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公布 邊疆考古為何“火”了？對話考古學家霍巍

封面新聞記者 代睿

4月29日，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在京公布。封面新聞記者從現場了解到，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甘肅慶陽南佐遺址、山西昔陽鐘村遺址、河南鄭州商城遺址、陜西富平長春遺址、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浙江紹興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址入選新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

“大家都關注到，在我國考古總體發展趨勢上面，邊疆考古成為我們一個重要課題。”在結果發布會上，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院長霍巍在回答封面新聞記者提問時表示，考古為認識中華民族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實證。

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發布會。攝影：封面新聞代睿

考古學家霍�。�

邊疆考古為民族精神如何形成提供寶貴資料

封面新聞記者注意到，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項目中，有多個項目來自邊疆地區，包括新疆呼斯塔遺址、新疆吐魯番巴達木東墓群等。

“這幾項雖然沒有入選最終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但是它的價值和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被粑τ浾弑硎荆绕涫切陆卖敺陌瓦_木東墓群，考古發現其墓主人是唐代在西域地區設立的官方治理體系的具體執行者。

封面新聞記者提問

霍巍介紹，巴達木東墓群發現了九座唐墓，墓群埋葬了兩種不同民族、身份的高等級官員。也就是說，這些不同民族的高級官員，在唐代西域治理的過程當中，為祖國邊疆的穩定和統一都作出了貢獻，死后埋葬在同一個地方。

“另外，其中出土的一套葬具可以說融合了東西方文化�！被粑≌f，其中的許多細節為我們展示了唐代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當中，中外文化交流、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為我國的邊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實證。

霍巍表示，“我們的疆域，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民族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考古學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料。近年來，我國邊疆考古可以說是考古領域最出彩的領域之一，希望社會各界更多關注中國邊疆考古進展�！�

新疆呼斯塔遺址東區墓地。資料圖

新疆呼斯塔遺址：

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晚期罕見核心聚落

呼斯塔遺址位于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查干屯格鄉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內，西南距溫泉縣城約40千米。

自2016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呼斯塔遺址進行了持續的考古工作。歷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呼斯塔遺址系一處由核心區城址、墓地，以及核心區外圍其他遺跡構成的面積超過12平方千米的大型聚落，其主體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屬于青銅時代晚期。

初步研究表明，呼斯塔遺址核心區城址與墓地的文化面貌，與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面貌相似。城址面積廣大、結構復雜、配套設施完備，顯然是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晚期罕見的核心聚落。

新疆巴達木東墓群M16李重暉墓志。資料圖

新疆吐魯番巴達木東墓群：

見證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治理與文化浸潤

巴達木東墓群位于吐魯番市火焰山鎮巴達木村東南，距高昌故城約5公里，墓葬分布于火焰山南麓黑溝河流域山前沖積綠洲地帶，是十六國至唐代高昌先民的公共墓葬區，呈“聚族而葬”的布局特點。2022-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吐魯番學研究院合作對這一區域進行系統性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共發掘墓葬27座。其中，十六國墓18座、唐墓9座，總面積4220平方米，出土遺物600余件（組），為深入研究晉唐時期國家治理、文化認同、民族融合、絲路交流提供了關鍵性實物資料。

墓地先后出土北庭副都護程奐（776年，從四品上）、西州都督府長史李重暉（789年，正五品上）墓志，二人兩唐書皆無載，填補了史料記載的空白，完善了多元一體社會圖景，是邊疆治理制度的投射。墓志明確紀年與官品信息，印證安史之亂后西域仍完整傳承中原喪葬禮制，推行州、縣、鄉里管理制度與中原并無二致，主政一方的官員都是朝廷任命的銓選官員。他們舉家西遷，恪盡職守，守護著大唐的疆域，即使在“國門東阻，海塞西遙”的困境下，仍未有懈怠，秉持正統，彰顯對大唐王朝的忠勇。

巴達木東墓群考古發現填補了多項考古學空白，再現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歷史場景，闡釋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與包容性，見證了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治理與文化浸潤，極大豐富了統一多民族國家體系下新疆歷史發展進程研究的內容，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深厚的歷史根基。

新疆巴達木東墓群M20出土彩繪木棺。資料圖

此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新疆巴達木東墓群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尚玉平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巴達木東墓群20號墓出土了棺床、棺座和彩棺的組合，而彩繪木棺座是此次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發現。

尚玉平對記者介紹，棺座南北各設6個壸門，內繪有帶翼神獸，東西兩側繪雙虎捕羊、虎捕鹿的場景。神態各不相同，造型夸張威猛，線條流暢自然，是唐墓中難得一見的實物原型組合，對于研究唐代的喪葬制度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