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外長亞洲行折射澳戰略困境

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28日至30日訪問中國，此前一天她訪問了日本，訪華后還將訪問韓國。這場穿梭外交不同尋常，折射出澳大利亞當前面臨的深層戰略挑戰：在深度依賴亞洲市場與發展機遇的同時，又被美國同盟體系深度牽引，在安全布局與經濟利益之間搖擺不定，難以形成穩定、自主、連貫的戰略取向。 澳外長此次先日本、再中國、后韓國的訪問順序，絕非簡單的外交排序，而是澳大利亞戰略心態的直接體現。首站訪問日本，可能意在向日美兩國表態，通過強化防務合作、呼應“印太”議題，鞏固陣營協同。澳日近期推進護衛艦采購，進一步拉緊軍事安全紐帶，凸顯其在安全議題上持續向美日體系靠攏。訪日后到訪中國，又恰恰說明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澳大利亞無論在安全上如何綁定同盟，都繞不開中國這一最大貿易伙伴，更無法忽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關鍵穩定作用。末站訪問韓國，則可能聚焦精煉燃料、能源供應鏈等務實議題，意在彌補自身產業短板。 澳外長此訪最值得觀察的，是澳大利亞對不同國家釋放截然不同的信號，其外交政策的搖擺性顯露無遺。對日本，澳大利亞著力鞏固安全伙伴關系，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框架；對韓國，直奔能源供應、煉化合作等現實利益；對中國，則希望鞏固雙邊關系回暖勢頭，深化經貿、教育、人文等領域合作，同時試圖管控分歧。對日韓側重戰略協同與安全合作，對中國強調經貿往來與利益回歸——這種雙重取向看似靈活，實則缺乏戰略定力。既想在安全上獲得同盟關系下的庇護，又想在經濟上盡享亞洲紅利——在兩種邏輯之間的反復搖擺，使澳大利亞難以形成統一自洽的亞太政策框架，成為其戰略糾結的生動寫照。 更關鍵的是，澳方推進對日安全捆綁，在戰略層面實際上是在給自己埋雷。當前，日本高市政府正在加緊推進“再軍事化”，而松綁防務裝備出口就是其中的關鍵手段。對日方而言，澳大利亞與日本的軍事綁定是為其防務出口背書的重要環節，背后隱藏的是其通過軍事工業發展正?；七M“正常國家化”的野心。在對侵略歷史反思不徹底、右翼思潮在社會層面蔓延的情況下，日本此舉已經對亞太地區產生巨大威脅，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亞。與日本在安全領域的深度合作，必然將透支澳方在其他亞太國家眼中的信譽，對其未來在經貿、文化等領域與亞太國家的交流合作可能造成不利影響。長遠來看，這看似是幫助澳大利亞變得“更安全”，實際上卻是“更危險”。 從本質上講，澳大利亞試圖在中日韓之間推行的“戰略平衡”，是一種夾縫中的技術性周旋，而非真正的戰略自主。一方面，澳大利亞迫切希望共享中國超大市場機遇，依托中澳合作穩定經濟、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不愿掙脫域外大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枷鎖，在安全領域參與其陣營化安排。這種“既要合作紅利、又要陣營庇護”的心態，看似兩頭得利，實則透支地區國家信任，也讓澳大利亞外交陷入自我矛盾。對澳方而言，“既要又要”是悖論。真正的戰略自主，應以國家長遠利益為根本，尊重地區安全秩序與他國核心利益，不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工具化”。 這次澳外長訪問東北亞三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澳大利亞重視合作的意愿，但其對外戰略的困局也暴露無遺。亞太是合作發展的大舞臺，絕非地緣博弈的棋盤。澳大利亞真正需要的，不是在陣營間操作“平衡術”，而是校準戰略方向、擺脫外部裹挾，以理性、務實、自主的姿態融入亞太合作大潮。唯有堅持互利共贏、妥善管控分歧，摒棄搖擺的外交心態，澳大利亞才能真正把握亞洲發展機遇，實現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戰略選擇。（作者是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