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對教育的耐心，正在耗盡

來源：起點財經

通天的工程易筑，共榮的美德難存。（題圖：彼得·勃魯蓋爾《巴別塔》）

作者：陳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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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在硅谷屢戰屢敗。

馬斯克創辦的學校 Ad Astra 和其朋輩學校 AltSchool，喧囂五六年便相繼折戟。扎克伯格夫妻在帕羅奧托創辦的小學，近期也關門大吉。即便有蓋茨常年支持，可汗學院也沒能在AI時代超出哪怕是最溫和的預期：創始人近期坦言，其 AI 助手 Khanmigo 上線3年以來，僅有 15% 的學生愿意與它主動交互。對其他同學來說，“它仿佛不存在”。

硅谷最不缺的是樂觀，最擅長的是快速試錯，AI 原生的教育變革本應正合這幫人的胃口。然而，當我月中懷揣期待奔赴加州參與 ASU+GSV 峰會，在現場轉了一圈后，感受到的卻是空前的謹慎與懷疑。

我發現，隨著 AI 結構性地沖擊學校和人才市場，硅谷正失去對教育行業的耐心。

這并不難理解。從2010年起，風險投資人總共往教育科技傾注了290億美元，即使這些公司里，每年能收回來1億美金的，兩只手就數得過來。

轉折發生在這兩年。AI 對學校的全面介入，不僅沒能重新燃起“重塑教育”的希望，反而更尖銳地暴露了產品難落地和商業化疲軟的宿疾。

大夢初醒的硅谷，決定放棄教育。

美國教育科技風險投資（藍色柱），2025年來到10年以來的最低位。（圖源：HolonIQ）

野心的消逝

收縮，首先體現在中小學。

ChatGPT 之前，美國教育科技就長期困在一個老問題里：真正能長期、高頻、按建議方式使用產品的學生，始終是少數——每周看可汗的教學視頻達到30分鐘以上的學生只占10%，連 i-Ready 這類高度成熟測評軟件，能合理使用的學生比例也不到1/5……

使用量低，比較核心的原因是：在普遍走班上課的美國，教師對課堂內容與工具使用擁有極大的裁量權。即使學區已經買單了，老師也不一定愿意布置使用；即使老師用了，也不一定達到理想的頻次。和吃藥一樣，吃不夠劑量，藥效自然大打折扣。

洛杉磯聯合學區與教師工會簽署的備忘錄中約定：學區若想大范圍部署 AI 工具，需要和工會協商。換言之，技術進課堂，并不是學區或廠商能單方面決定的。

來到生成式 AI 時代，這種情況并沒有根本改觀。

被寄予厚望的 MagicSchool、School AI 等新興產品，仍集中在兩個主要方向：一類以“幫教師省時間”為核心賣點，另一類則主打面向學生的 AI 輔導。它們的核心價值，只是給傳統課堂刷了一層 AI 的涂料。師生對他們普遍采取“嘗鮮就走”的態度，以往產品面臨的留存和頻次問題，也因此遺傳了下來。

這一代 AI 教育產品，距離“重塑學�！钡哪繕巳韵喈斶b遠，因此融資也無法到位。

AI 原生教育產品的前四名，自成立以來的融資額，加在一起僅約 1.4 億美元；而橫向比較看，編程、法務、醫療等其它垂直行業的頭部 AI 應用公司，在早期融資階段就已達到或超過這一數字。（信源：EdWeek MarketBrief, PitchBook, TechCrunch, Reuters）

隨后收縮的，是高校和成人教育。

長期以來，硅谷并不反對大學教育，事實上這些企業優先招攬的，都是頂尖學府的高材生；投資人也格外傾心斯坦福的 CS 和 MIT 工程學背景的創始人。只是進入 AI 時代，文憑在技術領導者眼中的邊際價值正在快速縮水。李飛飛在談及人才招聘時表示，與“對 AI 工具的高度熟練”相比，好文憑沒那么重要。

更激進的人物，則開始直接質疑高等教育的必要性。Canvas LMS 的前高管 Jared Stein 與我分享道，“以往在線大學至少還有知識傳授的意義，但如今，用智能體已經能把課程、作業和考試從頭到尾刷完了，那這份學歷的價值就直接歸零。” 馬斯克今年 1 月在播客里更是大膽預言：讀醫學院“沒意義了（pointless）”，因為未來機器人手術的精準度會遠超人類。以后上學就是為了滿足社交需求，是一種“昂貴的愛好”。

