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大宋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大宋首相王旦此時家里是雞犬不寧，全家上下包括老妻在內，一致反對王旦的一樁門不當戶不對的婚事。

王旦有四子三女，老宰相意思是想把長女嫁給新科進士韓億，大宋豪門或者高官榜下捉婿并不新鮮，而王旦家人反對此次婚配不是因為韓億家庭貧窮，王家反對核心原因是韓億是個鰥夫，而且還帶了拖油瓶，老太太都急眼了，堂堂宰相長女，怎么嫁給一個喪偶的男人，你不怕官場恥笑嗎，我閨女嫁不去了啊。而幾個哥哥也表示，這樣的人怎么看都非良配，我們王家掌上明珠必須嫁入名門。

王旦卻堅持己見，他覺得老妻是婦人之見，自己老伴不好說啥，對三個兒子卻是毫不客氣，老宰相罵道：“你們現在之所以能入朝為官，那是因為我是宰相，如果沒有我，你們屁都不是，對比韓億，你三個提鞋都不配，后來果應此言，王旦三個兒子都很一般。

王旦繼續表示，我選韓億當女婿在于兩點，其一，我閨女溫良賢淑，必能盡力扶持丈夫，不墮王家之名；其二，大家子弟驕縱輕浮，必然不喜吾女之作風。史載：“此非渠輩所曉知也”，意思就是，我跟你們這些沒見識的人說什么都沒用。這事我就做主， 于是，他力排眾議，將長女嫁給了韓億。

事實證明，王旦確實很有遠見，他預見韓億這個潛力股”前程遠大，最后做到了參知政事，并以太子少傅致仕。實際上不是王旦預見了韓億個人前程，而是預感到了科舉人才終將成為這個朝代的主流。事實上，貧寒士子韓億抓住科舉跳板，一路青云直上，韓氏家族就此崛起，日后更是成為兩宋一等一的大家族，史稱其“宗族布列，侍從臺閣，冠冕之盛，本朝第一”。韓億八個兒子，出了兩個宰相。

這起由王旦開啟而最初并不被看好的婚姻，卻讓兩個家族長久屹立于朝堂之上，足以證明那個門當戶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位高權重的岳父與前途無量的女婿也就是鳳凰男的結合，也成為科舉時代廣為流傳的佳話。一旦金榜題名，誰都有希望成為“韓億”，帶著整個家族飛黃騰達。

然而，現實從來不會如此簡單。一個家族，從無名到顯赫，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就拿王旦來說，至少是四代，也就是四代人都必須做官。

王旦的曾祖父王言在戰火紛飛的唐末五代當上了滑州的黎陽令，這是一個小官吏，如果不是后來王旦父婿兩代人都是宰相，王言是無法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王言生子王徹，在后唐中了狀元，可即便如此史書里沒有他太多記載。

王徹有一個好同年——桑維翰。桑維翰身為榜眼，雖然只考了第二，但卻做到后晉時任宰相，既然是同科進士，王徹就想走個后門，于是就帶著之子王祜登門拜訪，桑維翰雖然王徹印象一般，但對還是少年的王祜卻頗為看好，就這樣，還不到二十王祜，因貴人的提攜進入政壇。

趙匡胤登基后，建立北宋之后，王祜受到重用。由于趙匡胤屬于武將篡位登基，因此極為猜忌武人，就在此時有人舉報符彥卿造反，趙匡胤就讓王祜去搜尋證據。王祜根本就不去，而是以全家百口性命擔保符彥卿無造反之意，勸誡趙匡胤不要濫殺無辜。趙匡胤勃然大怒，嫌他說話太直，將其外貶，宋太宗即位后，出任左司員外郎、中書舍人、開封知府，拜兵部侍郎。

王祜有三個兒子，老二便是王旦。王旦于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岳州府平江縣。在那里，王旦遇到了他的好岳父——時任兩湖轉運使、后來官至宰輔的趙昌言。正如王旦一眼看中了韓億，趙昌言也是一眼看中了王旦，“以女妻之”。很快，王旦攢夠了資歷，轉做京官，一路升遷，最后成為宰相。

