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天起，民營企業工作人員將享受部分“參公待遇”

文丨柯錦雄（刑辯律師）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以下簡稱《解釋（二）》）。將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釋（二）》針對司法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細化完善法律適用標準，實現貪污賄賂定罪量刑標準全覆蓋，不斷織緊織密懲治腐敗刑事法網。然而這部全篇二十四條的司法解釋，除了最后一條效力條款以外，二十三條有實質內容的條款，其中有二十二條針對公職人員腐敗，唯獨第八條涉及民營企業內部腐敗問題，而就是這唯一一條涉及民營企業的規定，引發了輿論以及法律界持續的爭論。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八條

01政策路線

按照最高院給出的立法背景信息，這一新規是“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實際上，這一原則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大政方針逐漸細化落地有著清晰的路徑。

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中，針對非公經濟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在傳統的“鼓支引”的憲法原則要求之外，增加了具體的方向，包括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以及法律保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

這一時期的法律保護更偏向于約束行政權力，著力于放松政府對企業的監管，限制個別政府工作人員“吃拿卡要”的空間。2016年3月4日，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發表重要講話，提到反腐敗斗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2018年11月1日，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重要講話談及“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核心內容依然是反腐敗過程當中一些民營企業違規違法的問題。

一直到2019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2019年意見》）“四 健全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明確要求“健全執法司法對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機制。”加大對民營企業的刑事保護力度，依法懲治侵犯民營企業投資者、管理者和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

02法律路徑

而在此期間，兩高于2016年4月發布了《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了非國家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的追訴與量刑尺度。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兩檔量刑數額，分別參照貪污罪、受賄罪前兩檔標準的二倍、五倍執行；挪用資金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兩檔量刑數額，則參照挪用公款罪、行賄罪前兩檔標準的二倍執行。

這一標準體現了公職腐敗與民企腐敗的差異，但是倍數標準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和邏輯支撐，因而在當時也受到到爭議。此后隨著刑事法律的更新，這一規定與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規定沖突日益凸顯。

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對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這三類典型職務犯罪的刑罰結構作出調整，將原有兩檔刑期修改為三檔量刑，并提高了法定最高刑。從而使得《解釋（一）》的量刑標準成了跛腳標準，缺乏第三檔的量刑。

2022 年 4 月 29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修訂后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第一檔立案追訴標準作出調整，實現與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行賄罪追訴標準完全統一。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立案、起訴標準與審判機關的定罪量刑標準產生直接沖突。而各地實踐當中又會有自己的一套內部標準，因而全國范圍“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突出。

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施行，間隔三年刑事法律再度更新。而這一次修正擴大了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的犯罪主體。

而實際上，據了解，引發爭議的《解釋（二）》早在五年前，草案已經出來，與目前正式文本相差無幾。所以說，不管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實際都是在落實《2019年意見》當中的“平等保護機制”，司法機關自然不會例外。

03爭議本質

為何《解釋（二）》延宕多年才出臺，在此前“平等保護”的政策原則已經深入人心的情況，為何第八條還會產生爭議？其實已經有很多律師以及學者分析過，公職腐敗與民企腐敗采同一標準是否符合法理，是否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確實，將公職人員與民企內部人員相同的犯罪行為模式都納入到刑事法律的規制范圍內，符合“平等保護”的精神。但是平等不等于公平。平等有機會平等也有結果平等。不同所有制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要求機會平等，不能因為企業屬于私有企業就拒絕其參與政府采購或招投標。不同所有制同樣的違法行為，給予同樣的處罰，這屬于結果平等，同等義務，同等責任，同等后果，結果平等往往與公平密切相關。

同樣的行為都是犯罪，這是機會平等，這叫一視同仁。而不同的主體承擔著不同的義務，犯罪的后果有著不同的影響，最終的責任也會有著不同的標準，這才叫公平對待。公職人員與民企內部人員，不管是腐敗機會還是腐敗后果還有腐敗影響都無法相提并論，強行將兩者的定罪量刑標準拉平，對民企而言是加強了保護，但是絲毫未能體現出公職腐敗的特殊性和嚴峻性，屬于變相降低了公職人員的責任后果。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解釋（二）》第八條雖然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但是同時也要求，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希望司法機關能盡快給出明確的參照指引，既體現出權力腐敗惡劣程度，又能做到對民企權益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