更糟糕的是，企業本身也越來越沒有耐心去培養新人。一位斯坦福教育學院讀數據科學的碩士生坦言：投簡歷時發現，許多名義上的初級崗位仍要求 3 到 5 年經驗；眼看要畢業了，同屆十幾名同學，鮮有人拿到全職 offer。Signal Fire 2025 年的人才報告顯示，大型科技公司新招員工里，應屆畢業生的占比已降到 7%，較疫情前下降超過 50%。

可見，大廠正一邊用 AI 壓縮數以十萬計的崗位，一邊減少學徒、管培制的崗位供給；而選擇繼續讀書，也未必換來更高的就業把握。黃仁勛年初也講道，“你不需要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才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在硅谷，Z 世代的大學畢業生進退維谷。

然而，整場峰會最讓業界側目的變化，莫過于行業的“定海神針”谷歌也選擇了收斂鋒芒。

谷歌對教育領域的滲透，可謂全方位、無死角：Chromebook, Google Classroom, Workspace, YouTube，構成了一整套從硬件到內容的基礎設施閉環，從 2014 年起，連續擊退了 iPad、Microsoft Office 等心智極強的競品。峰會論壇上，前谷歌員工 Tom Sayer 透露，僅 Google Classroom 這一款教學管理平臺，就能觸達70%的美國中小學生。

但即便如此，今年峰會上 Google 所推出的新產品，也不再是對上述平臺的重大升級，而是一個用 AI “組員”評估學生批判、協作與創造力的測評小工具。兩年前 NotebookLM 憑借“生成播客”的能力霸占社交媒體的盛況，已無法復現。

谷歌教育產品生態

從巨頭到新秀，從 K-12 到高校，以教育創新推動人類進步的論調，正在淡出灣區敘事的主舞臺。

采購的藩籬

廠商們的退卻，起源于一個根本的需求側困境：美國教育科技的采購流程，至今仍由學區主導，師生的話語權并不高。

但如前所述，美國老師職業慣性強，往往會主動拒絕那些初始設置時間長、培訓成本高的產品。于是，惡性循環就此開始：學區完成了采購，老師卻未必愿意或有能力去高頻使用。那么，下一輪采購時，學區就會傾向選擇更輕薄、更容易上手的產品。

薄，就意味著產品多而散，意味著趨同性的競爭。過去十年，1:1 設備普及、疫情期間的遠程教學，以及此后持續的工具擴張，都加劇了這種分散化，以至于如今的美國學區月均要使用上千款數字教育產品。

如此魚龍混雜的技術基底，是難以帶來穩定的教學改進的。這本質上是因為：學習本不應該是薄的。它是神經元的體操，是需要一定復雜度的高階思維實踐。同樣的，給學生提供反饋，也要依賴從持續觀察、評測中獲得的過程性數據。

這就補齊了惡性循環的后半部分：學區買產品越來越雜，師生眼花繚亂，給到真正優秀產品的注意力越來越少，最終導致一種“窮折騰”：治理技術的負擔持續攀升，學生成績反而變差了、歸屬感也趨弱。

近年“國民成績單”（NAEP）報告顯示，美國學生的核心學業表現并沒有隨著 edtech 的擴張而同步改善。

當然，產品的過度堆砌與成績的滑坡未必有著直接的線性因果。畢竟，影響教學結果的變量很多，包括師資、紀律、課設、出勤與家境等。帶手機進學校，也和在學習過程中使用教育科技產品是兩碼事。

即使如此，屏幕時長和社交媒體早已成為校內校外的眾矢之的。心理健康評測工具 Panorama 創始人在圓桌討論時透露：“我們發現，當學校頒布手機禁令之后，學生的校園參與感有顯著提升�！� 此外，AI 快速闖入作業環節，更讓教育者擔心學生是否還會主動進行批判性思考，經歷必要的認知“掙扎”（productive struggle）。

