前一派深刻得多。它至少觸及了制度層面。

但如果我們的分析到此為止，我們可能打了一場漂亮的仗，卻輸了整場戰爭。

01 分配失衡，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

先看看水面上的事實。

中國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長期在51%附近徘徊。美國是60%，德國是65%。

居民儲蓄率，中國34.2%，美國3.3%。不是中國人天生愛存錢，是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壓在心頭——不存錢，萬一出事了呢？

農村老人月均養老金204.7元。僅為城鎮職工的零頭。

2億靈活就業者中，養老保險參保率不足50%，醫療保險參保率僅30%。

這意味著什么？

將近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活在基本沒有制度性風險兜底的狀態下。

在這種狀態中，“不卷”才是非理性的。

你拼命加班，不是因為熱愛奮斗，是怕一場大病把整個家庭打回原形。

你擠破頭進體制，不是因為價值觀驅動，是體制內外的保障鴻溝大到任何理性人都會用腳投票。

所以，罵年輕人“太卷”，不如問問：是誰抽走了他們的安全感？

02 但分配制度本身，又是被什么決定的？

這里，才是整張拼圖真正的起點。

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偏低，不是一個“壞決策者”拍腦袋拍出來的。

它是“世界工廠”模式的配套產品。

90年代，中國深嵌入全球化。出口導向型經濟，客觀上要求壓低勞動力成本，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拼價格。

美國人買到廉價商品，本質上是東亞工人被壓低的工資在補貼。

這不是陰謀論。這是美元霸權下的全球供應鏈分工：發展中國家負責低價供應，核心國家通過金融霸權和貿易規則，拿走利潤分配的頂層主導權。

所以，初次分配的失衡，根子不完全在國內。它是一張全球結構的產物。

但結構并不決定一切。

同一個全球化，不同國家應對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戰后西方國家的典型操作，是用社會保障體系當緩沖帶。勞方拿少一點？沒關系，國家把醫療、教育、養老兜住了。生活有底線，消費有保障，人不至于因為工資低就活不下去。

中國走的是另一條路：更依賴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

經濟高速增長時，問題不明顯。錢都變多了，誰在乎分得均不均？

可一旦外部環境劇變——中美貿易戰、疫情沖擊——這套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無遺。

企業沒錢為勞動者兜底。家庭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消費收縮，倒逼更慘烈的市場競爭。

內卷，由此從微觀體驗升級為宏觀經濟現象。

03 再往下挖一層：是誰讓“安全感”變得千瘡百孔？

1994年，分稅制改革。

這是一切的關鍵變量。

分稅制的本質是什么？財權上收，事權下放。

中央拿走大部分稅源，但教育、醫療、社保這些花錢的事，主要壓在地方政府肩上。

地方收入少，任務重，怎么辦？

自己找錢。

土地財政來了。地方融資平臺起來了。GDP和投資拉動的政績競賽，全面鋪開。

這才是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制度基因。

尹艷林曾一針見血：內卷高發領域的一個癥結，就在地方政府。它們會保護重復建設產能，阻止轄區內企業出清。光伏、新能源汽車遍地開花，很多項目根本不是市場行為，是招商引資的產物。

全國性產能過剩。價格戰慘烈。最終，壓低要素價格——包括你的工資——把壓力轉嫁給你。

但地方政府這么做，不是非理性。

在這套激勵結構下，這是最理性的生存策略。不招商，稅從哪里來？不保就業，維穩壓力怎么扛？不沖GDP，考核怎么過關？

所以，個人所得稅60%由工薪族貢獻，直接稅占比只有8%遠低于發達國家——這不是“忘記”調稅制，是整個財政體系對流動資本的依賴遠高于對財富存量的調節意愿。

工薪稅特征的背后，是資本為了國際競爭力要求低稅率，是地方為了招商引資提供稅收優惠，是房地產的既得利益群體對財產稅、遺產稅的制度性抗拒。

社保碎片化、轉移支付乏力，皆源于此。

真正意義上的再分配，需要三件事同時發生：

中央財政在社保、教育、醫療上扛起更大責任；

地方考核從“經濟增長競賽”轉向“公共服務競賽”；

稅制從向勞動征稅，轉向向財富征稅。

每一項，都是深水區。

04 即使制度變了，內卷就會消失嗎？

制度分析走到這一步，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分配一改，萬事大吉。

但人類學家項飆有一個觀察，不該被忽略。

內卷，不僅是經濟現象，也是文化焦慮。

人們不光是分配制度的被動受害者，他們同時也是焦慮的主動生產者。

——因為成功的標準高度單一。

——因為退出的機制嚴重缺失。

——因為除了競爭，人們已經不知道還能為什么而活。

即使勞動報酬占比提到了60%，即使社保覆蓋到了每一個人——

如果意義系統仍然是“升職加薪、買房買車、雞娃成功”這一條單行道，內卷的心靈層面就不會自動消失。

當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成功的定義，當“不卷”被視為“不上進”、被家人責備、被親友看低——

即使物質條件允許你慢下來，你心靈的齒輪，依然在高速空轉。

我反復強調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真正的現代化，不僅是制度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

人的全面發展。多元的意義體系。退出內卷之后，依然有尊嚴、有歸屬的生活方式。

大刀闊斧的制度現代化改革，是內卷的解藥，但不是唯一的解藥。

05 所以，我們的出路究竟在哪？

綜合來看，內卷是一個五層連鎖結構——

最外層：全球分工體系下的生產模式鎖定。

中間層：發展路徑選擇——“世界工廠”與出口導向。

核心層：財政與再分配制度——分稅制衍生的地方政府行為、稅制累退、社保碎片化。

傳導層：產業組織與市場競爭——需求不足時，企業通過壓低勞動力成本逐底競爭。

最內層：個體的信念與意義體系——單一成功標準下的精神焦慮。

五層嵌套。任何單點突破，都不足以解困。

紓解內卷，必須是一場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的系統工程。

第一，初次分配端。 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同步推進產業升級與勞工話語權提升——集體協商機制的完善、工會獨立性的保障、國際貿易協議中強化勞工條款，對沖全球“逐底競爭”的壓力。

第二，再分配端。 分稅制改革走入深水區，中央財政在社保、教育、醫療上扛起更大責任。同步調整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占比，適時開征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讓財富存量進入調節視野。

第三，地方政府行為端。 改革政績考核體系，降低GDP、投資的數量權重，增加居民收入、消費、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質量權重。清理地方保護，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第四，意義系統端。 推動“人的現代化”——不只是教育內容的改革，更是整個社會評價體系的重建。讓“不成功”同樣有尊嚴，讓“退一步”不再被污名化，讓創造、服務、手藝、關懷——這些資本邏輯看不見的領域——重新獲得公共尊重。

結束語

內卷不是中國人的宿命。

它是特定發展階段疊加特定制度安排的階段性代價。

代價，已經付得太久了。

現在需要的，不是改革修飾，而是制度重建。

不是修補漏洞，而是重構底座。

不是等待涓滴效應繼續漫灌，而是讓制度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從產業組織到意義體系，都能真正匹配一個追求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社會。

內卷不是個人的命運。它是制度不成熟的代價。

而制度的成熟——是我們自己可以寫出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