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快評｜懲治貪腐不再“公私有別”，是為平等保護而非嚴刑峻法

界面新聞記者 | 翟瑞民 界面新聞編輯 | 王強

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這份新司法解釋最引人關注之處在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四個多發于民企內部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再按照此前2倍或5倍于公職人員犯罪的標準執行，而是參照受賄罪等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的標準，實現“同罪同罰”。

這堪稱十年來我國懲治貪腐犯罪量刑最重要的一次調整，也是刑事法條體系對民營經濟法治化治理邏輯的必然延伸?！皟筛摺贝舜伟l布新司法解釋時已闡明，此舉旨在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此前，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后，我國首次以專門法律形式確立了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并宣告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企業，新司法解釋也是完善民營經濟法律制度、保障其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關鍵舉措。

過往多年，中國刑法對公職腐敗與民企內部腐敗采取“區別對待”：同樣侵占100萬元，在國企可能面臨十年以上刑期，在民企卻可能因“倍數標準”而僅獲五年以下處罰。這種“倍數”設計，客觀上造成了“同一性質的腐敗行為，因主體身份不同而處罰力度懸殊”的局面?！半p軌制” 量刑模式不但實際上縱容了“小貪不算貪”的僥幸心理，增加了民營企業內部治理的難度，還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隱性的制度歧視——民營企業的財產權與公有財產權，在法律保護的天平上并非等重。

如今量刑標準統一看齊，也意味著懲治貪腐不再“公私有別”，不同所有制企業將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部分自媒體將公職人員涉及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民營企業涉及的“挪用資金罪”立案標準進行對比，認為“追究公務員腐敗犯罪的入刑標準放松了，民營企業的入刑標準更嚴苛”。此類觀點顯然屬于歪曲解讀、惡意對比，已多次被法律界人士駁斥。比如，與非公職人員“挪用資金罪”相對應的是公職人員的“挪用公款罪”，而不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熬揞~財產來源不明罪”本身是懲治貪腐犯罪的一個兜底性、補充性的罪名，起刑點一直比較高?！芭灿觅Y金罪”的犯罪主體實際主要是企業高管、財務人員，不能“李代桃僵”單指民企老板等。

近期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腐敗犯罪研究報告（2025）》顯示，民營企業腐敗犯罪中，職務侵占罪占比高達51.6%，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占10.79%，挪用資金罪占9.61%，三大罪名合計超過七成 。而且，犯罪主體呈現明顯的“基層化”趨勢——普通員工和一線業務人員占比超過五成。

這意味著，民企內部的腐敗并非屬于少數高管的“特權游戲”，而是滲透到銷售、采購、倉儲等毛細血管的“系統性失血”。此時若任維持民企內部腐敗“低風險、低代價”狀態，那么合規經營的企業反而在競爭中會處于劣勢，因為守規矩意味著成本高、利潤薄?！傲訋膨屩鹆紟拧钡膼盒匝h，最終會瓦解整個民營經濟的信任基礎。

新司法解釋等于是一次法治宣言，它將讓企業主和員工都清楚地知道，行賄、受賄、吃回扣等腐敗不再是容易內部操作的灰色地帶，而是可能面臨與公職腐敗同等嚴厲的刑事追責。這不是故意為難民營企業家，不是要制造“人人自?！钡目植婪諊?，而是要倒逼企業建立真正的合規體系，旨在通過統一規則清除企業內部“蛀蟲”，讓守法經營的企業獲得更公平的市場環境和更安全的產權保障。對于廣大民營企業家而言，敬畏規則，遵守法律，方能在公平競爭的陽光下，安心經營。

當然，對于貪腐犯罪一律不再執行雙重標準，外界確實也有爭議的聲音。有觀點認為，公職人員腐敗侵害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公權力信譽，而民企內部腐敗主要侵害的是公司財產權和管理秩序，兩者的社會危害性本質不同，刑罰追責也不宜“一刀切”。也有人擔憂，刑罰趨重可能對民企經營產生負面影響，扼殺民營經濟的活力，容易引發民營企業家的焦慮和惶恐情緒。

這些質疑并非毫無道理，對此新司法解釋也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制度設計。其中明確要求，辦理非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情節、后果等，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這等于為司法實踐保留了彈性空間，對于情節顯著輕微、主動退贓、企業已通過內部機制彌補損失的案件，仍可通過量刑裁量實現“罰當其罪”。

量刑標準統一已是必然，下一步需要關注的是，要防止基層機關查辦貪腐案件時對民營企業歧視性行使司法裁量權，防止新司法解釋對民企的“平權”保護在執行中被異化為給民企戴上“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