因此，行業整治在近兩年變得無可避免。目前，美國已有十多個州提出法案，要求重新審視課堂屏幕時間或加強對教育技術工具的審查，比如，堪薩斯州正在參議院聽證的一項法案，主張小學生課堂應完全禁止使用電子設備，中學生每天的屏幕時長不得超過1小時；連招投標過程本身，也開始轉向“結果導向型”的合同——學生用不起來、成績不提升，學區就不付全款。

這就是當下的美國教育科技，它處在一種“滯脹”的狀態。廠商們既絞盡腦汁地想用新工具依附在老流程上，又空前地不受學區和老師們的待見。這對那些需要復雜配套才能落地的教育創新，極不友好。

這樣的環境里，最容易活下來的，往往是兩類教學產品：一類是已經深度嵌入學校教務管理流程的基礎平臺，包括 LMS、測評平臺（如 Canvas、Schoology）；另一類則是門檻低、易上手的課堂互動工具（如 Kahoot、Nearpod）。

而這些公司普遍已經成熟定型，成了華爾街的私募和投行的狩獵目標，與喬布斯時代的車庫文化和極客精神漸行漸遠。

學校體系的巨輪難掉頭，應用層則難以獲得一線認可。于是，硅谷選擇把精力，挪回 AI 基礎能力和它的建設者們身上。

另一種人才觀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推動 AI 突飛猛進的，明明是頂尖大學訓練出來的碩博人才；可它帶給硅谷的，卻不是對傳統教育更深的信任。

今天，科技大佬們所推崇的，不再是教育學意義上的“成長”，而是一種更粗糲的品質：能動性（Agency）。這種追求，反映在實際工作場景中，就是“高壓鍋”文化——曾經嘲笑東亞加班太久的灣區，正掀起自己的“996”浪潮。

峰會結束后，我從圣迭戈北上五百英里。在帕羅奧托，超小型團隊正像魚鱗般細密地布滿這座小鎮的街巷。這些公司的形態驚人的一致：三五個人、一間裝修優雅但空蕩蕩的辦公室，桌椅零落、比薩餐盒疊了幾層。他們的工作信條大致相似：壓縮一切中間環節，減少開會與“對齊”，弱化精細的 SOP 與職能分工。

接待我們的一位 CEO 說得很直白：“這間辦公室原本是按 30 個人配置的，但在 Claude Code 這類工具出現之后，繼續在硅谷招人的性價比太低了”。之所以還留在這間辦公室，是因為前兩家在這兒辦公的都上市了，“風水好”。

必須承認，AI 為個體和小團體提供了極高的效率杠桿。

融資大數據平臺 Carta 的研究顯示，2022年消費類的初創公司，在種子輪的團隊規模平均為6.4人，2024年直接就腰斬到3.5人。軟件類公司的A輪員工規模，也有25%的大幅下跌。過去需要一整個部門支撐的開發與文職，如今被濃縮進兩三臺 MacBook。當碳基生命準備下班的時候，往往還會“鞭策”一下屏幕上的智能體——讓硅基生命在他們休息時，繼續未竟的工作。

這樣的組織，對人的要求，與以往判若云泥。

它不再要求你按工業時代的分工去扮演一個邊界清晰的角色，而是要求你隨時學習甚至構造新工具，在并行的任務中絲滑切換。它期待你無盡地燃燒 Token、隨時口播 Prompt，盡可能用 AI 放大個人產出。難怪這類公司被分析師統稱為：單人放大公司（Solo+）。

開發者正在用語音與 AI 工具協作。

據語音輸入公司 WisprFlow 披露，用戶在使用他們產品的六個月后，約72%的輸入字符已通過語音完成。（圖源：The Pragmatic Engineer）

大語言模型爆發前，投資人對碼農們發難的金句是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意思是“你先把產品做出來再說�！� 而如今，這句話變成了 Code is cheap; Show me the talk. 當代碼生成本身變得容易，人真正需要展示的，反而是思考過程本身。

你需要很強的工具理性，更需要審美、判斷和與世界共鳴的能力。因為在產品和內容指數級爆炸的時代，平庸不可接受，平凡立刻出局。

而這些，都是最難普及的能力。它們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能力，需要長期浸潤在復雜的決策環境中、需要高明的反饋和點撥，還得發揮極強的自驅力和好奇心才能獲得。而培養這樣的人，本來就是教育中最慢、最昂貴、也最難復制的過程。

