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初，中國人民銀行梅州市分行的一則行政處罰決定，將廣東大埔農村商業銀行推至聚光燈下。這張罰單金額不算驚人——警告并處83.04萬元罰款，但其涉及的違規范圍之廣卻令人側目：金融統計、支付結算、金融科技、國庫業務、征信管理、反洗錢六大領域同時“淪陷”。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張罰單的公示期設定為整整三年，直至2029年4月才結束。在中國金融監管實踐中，如此長的公示期并不多見，它傳遞的是一種持續的警示信號。

與機構處罰同步的，還有對兩名直接責任人的“雙罰”：時任信息科技與創新發展部副總經理被罰2萬元，時任授信管理部總經理被罰5200元。金額不大，意義不小——監管的板子開始精準落到個人身上。

在中國數千家金融機構當中，大埔農商行幾乎是小透明般存在，畢竟縣級銀行的治理很少引起公眾的重視。

隨著4月27日，廣東大埔農商銀行公布2025年信息披露報告，完整的經營狀況徐徐鋪開，透過月初這張罰單，結合該行披露的2025年度信息，我們看到的是一幅中國縣域農商行在轉型壓力、監管收緊和生存挑戰交織下的復雜圖景。

新官上任降本增利大降薪？

大埔農商行2025年的成績單顯示：營業收入3.09億元，相比上年的3.45億元，降幅超過10%，利息收入、金融機構往來收入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都出現了下滑。

不過好在2025年營業支出只有2.49億元，低于2024年的2.86億元，最終使得大埔農商行2025年利潤總額達到6026萬元，高于2024年。最終實現凈利潤4519萬元，較2024年的4307.1萬元增長4.92%。

但這些光鮮數字的背后，隱藏著令人不安的財務邏輯。

仔細觀察利潤構成會發現，2025年凈利潤的增長并非來自主營業務的強勁表現，而是源于一個會計項目的“優化”——資產減值損失。

數據顯示，該行2025年資產減值損失為6567萬元，較2024年的7304萬元減少了737萬元，業務及管理費用相比2024年也減少了400萬元，成本收入比從2025年的43.04%，較2024年的44.68%改善1.64個百分點。

然而，這種撥備計提的“節約”發生在資產質量實質惡化的背景下。2025年末，大埔農商行非正常類貸款占比攀升至9.3%，較2024年末的7.2%大幅上升2.1個百分點。

而業務及管理費用減少400萬元的原因也很明了：2025年大埔農商行職工薪酬總額(會計口徑)為4383.48萬元，而2024年4894萬元。其中2025年大埔農商行對職工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發薪223.29萬元，對銀行風險有重要影響崗位人員發放1340.18萬元，而2024年對職工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發薪490萬元，對銀行風險有重要影響崗位人員則發放了1850萬元。

很明顯，大埔農商行在2025年大刀闊斧砍了不少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更是降低了對風險有重要影響崗位人員的薪酬水準。

在金融業普遍面臨效益下行的當下，銀行壓降員工薪酬較為普遍，只是高管以及風險有重要影響的崗位人員等人才，是銀行最最核心的資產，大埔農商行如此大幅縮減薪酬，難道不怕影響團隊穩定積極性甚至動搖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底，大埔農商行的信息科技人員還有5人，2024和2025年底均只有4人，未能增加人員。

大埔農商行2025年報還強調“本行能夠深刻認識發展金融科技的緊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2025年大埔農商行的金融科技最大業績竟然是“深入推進軟件正版化”：對全行212臺設備開展軟件使用情況進行專項清查，對發現的非授權軟件已全部完成卸載和替換。

這種基礎層面的合規努力固然必要，但相比金融科技業務管理的復雜要求，似乎有些“抓小放大”。當一家銀行將“軟件正版化”作為科技建設的重點匯報內容時，其數字化戰略的深度可能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根據簡歷，大埔農商行董事長劉聰莎具有多年的金融科技工作經驗，且也對銀行具體業務也有豐富經驗，2025年全面接手大埔農商行，新官上任后，大埔卻是大幅減少薪酬和換正版軟件，著實令人錯愕。

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大埔農商行在4月初被罰83.04萬元的背景了。

股權凍結、質押與關聯交易暗影

如果說財務報表展現的是大埔農商行的“面子”，那么公司治理狀況則是它的“里子”。而這“里子”上，布滿了需要仔細辨認的紋路。

股權結構的穩定性首先敲響警鐘。截至2025年末，該行前三大法人股東合計持股23.66%，表面看來股權集中度適中。但深入一層，問題浮現：

第三大股東平遠縣竹嶺三級水電有限公司持有的500萬股股權，于2025年12月29日被吉林省松原市寧江區人民法院凍結，凍結期限三年。

一家廣東銀行的股東，股權卻被東北地區的法院凍結，這背后是怎樣的跨區域糾紛？

更普遍的問題是股權質押。報告期末，股東在其他金融機構合計出質股份2534.30萬股，占股本總額的12.23%。

其中，第三大股東出質比例高達其持股的52.42%，第二大股東大埔縣高富商實業有限公司雖未直接出現在出質名單，但其關聯方的資金狀況同樣堪憂。

高比例的股權質押意味著什么？它表明股東層面可能存在流動性緊張，需要通過質押銀行股權獲取融資。一旦股價波動或股東無法還款，質押股權可能面臨處置風險，進而影響銀行股權結構的穩定。

關聯交易網絡同樣值得關注。報告期末，主要股東大埔恒御實業有限公司的關聯方與該行的關聯交易共7筆，授信總額達8388萬元，其中2025年發生的重大關聯交易就有5筆。且大埔恒御實業有限公司子公司混泥土公司還是大埔農商行第二大貸款客戶。

雖然該股東自身在銀行無貸款，但通過關聯方獲得的授信額度不容小覷。

值得注意的是，在劉聰莎簽字的2024年和2025年大埔農商行信息披露當中，前十大客戶的各個排名的借款金額都是一模一樣的，只是企業名稱出現了次序調整，這種狀況顯得極為怪異。

公司治理的另一個維度是高管團隊。董事長劉聰莎的履歷顯示，她于2025年3月任黨委書記，10月任董事長，此前在多家農信機構任職。而行長張建輝則于2024年9月任黨委副書記，2025年2月任行長。核心高管任職時間都不長，這既可能是煥發新活力的契機，也可能意味著戰略連續性的挑戰。

在業績承壓的背景下，這樣的薪酬水平是否合理？是否與銀行的風險狀況、長期價值創造相匹配？這些都是治理層面需要回答的問題。

考慮到監管罰單存在滯后性，也許才促成了劉聰莎在2025年加強了內部審計，2025年，該行開展了重點業務風險專項審計、常規檢查、部門履職檢查及經濟責任審計等72個內部審計項目，合計發現187個問題，整改率95.73%。反觀2024年大埔農商行只開展了38個內部審計項目，合計發現118個問題，整體整改率為9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