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考拉是只鹿 編 輯 | 小 魚

來源 | 商業評論零售現場

圖 源 | 電影《天才槍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賽博家教。

三十年前，90后們抱著一臺臺“小霸王”回家，信誓旦旦地告訴父母，這是用來練習打字和編程的學習機——然后反手插上游戲卡帶，把《魂斗羅》通關了無數遍。

三十年后，當年用學習機打游戲的孩子們已為人父母。歷史的輪回以一種更具科技感的方式重演了：一間60平方米的屋子里，40多個孩子每人面前擺著一臺“AI智能學習機”，屏幕上跳動著題庫和網課視頻。督學老師在過道中來回踱步，偶爾提醒一句“別走神”。

當AI的浪潮漫過教育的堤岸，一場關于學習的資本狂歡正在上演。2023 年，全國 AI自習室尚只有1320家，2025年這個數字飆升至5萬家，漲幅超37倍；而全國現存自習室相關企業已達8.53萬家，超八成生于近三年。

然而，當一臺進價1500元的學習機，被貼上了“AI智習”的標簽，堂而皇之地賣到5000元以上，坐在屏幕前的孩子們，并沒有享受什么AI紅利，只不過是面對另一套刷題系統罷了。

這究竟是技術給教育公平開的一扇窗，還是資本給教育焦慮挖的一個坑？在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之前，已經有太多人押上了自己的“錢途”。

故事要從2023年說起。

彼時，“雙減”的余波還未散去，數萬家教培機構關停并轉，百萬計的從業者四散而去。當一扇大門被關上，資本的嗅覺卻比任何人都靈敏——他們迅速鎖定了一扇新的小門：AI自習室。

所謂AI自習室，說穿了并不復雜：一間擺滿桌椅的房間，每個座位前放著一臺內置了“AI系統”的學習平板，再配上一名負責維持秩序的督學老師。學生按月或按年付費，就可以在這里自主學習。用品牌方的話說，AI會精準診斷孩子的知識薄弱點，生成個性化學習方案，實現千人千面的因材施教。

但在拆解這樁生意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眼它的“前輩”——傳統付費自習室。

傳統付費自習室本質上是一樁“二房東”生意。租下一個空間，裝修成格子間，按小時或按月收費。收入來源極其單一：會員費，且受制于房租、水電、人力等固定成本。業內人士坦承，付費自習室同質化嚴重，商業模式類似于共享辦公，屬于典型的“重資產、重管理、重運營”，并不受資本青睞。

有意思的是，在“自習”前面加上“AI”二字，整個商業模式的邏輯就徹底變了。

AI自習室的盈利來源有三個維度：硬件差價、督學服務費、系統訂閱費。首先是硬件——某品牌方告訴加盟商，一臺學習機進價1500元，“定價由自己決定”，但建議賣到5780元，差價高達四千余元。其次是督學服務費，全國大部分地區月費在1000元左右，利潤100%歸加盟商。再加上系統續費的管道收益，一個看似完美的“躺著賺錢”模型就此搭建完成。

這個敘事精準地踩中了三個時代痛點：家長的教育焦慮、“雙減”后留下的市場真空，以及AI大模型帶來的技術崇拜。

頭部玩家跑馬圈地的姿勢，像極了當年共享單車和社區團購的劇本。

松鼠AI和趕考小狀元兩大品牌分別擁有數千家門店，作業幫、科大訊飛、讀書郎等教育科技巨頭也紛紛入局。招商廣告里，“沒經驗也能做”“低投入高回報”的旗號獵獵作響，有的品牌甚至宣稱加盟商“一個月凈利潤可以高達20萬”。

但真正走進那些門店，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濟南那家AI自習室里，約60平方米的空間擠著40多名學生，所謂的督學老師只是在過道中來回走動，極少給予實質性的學習指導。有家長事后形容：“就像把孩子送進了一個有屏幕的自習室，別的什么都沒有。”

根據某品牌AI自習室的線上客服的介紹，申請辦理時，經營范圍里選擇“軟件銷售”“硬件銷售”就可以，“線下督學不需要有教師資格證，咱連老師都沒有，更不存在教授過程了。”末了，客服還特意提醒了一句：“不要往教育上靠。”

這句話，大概是對這樁生意最坦誠的注腳。

而那些所謂的“AI系統”呢？

一位受訪人士攤了牌，學習機的硬件成本占比并不高，14寸主流機型單臺硬件成本僅1000-1200元。剩下那幾千塊的溢價，品牌方會說這是“系統研發費”“課程內容費”“AI算法費”。但業內人士心知肚明：大多數所謂的“AI系統”，不過是把原來教培機構的網課資源搬運到了定制版平板上，鎖死了娛樂功能，換上一套“智能診斷”的界面，便完成了從普通平板到“AI智習神器”的身份躍遷。

資本的游戲，從來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它看中的，從來不是教育的本質，而是焦慮的流量，是加盟的加盟費，是高價售賣的學習機。

傳統自習室賺的是“空間溢價”，AI自習室賺的是“概念溢價”。前者雖然薄利，但至少邏輯自洽；后者號稱暴利，卻從一開始就把風險全部轉嫁給了加盟商。

山東濟南的程女士，65歲，退休女教師。2024年7月，她在短視頻平臺上刷到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廣告：“你建校，我扶持”“有人一年賺160萬”。看著廣告里那些對答如流的孩子和笑容滿面的家長，她心動了。

