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年輕人口減半：北京為什么越來越留不住年輕人了？

十年來，北京從全國唯一年輕人數量超過400萬級的城市，下降到210余萬，年輕人力資源儲備優勢幾乎耗盡。現在北京年輕人數量已經遠遠低于深圳、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甚至可能以及低于人口規模只有1000萬左右的東莞、武漢和杭州等地。這一方面是北京治理大城市綜合問題的成績，也客觀上帶來城市競爭力的流失。

能夠獲得年輕人的青睞，讓他們用腳投票遷徙進來，這是一個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個城市至高無上的榮譽。因為20-29歲的年輕人，是一個城市未來各個產業人才存量的基礎，是生育率的基礎，是大量消費的基礎，他們的數量決定了城市的近期發展經濟動能大小。

昨天閱讀《經濟觀察報》的一篇報道，頗為感到震驚。2015—2024年，北京常住年輕人占比由461.8萬人降至248.9萬人，累計減少212.9萬人，占比從21.3%逐年回落至11.4%。2015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約有21名年輕人、16名60歲及以上老年人，到了2024年，則是100個人當中只有11名年輕人，卻有24名老人。

平均來看，這十年北京每年減少21萬年輕人，尤其是2020年一年就減少了55萬。如果照此發展下去北京到2030年，年輕人將下降到100余萬，那就是一個徹頭徹尾沒有朝氣活力的老齡化城市了。

（北京年輕人比重十年來從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到回歸平均值，圖片來源：經濟觀察網）

之前曾經經常問朋友們一個問題，你們最喜歡哪個時期的北京？凡是經歷過這個城市的成長與繁榮的朋友們，都會說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北京。的確，這個時期北京沒有那么潔凈、現代化，三環內外還有很多城中村和破工廠，亮馬河還是一條渾濁、岸邊不潔凈的普通大水溝，絕對沒有那么多迎合朋友圈、小紅書拍照的偽精致，但是彼時的北京充滿了向上的活力，思想發揮的自由，充滿了實現各種夢想的可能性。

那時候清華北大不像現在大門緊閉，周圍打工人也可以去校園共享一些資源及感受人文氛圍；那時候不說高校，光在海淀區的書店、咖啡屋里，就有愛好思考的人聽不盡的講座、學術沙龍，五道口、三里屯、宋莊等充滿多元文化氣息；那時候只要努力，大家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好友A在2000年前后在人大讀碩士博士，靠業余創業就賺了上百萬，學生時代就自己擁有了第一輛車和第一套房，以及好多校友選擇去中關村、上地創業，35歲上下就事業頗有成就了。

北京因為全球化帶來的時代鴻運和自己在城市經營管理上的成功措施，從一個刻板的行政機構和計劃工業為主的城市，轉型為全國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和新型服務業中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城市轉型的奇跡。無數年輕人也涌進來尋找夢想，到2010年代中期，北京大概應該是全國唯一一個年輕人口超越400萬的城市，也是除了深圳、東莞這種新型移民城市之外，年輕人比例最高的城市。

能夠獲得年輕人的青睞，讓他們用腳投票遷徙進來，這是一個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個城市至高無上的榮譽。因為20-29歲的年輕人，是一個城市未來各個產業人才存量的基礎，是生育率的基礎，是大量消費的基礎（恰好處于購房、買車成家階段），他們的數量決定了城市的近期發展經濟動能大小。

然而今天的北京，在年輕人的規模上講，已經僅相當于深圳的一半（但北京常住人口是深圳的1.3倍），或者廣州、上海的60%左右，成都、重慶的70%左右，甚至可能比千萬級人口的東莞、武漢、杭州還要少。所以，現在的北京應該是中國22座500萬人口以上的超大特大型城市中，年輕人口占比最低的之一了，如果還有占比在11%上下的城市，也不過應該是沈陽、大連、哈爾濱這些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

那么為什么北京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小了呢？或者說北京吸引人才的競爭力越來越弱呢？

第一，北京科創和服務業增長的放緩，青年人成長機會減少。無論是21世紀初的北京，還是當今的杭州、深圳吸引年輕人的最大優勢是科創產業，如果有數以百計、乃至千計的快速增值型企業，以及帶動的相關配套服務產業，年輕人會形成涌入效應。盡管北京有著全國無與倫比的央企總部經濟，但是央企每年招聘規模都是固定的和有限的，所以，一個城市就業增量潛力完全看創新型的民營經濟部分。

最近十年隨著創業成本的高企（福布斯對30個大城市創業成本排名，北京排第一），以及產業調控政策導向的因素，北京科創規模的大幅減小。比如根據IT桔子、投中網和清科研究院等機構的數據，2018年北京科創風險投資案例數為2800多起，約等于上海、杭州和深圳之和，是毫無爭議的科創第一城，但是去年北京科創風投案例將至1100起左右，整個京津冀的科創規模已經下降至長三角的三分之一左右。

（北京創投規模從全國遙遙領先，到落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圖片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和IT桔子）

現在北京雖然仍舊是全國最有活力的科創中心之一，但是資源向幾個頭部科技民企集中，具有成長性的中小企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已經不具備十幾年前那種萬船齊發的盛景，由此導致的青年成長機會的減少，這是他們“孔雀東南飛”的一個最直接原因。