這就是王氏家族在仕途崛起的秘密，不斷科舉中第，不斷開拓人際關系，加上一點運氣，才能造就一個強大的家族。

但對于已經登頂的家族來說，要想始終持權勢，除了繼續科舉之外，就是聯姻，這是一種古老而又實用的方式。兩個功成名就、地位相當的家族世代聯姻，可以形成一個牢固的聯盟。王旦一共有四個女兒，長女嫁給了韓億，另外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了蘇易簡之子蘇耆、范質孫子范令孫、呂夷簡之子呂公弼，全都是出過宰相的家族。

魏晉時代，屬于氏族門閥時代，講究是門當戶對，天然就比其他人高一等。但隋唐開科舉之后，大家族的仕途開始走向衰敗，到了黃巢起義之后，五望七姓徹底走進歷史，到了宋代科舉正式成為主流，真的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問題是，家族一旦沒有人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很快就快衰落。因為父輩的權力無法世襲。而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向潛在的成功人士敞開自家的大門。王旦應該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才將長女嫁給韓億。一紙婚書對于韓億來說只是錦上添花，但對王氏來說，未來多了無限的可能性。越早投資，收獲就越大，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年輕人是否能夠出人頭地，兒子無法選擇，女婿確實可以選。

宋人記載這么一件事，某日，王曾（狀元，后來是大宋第一個狀元宰相）、李維、薛映三人來見王旦，王旦托病不出。當時，韓億隨侍王旦左右，看見薛映被拒絕后在門外生悶氣，就問老丈人其為何不見。王旦說道：“你應該思考一下。王曾和薛映都是李沆（宰相）的女婿，李維是李沆的弟弟，他們一起來見我，必然有朝廷大事要商量。此事若不可行，拒絕他們也無妨。此事若可行，我要怎么答復呢？宰相私下相通，是政壇之大忌。”韓億立馬認錯：“非億所知。”韓億科舉可以取得好成績，但這種官場的“溝壑”如果沒人教，韓億很難第一時間明白。

有這樣一個貼心的岳父，韓億若非一個十足的書呆子，其官途必然平坦無比。即便王旦思慮如此，他也無法阻止家族的沉浮。王旦的兒子們活躍在政壇，最多算是不墮家族之名，卻無法超越父親，王旦三兒子王素最有出息，但也不過是工部尚書，再往后王氏就慢慢衰落了。

這也并非王旦的后代不努力，一些子弟通過蔭補進入仕途之后，依然參加科舉取得了進士的身份，但官運遠沒有父輩好。到了北宋末年，王旦后裔王倫已經淪為“街頭無賴”。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宋欽宗逃到宣德門，現場一片混亂。王倫趁機上前，說：“臣能彈壓之。”宋欽宗連忙賜他寶劍，可是王倫借機要挾：“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宋欽宗匆忙找來紙筆，寫下“王倫可除兵部侍郎”。

后來，王倫作為南宋外交官多次赴金議和，第四次赴金時被軟禁六年，最后因不肯為金官而被殺。沒給王旦丟人。

唐宋以后，不存在一個長盛不衰的世家大族，一般總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時期，短則二三代，長則五六代。每個成功的家族都想要維持權勢，他們精心挑選結婚的對象，他們設立教育基金，他們建立學校……他們深深懂得，只有累世的科舉，才有累世的顯達。

科舉時代，家族的延續傳承和社會的流動性是并行不悖的。魏晉時期，權勢總是在家族內流動，社會壁壘十分森嚴。科舉制盛行以來，社會的流動性增強，并不意味著權勢不可延續。大量平民新貴走上政治舞臺的同時，也有相當多官宦世家的存在。這就是科舉制的彈性。維系家族是一個總體而持久的策略，很多時候意味著取舍。

維系一個家族的興盛，從來都是一項長遠而持久的策略，往往意味著取舍與堅守。即便是最成功的家族，也無法保證每一代成員都能在科場上脫穎而出，因此，才需要提前布局、長遠規劃。科舉制度，就像一臺運轉不停的巨大機器，功成名就的官僚、憂心忡忡的族長、苦心勸學的主母、勤學苦讀的士子、默默犧牲的家族分支，都是這臺機器上不可或缺的齒輪，彼此咬合、相互驅動，共同書寫著科舉時代的家族興衰與歷史變遷。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