她打款9.98萬元采購了設備，又在歷下區租了近百平方米的場地，裝修、桌椅、員工工資，七七八八算下來，一共砸進去19萬多元。協議簽了，設備來了，店也裝好了，但品牌方承諾的“運營支持”“專業店長”“招生幫扶”卻一概沒有兌現。

從開業到倒閉，她的門店幾乎沒招到學生——即便免費，家長也不愿意送孩子來。“孩子家長來看了以后，說學習機對孩子眼睛不好，”程女士說，“這里中午沒有休息的地方，也不接不送，跟小飯桌比沒有任何優勢。”半年時間，她凈虧損19.27萬元。

程女士的故事不是孤例。

超6成AI自習室門店在開業一年內停業。產品“質量存在嚴重問題”，加盟費退款無門的情況不在少數。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盈利結構的單一與畸形，讓加盟商從一開始就陷入被動。80%的中小品牌 AI 自習室，核心盈利并非來自課后托管的服務費，而是來自高價售賣的學習機。

可問題是：家長不是傻子，誰會用5000元買一臺性能不過2000元平板水準的“學習機”？

一位北京家長算過一筆賬：“5000元的學習機，加上每年2000元的課程包，3年下來近萬元，而iPad下載同類App年費僅需500元。”學生招不來，設備賣不動，加盟商兩頭落空。

更致命的是與傳統自習室在成本結構上的根本差異。

傳統自習室雖然利潤薄，但投入也低——一個50平方米的店面，前期投入大概十余萬元，后期每月運營成本在1.3萬元左右，主要就是房租、水電和少量人力。

而AI自習室的前期投入動輒20至30萬元，月運營成本更高，還需要持續支付督學老師工資。這意味著，AI自習室的盈虧平衡點遠高于傳統自習室——它必須招到足夠多的學生、賣出足夠多的學習機才能覆蓋成本。

還有一層獨有的風險——政策監管。

AI自習室主打K12學科輔導功能，多地教育部門已明確規定：節假日期間凡是涉及學科內容的，只要變相開展學科補課，一律堅決禁止。2025年8月，北京通州區就查處了一家名為“易學派AI自習室”的機構，該機構涉嫌以AI自習室名義違規開展線下英語、奧數培訓。

游走在“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灰色地帶的AI自習室，隨時可能被一紙通知打回原形。

AI 自習室的火爆，不是因為 AI 有多厲害，而是因為焦慮有多深。

這場焦慮從兩個方向同時發酵。向上，AI的飛速迭代讓許多家長產生了“被時代拋棄”的恐懼——“95%的行業將被替代”“不會用AI就是數字文盲”，這些論調每天都在短視頻和社交平臺上被反復放大。向下，家長們看著身邊的孩子都在學 AI，都在去 AI 自習室，便陷入了深深的恐慌：“我的孩子不學，是不是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這份焦慮，真實而迫切，卻被資本精準捕捉，并無限放大。

《齊魯晚報》記者在走訪時曾詢問學習效果如何，某AI自習室加盟店工作人員信誓旦旦地表示，一位在班里墊底的小學生，在AI智習室學了一個半月就逆襲到全班前幾。

有家長事后懊悔：“當時試聽的時候，孩子確實做對了很多之前不會的題，我一激動就報名了。可后來才發現，那些題都是提前設計好的。”

一位K12學習軟件資深研發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坦言，目前計算機應用程序評估學生掌握知識點的準確性有限，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因材施教還有很大距離。所謂的高價不過是品牌利用信息差制造的知識溢價，家長則是為緩解教育不確定性而繳納“焦慮稅”。

這種“焦慮稅”的收法遠不止于教育領域。

打著“AI養生館”“AI智能館”等旗號的加盟項目同樣火爆招商，套路如出一轍——AI養生館宣稱“30萬投資三個月回本”“月入10萬”；AI智能館號稱“2萬元投資撬動萬億市場”，最終加盟者卻連本錢都收不回來。

一波又一波的“AI+”項目本質上是同一套收割邏輯：先用焦慮打開錢包，再用虛假承諾完成變現。

那么，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AI學習法？

AI在教育中的價值不容否認。

好的AI學習系統，確實能通過學情診斷、知識圖譜和自適應推送，幫助學生發現薄弱點、提高學習效率。但教育的核心在于人的陪伴、價值觀的傳遞和思維能力的培養——這些是任何算法都無法替代的。當家長把教育責任“外包”給一臺學習機，不僅無法真正減輕負擔，反而可能讓孩子陷入更深的教育陷阱。

在這個 AI 時代，真正的競爭力，從來不是靠使用多少 AI 工具，而是靠我們獨有的思考、創造與共情能力。這是 AI 永遠無法替代的，也是我們對抗時代焦慮，最強大的武器。

三十年前，小霸王學習機最終被人們記住的，不是它的編程功能，而是那些藏在抽屜里的游戲卡帶。三十年后，當AI自習室的熱潮褪去，我們或許會發現，那些被貼上“智習”標簽的平板電腦里，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比我們想象的要少得多。

AI自習室不該是收割焦慮的鐮刀，而應回歸工具的本分。當潮水退去，那些真正尊重教育規律、用技術賦能而非替代陪伴的AI學習場景，才有資格留在牌桌上。而對于每一個在焦慮中掙扎的家長來說，也許最該想清楚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給孩子買的，到底是學習工具，還是自己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