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無煙一代”來了

來源：新周刊

作者：曲蕃夫

編輯：徐方清

運營編輯：肖冉

當地時間4月21日，英國議會兩院通過了《煙草與電子煙法案》，送交國王御準。這一被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稱為“一代人以來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干預”的法案，標志著英國的公共衛生治理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實驗階段。不過，除了一些禁煙區的加碼措施之外，法案核心內容其實“簡單且粗暴”：任何在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在英國境內將終身無法合法購買香煙。

這項政策采用的是一種“滾動式”的年齡限制，即合法購煙年齡每年增加一歲，理論上將使尼古丁在這一代人及其后代的生命周期中徹底絕跡，實際上折射出脫歐后英國在醫療體系崩潰邊緣的自救、本土煙草工業的黃昏，并引發一場關于個體自由邊界的深刻辯論。

4月23日，英國倫敦東部一處公交站外的禁止吸煙標識。（圖/視覺中國）

醫療重負與產業黃昏

英國政府推行“終身禁煙令”，首要動因在于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正處于崩潰邊緣。長期以來，吸煙被認為是英國可預防性死亡的首要誘因。根據英國衛生部門的最新統計，吸煙每年直接導致約8萬名英國人死亡。從更廣泛的臨床數據來看，每分鐘就有一人因吸煙相關疾病入院，每小時就有100次全科醫生預約是由吸煙引起的。這種高頻次的醫療資源占用，在NHS面臨巨大資金缺口和患者排隊時間過長的背景下，已成為政府無法承受的沉重負擔。

英國財政部與醫療部門的聯合評估顯示，吸煙每年給NHS帶來的直接醫療支出約為30億英鎊（約合人民幣278億元）。由此產生的社會經濟總損失，包括因病早逝導致的勞動力喪失和生產力下降，則超過20億英鎊。對于英國工黨和保守黨而言，通過行政手段切斷新增煙民的來源，是緩解NHS長期壓力最有效也最廉價的“預防醫學”手段。斯特里廷在議會辯論中公開表示，預防性改革是讓NHS在未來能夠持續運行的關鍵，只有讓后代免于對尼古丁的成癮，才能從根本上降低未來幾十年的慢性病發生率。

與此同時，電子煙對年輕人的致命吸引力也促使監管者痛下決心。雖然英國曾一度支持電子煙作為成年煙民的減害替代品，并認為其危害比傳統卷煙低95％，但市場的實際走向卻令監管者措手不及。英國在2020年已經禁止在傳統卷煙中添加任何口味，但大量電子煙品牌利用薄荷、西瓜、泡泡糖等口味，以及色彩斑斕、酷似文具的包裝，精準吸引了大量從未吸煙的青少年。官方數據顯示，約有5.5％的青少年正在規律使用電子煙。這種尼古丁成癮的早期化趨勢，迫使政府在法案中加入嚴苛條款，限制電子煙口味和展示方式。

4月23日，倫敦牛津街一家商店內在售的電子煙產品。

2016年，帝國煙草集團關閉了其位于諾丁漢的Horizon工廠，標志著英格蘭最后一家大型卷煙生產中心的消失。曾經支撐幾代人就業的英國煙草工業，如今已成遺跡，英國煙草的生產線早已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歐國家。而脫歐后的貿易壁壘，則進一步削弱了煙草貿易對英國經濟的貢獻。根據《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TCA）實施后的統計，英國在農產品和制造領域的出口受到非關稅壁壘的嚴重干擾，整體出口額在2021至2023年間下降了27％。煙草產品作為受管制的特殊商品，其跨國供應鏈的重構成本顯著增加。

在稅收層面，盡管英國政府不斷提高煙草稅率，將卷煙稅上調39％，手卷煙上調76％，但這種“以稅促禁”的行為并未帶來收入增長，反而陷入經濟學上“拉弗曲線”的下行區間。英國完稅卷煙年銷量從2021年的236億支下降到132億支，近乎腰斬，煙草消費稅總收入則從104億英鎊降至84億英鎊。當前，英國一包19支的普通香煙售價已經漲到15英鎊（約合140元人民幣）以上，在日益高漲的通脹壓力和嚴苛的禁煙環境下，即便是老煙槍也要思量是否要放棄這個愛好。

既然煙草工業已無法提供穩定的稅收和就業，政治家們在推行禁令時，所面臨的行業壓力已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點。但英國研究機構經濟事務研究院（IEA）報告也指出，英國合法煙草銷量的崩塌，并非完全因為國民戒煙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大量消費轉向了非法市場。盡管英國稅務與海關總署聲稱煙草稅缺口有所縮小，但民間研究認為官方估算極具誤導性，未統計發現的大量非法產品。

不許吸煙但可以抽大麻

一些評論認為，英國在禁止香煙的同時，卻在放任甚至鼓勵大麻的使用。這種“不讓抽煙但可以抽大麻”的說法，往往是將英國的公共衛生邏輯與北美部分地區的做法混為一談。事實上，通過對比英國與美加等地的最新統計數據及法律架構，可以發現英國的藥物管控圖景依然十分嚴苛。