與我們切身感受相適應的是，十幾年前北京高校生畢業后大多數選擇留京，因北京的發展機會和質量都遠遠好于外地，尤其是清華北大畢業生，很少有去外地的，現在情況已經翻轉。以北大畢業生去向為例，2013年72%的本科畢業生選擇留京，當年僅僅有6個去了上海，40人去了廣東，本碩博總體去上海和廣東的比例不超過8%。而2024年就業報告顯示，畢生留京比例下降到42%，去上海的上升到537人、廣東上升到652人，滬粵兩地總體比例上升到25%左右，是11年前的3倍；而普通211、985院校畢業生留京率則已經到30%左右。這固然顯示出中國發展的均衡化，但也透露著北京吸收青年人才能力的大幅減弱。

第二，房價和生活成本問題。2015年房地產調控后，北京的房價中位數一度達到5.8萬/平米，在位置很不咋樣的北五環外的北苑或者回龍觀買一套房子就得500萬左右，如果是買一個好點位置的至少要上千萬。2005年之前的畢業生，憑借自己努力，就可以賺足首付買套房；2013年之前畢業的學生，可以憑自己的工資積蓄和父母畢生積蓄，攢夠首付款；2015年以后，房價首付平均至少300萬，月供也要1-2萬，這是全國99.5%以上家庭承受不起的。

盡管這兩年有回落，但是仍然遠遠超過京外中產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北京安家的經濟承受能力，導致在京大學生留京意愿迅速降低，也導致外地精英大學畢業生不愿進京，寧愿選擇去深圳、東莞、杭州、蘇州等地。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這個問題也當初并非無解，隨著北京市區房價的上漲，大量年輕人選擇去離北京市區30-50公里范圍內的燕郊、大廠、廊坊、固安等地置業。筆者曾經在2016年參加過廊坊孔雀城的開盤搖號，一個樓盤賣1000套房子，有3000人在排隊，幾乎都是在京工作的年輕人。

其實在大都會downtown上班，住在通勤距離1小時左右的衛星城，是全球大都會區生活就業的常態。但是北京與環京地區過于嚴苛的行政隔離，過于復雜的進京安檢制度，以及跨城軌道交通施工無限延遲，導致了持有這種打算的年輕人逃離北京，前往南方或回家鄉。

第三，僵化的戶籍制度問題。戶籍制度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為了維護城市商業物資供應平衡發明出的東西，北京本無戶口門檻一說，1952年左右我的一位張姓表親，從山東老家農村前來北京投靠姐姐，自然隨著居住地改變就成了北京人了，還就近讀了一六一中學，后來考入北京師范學院，成為北京幾所著名中學的校長。1992年市場經濟改革后，絕大多數城市的落戶都逐漸放開，唯獨北京、上海還維持最嚴苛的落戶門檻，最近四五年上海也松動了不少，北京卻巋然獨立。

比如，上海北京以前每年落戶指標在10-12萬之間，但是上海這兩年放松到30萬左右，北京還是這個數字。這有限的落戶指標，絕大多數又是過去傳統計劃體制渠道下的，即只有通過公務員招考、國央企招聘、體制內家屬隨遷等途徑才能獲得戶口。近年北京雖然開啟人才積分落戶計劃，不過數量每年才6000人，基本上聊勝于無，不足總人口的千分之三。而香港通過工作滿七年這種形式入籍人員，2025年度就達到2.91萬，占總人口的近4%。

筆者身邊有大量年薪100萬以上家庭，因為在民企或外企工作，在北京十幾年一直無法落戶，孩子一直是借讀生，最后不得不去天津落戶，夫妻兩地分居，或者干脆南下，立即在深圳毫無阻攔地落戶、成為深圳人的案例。這些都是最優秀的產業人才，還為北京貢獻大量稅收和消費，卻最終拿到不到北京城市的定居券，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說過去計劃時代，落戶進行體制內外的區別對待可以講得通，但是現在民企就業人員已經占北京勞動力60%了，應該有大的調整。筆者認為應該每年增加10萬個民企就業人員的就業指標，比如說在京連續繳五年納個稅滿3萬（年收入約30萬）、第一學歷為雙一流學校畢業生，就可以獲得戶口。

此外，北京越來越嚴格的城市管理，行政干預對公共社會空間滲透的加大，年輕人都是向往自由、輕松、活潑的，這也是導致年輕人對北京好感度越來越低，甚至抱有成見的原因之一。

2016年以來，廣州常住人口增加了500余萬，成都增加了450余萬，武漢增加了310余萬，深圳增加了300余萬，杭州增加了200多萬，唯獨北京是減少的。盡管這是北京控制規模、優化管理的一個成績，但也是北京的發展潛力的一個巨大流失。

也有人說北京作為首都的最重要職能是穩定，而不是發展，卻不知只有增長和繁榮，才是穩定的最堅強后盾。北京更重要的戰略意義在于，在南北經濟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北京是穩住北方經濟增長和創新力量的唯一希望、唯一樞紐，北京不行則北方全部塌陷。

所以，應該適度調整北京城市管理經營思路了，增加年輕人對北京的好感和向往力，留住年輕人就是留住城市的未來。由于年輕人減少，北京每年新生兒從2016年的20.5萬下降到去年的12.1萬，首先從最粗放的人力資本規模延續性上講，就已經嚴重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