于是，硅谷的著力點悄悄變了，他們越來越不相信“把大多數人培養好”是個劃算的生意。與其擴大成材面，不如提高篩選精度。與其改造學校，不如繞開學校，直接尋找少數高潛個體。

軍工 AI 的頭部企業 Palantir 推出了面向高中畢業生的半工半學項目，宣傳口號洋溢地寫著：“跳過大學貸款！凈賺數年人生！你的學位，Palantir 來給你頒！”

另一邊，Mercor 這樣的 AI 招聘平臺，則試圖把這套邏輯整理成一個系統：它自動化地篩選簡歷、匹配候選人、組織 AI 面試，并會追蹤員工的日常表現，以持續優化對“未來誰能表現得更好”的預測。還有一個細節是，Mercor 的創始團隊，正是在彼得·蒂爾的 Thiel Fellowship 資助下從大學輟學的創業者。一群從反學院敘事中受益的人，開創了重塑人才篩選機制的事業。

Anthropic 估計了AI對勞動市場即將產生的重大影響。創始人達里奧·阿莫代本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未來一到五年內，人工智能可能會消滅大約一半的白領初級崗位，并把失業率推高到 10%~20%�！�

對這幫千億美金公司的掌權者來說，教育，不再是過程性的培養問題，而是終結性的判斷問題；不再需要慢慢塑造豐富健全的人，而是盡快找出能驅動英偉達卡片日夜運轉的人。

這種人才觀，充滿了道德冷漠，隱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邁克爾·桑德爾將其描述為“優績主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ocracy）”。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行業精英們習慣于認為成功純粹是對個人努力與才華的獎賞，這種功利的自負心，讓他們遺忘了從柏拉圖—孔子時代起，社會賦予知識精英的根本責任：即擁有關心其他公民的美德，并以此治理社會，實現“美美與共”。

當硅谷選擇“篩選”而非“培養”，它便放棄了對他者的共情。

“學以成人”還成立嗎

這正是這次美國之行中，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如果硅谷只是少做了幾款教育產品，那還可以用行業自然的冷暖周期來解釋。但如果它放棄的是“讓更多普通人通過教育獲得成長”這一現代社會的基本信念，我們可能就在見證工業革命百余年來教育傳統的完結。

這種極端的人才觀，一旦下沉到中小學，就可能削弱對孩子們應有的耐心與鼓勵。放到高等教育，則會進一步動搖大學學歷作為社會流動通道的穩定預期。置入企業中，會消磨培養新人、構建可持續的人才梯隊的意愿。最后剩下的，只有對少數高潛個體的偏愛。結合硅谷近兩年的大幅右轉，我們也不得不警惕：這種人才觀若繼續強化，是否會一步步滑向對天賦、出身等“先天優勢”的過度迷信。

斯坦福大學的“黃仁勛工程樓”內，

復刻了惠普公司1938年創始時使用的車庫辦公室（右圖），加州政府曾將此車庫命名為“硅谷誕生地”。（圖源：惠普博物館）

從上世紀中葉開始，舊金山就是技術樂觀主義者的圣地。我們也確實需要這樣的場域，以庇佑人類最狂野的想象和大無畏的實驗精神。

但它也應該相信：任何人，都不應在被 AI 取代的惶恐中不可終日。可直到今天，沉迷于 AGI 愿景的 AI 領袖中，仍沒有人，能為“普通人如何獲得成長與上升機會”，提供有足夠信服力的答案。

于是，老師、學校、大學，就陷入這樣的兩難境地中：一邊，他們被要求為 AI 時代培養學生們的“未來能力”；一邊，他們又眼看著富可敵國的一群技術玩家，既不愿給付改革育人事業的風險成本，又沒能提供足以解決教育科技創新的結構性困境的產品和思路……

這挑戰絕對不算新奇。媒介文化學者尼爾·波茲曼曾說：技術的變革“并不是累加式的，它將改變整個生態”。將一滴紅染料滴入杯中，它就會滲入每一個水分子。因此，當一項技術僅僅被用來最大化其發明者的經濟利益時，它就很可能反噬并摧毀孕育該技術的制度與人文土壤。

硅谷沒有放棄學習。它比任何時候都更相信天資、自驅與優績。

它只是越來越不愿意為大多數人的成長買單。

編輯：康宸瑋、吳乃歆；實習編輯：張旭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