事實上，英國青少年的傳統卷煙吸食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2024年的官方調查顯示，在16至24歲的英國年輕人中，經常吸煙的比例僅為8.1％，這比十年前的25％有了斷崖式的下跌。這種下降在發達國家中是極為罕見的�？梢哉f，英國政府的這次舉措，是在傳統卷煙即將自然消亡的窗口期，通過法律手段徹底封死其復萌的可能性。

4月20日，人們聚集在倫敦海德公園參加“4·20大麻節”。

而在大麻管控方面，英國與加拿大及美國多數州有著本質區別。在英國，大麻仍被明確歸類為“B類受管制藥物”。根據《濫用藥物法案》，非法持有大麻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而非法生產或銷售最高可判處14年監禁。英國政府不僅沒有合法化娛樂性大麻的計劃，反而近年來加大了對包括大麻在內的毒品供應網絡的打擊力度。自2024年下半年以來，英國警方通過專項行動切斷了數百條毒品供應線，逮捕了大量犯罪嫌疑人。

2024年的官方數據顯示，英國16至24歲年輕群體的大麻年度使用率約為13.8％，高于香煙使用率。但在實行大麻全面合法化的加拿大，同年齡段的大麻使用率高達43％至48％。此外，英國約80％的年輕藥物使用者表現為極低頻次的“偶爾使用”，而在北美，大麻重度依賴者的比例顯著更高，其中超過20％的年輕人為“每日使用”。英國民眾對大麻的態度也較為保守。民意調查顯示，盡管年輕人觀點較傾向于開放，但整體上社會對維持大麻的刑事化仍有顯著共識。

因此，所謂“放任大麻”并不符合英國的現實情況。盡管首相更迭頻繁，但英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邏輯非常連貫：無論是煙草、電子煙還是大麻，只要是具備成癮性且可能對長期公共衛生造成負擔的物質，都屬于嚴格管控或逐步淘汰的目標。這種從嚴治理的態度，與北美追求“合法化以降低社會成本”的邏輯截然不同。

從“吸煙社交化”到“吸煙邊緣化”

這項“無煙世代”法案在威斯敏斯特宮的通過，標志著英國公共衛生哲學的一次重大躍遷。圍繞著法案的集體辯論，則觸及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矛盾：一個個體是否有權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自由地選擇一種長期有害的行為？

關于禁煙的哲學基礎，通常回溯到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的“傷害原則”。密爾認為，只有為了防止對他人的傷害，權力才被允許違背文明社會成員的意愿而行使。在這一框架下，英國2007年的室內公共場所禁煙令是邏輯自洽的，因為二手煙對他人的健康權構成了直接侵犯。然而，“終身禁煙令”試圖禁止成年人在私下場合購買和消費煙草，對自由主義的信徒而言，這確實有步入“硬家長主義”范疇之嫌。

不過，禁煙支持者認為，尼古丁的強致癮性已經剝奪了個體真正的“自由意志”。如果一個人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被化學物質操控，其后的消費行為就并非自由選擇，而是病理性成癮。此外，吸煙的“外部性”不僅限于二手煙霧，在免費公立醫療下還包括對NHS造成的沉重醫療成本。每一個因吸煙致癌的患者，都在占用本可以用于治療其他疾病的公共資源，這構成了對他人間接但實質性的傷害。

在英國政壇內部，這一政策也引發劇烈撕裂。雖然這項政策是蘇納克任期未竟的遺產，但在保守黨右翼看來，禁煙令被視為對核心價值觀的挑戰。前首相特拉斯抨擊該政策是“保姆國家”的典型特征，認為這違背了保守派信奉的有限政府原則。鮑里斯·約翰遜甚至用“絕對瘋狂”來形容這一禁令，認為這是對成年人智力和權利的侮辱。而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則將此議題視為攻擊建制派的利器，認為這種基于出生日期的歧視性立法在執行層面會是一場災難，并將進一步催生地下交易。

此外，新西蘭的失敗先例也為英國提出警示。新西蘭工黨政府曾是“世代禁煙令”模式的首創者，但在2023年政權更迭后，新上臺的國家黨聯盟政府迅速廢除了該政策。新西蘭廢除政策的理由極其現實：為了實現政府的減稅承諾，需要保留煙草稅收作為財政緩沖。這給英國敲響了警鐘：一旦禁煙令導致的財政缺口無法通過醫療支出的下降來填補，當政黨輪替時，政治上的反復極有可能發生。

英國通過的“終身禁煙令”本質上是國家權力對代際契約的一次重寫。這項法案并非憑空產生，而是英國長達30年、步步為營的控煙進程的自然終點。從1998年工黨政府發布《吸煙致命》白皮書，到2007年室內禁煙、2016年強制推行平裝化煙盒、2020年禁售口味卷煙，英國實際上已完成了從“吸煙社交化”到“吸煙邊緣化”的社會轉變。在傳統管控手段邊際效應遞減的背景下，“滾動式”禁售年齡的終極手段推出了。

英國政府試圖在不觸動存量成人權利的前提下，完成對未來人口行為模式的改造。這種治理邏輯的成功取決于兩個核心變量：非法黑市是否可控，以及醫療支出的節省是否能跑贏稅收的流失。對于當前的英國而言，這似乎是NHS在維持全民免費醫療理想與現實資源匱乏之間所能做出的最決絕的一次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