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軍事神話破滅，空中打擊撐門面，陸軍20年沒贏過

以色列無休止的戰爭政策，源于猶太復國主義的危機。以色列正陷入危機。自2023年10月以來，它一直處于一種持續戰爭狀態，面對眾多內外敵人，從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到伊朗國家機器及其社會力量。

不少政客、分析人士和評論員把這視為實力的證明。隨著以色列右翼強硬派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大以色列”這一希伯來敘事，他們常常談論一種由以色列主導的“中東和平”。

這個說法本身就耐人尋味，因為它不過是更為人熟知的“美國治下和平”的翻版，而以色列在地區層面正是這一秩序的前沿支點。如果說“以色列是地區霸權”這一說法曾經還有幾分成立，那也只是2020年9月《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后的那幾年。直到2023年10月7日。此后，以色列軍隊在一場又一場沖突之間輾轉，試圖接連擊垮對手，但都未能如愿。

它重創了加沙，但哈馬斯依然存在。它曾高調“斬首”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但這個組織又以游擊力量的形式重新出現，繼續抵抗以色列占領。前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曾聲稱，對方的無人機和導彈庫存幾乎已被摧毀殆盡；而這位因反人類罪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前防長，如今的說法已被現實推翻，這些武器再次投入使用。

以色列還曾試圖清除也門“安薩爾真主”組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胡塞武裝領導層。此前，美軍在2025年針對也門北部的軍事行動中未能推翻該組織，而以色列隨后也重演了同樣的失敗。最近，以色列又未能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既沒有終結其軍事能力，也沒有把這個國家打成“失敗國家”。

如今，以色列領導人又把土耳其說成下一個目標，仿佛此前一路凱歌。3月，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稱土耳其是“下一個伊朗”；本月，現任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又在社交平臺上指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包庇伊朗的恐怖政權及其代理人”，并“打壓本國庫爾德公民”。

一方面，很明顯，內塔尼亞胡正是借由這種持續戰爭狀態，來化解自己面臨的個人政治危機。他同樣因與加蘭特相同的罪名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而針對他的腐敗指控，很可能最終把他送進監獄。

但另一方面，盡管媒體上偶爾會出現一些反對聲音，以色列的軍方、情報系統和政治建制派總體上都默認了這個小國對周邊鄰國維持永久戰爭狀態。為什么？

答案部分在于，以定居者為基礎的強硬保守勢力崛起，并在過去二十年里逐步滲透進軍隊基層和部分官僚體系。

2022年，在內塔尼亞胡主導下，這股力量進入政府。其領導人公開主張將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大規模遷離，而且他們手中已經掌握了推動更激進政策的權力。

更殘酷、更帶有彌賽亞色彩的以色列國家形態，恰恰出現在巴勒斯坦沖突史上的關鍵節點，這并非偶然：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猶太人口在數量上已趨于持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雙方人口都約為770萬。這樣算下來，處于以色列國家控制之下的人口總數接近1600萬。傳統殖民主義的“分而治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事實的政治沖擊力——約220萬巴勒斯坦人擁有以色列國籍，也享有投票權。

但另有大約550萬巴勒斯坦人處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民事管理之下，技術上仍生活在以色列占領之中。這為他們在護照、行動自由以及在決定其命運的議會——以色列議會——中缺乏代表權這一現實，提供了某種便利的法律遮掩。

到了20世紀20年代，當現實迎面而來時，修正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澤維·雅博廷斯基等人已經在討論，是否可以把他們整體驅逐出去。畢竟，1924年的土耳其和希臘不是就曾強制遷移并交換人口嗎？

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首任總理戴維·本－古里安曾為“阿拉伯人”只占總人口大約20％而感到寬慰。隨后到來的，是1967年勝利所埋下的致命隱患：以色列國家控制了它渴望已久的土地，但也因此接手了一個完整運轉的巴勒斯坦社會。

如今，以色列面對的局面，正如澳大利亞前駐以色列大使彼得·羅杰斯在《赫茨爾的噩夢》一書中所說，是“一塊土地、兩個民族”。迄今為止，這片土地一直通過一種種族隔離制度來治理。人權觀察和以色列人權組織“貝采萊姆”都曾如此定性。

因此，以色列不斷升級其高壓統治，這與其他殖民主義晚期案例呈現出相似軌跡?？梢韵胂敕ㄎ魉挂獯罄绾伟?0萬利比亞人驅趕進沙漠集中營；也可以想想法國在20世紀50年代如何通過大規模暴力、酷刑和集中營，把阿爾及利亞人同民族解放陣線隔離開來。還有英國在肯尼亞的酷刑和拘押營，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實施的大規模暴力與化學武器攻擊。

過去三年里，以色列暴行的類型已增加到11種：對被拘押者實施系統性酷刑和性犯罪，包括使用犬只；大規模和個體性饑餓政策；用車輛拖拽死者和活人遺體；設置亂葬坑，其中包括醫生、醫護人員，以及雙手被反綁后埋葬的兒童。

在美國支持下，以色列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要求加沙巴勒斯坦人離開這片土地，否則就面對死亡；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發動類似“排外屠襲”的暴力行動；自3月以來，以軍已抹去黎巴嫩南部數十個村莊；空軍為了打擊少數目標人物，對居民樓發動空襲，造成數百人死亡；暗殺外國領導人也已成為公開的政府政策。

內塔尼亞胡把這些政策吹噓為重塑地區秩序的意志。但如果把這些舉動理解為力量的體現，那就誤讀了力量本身——力量并不只是殺人的能力——也誤讀了圍繞這套無休止戰爭政策凝聚起來的社會深層動力。

以色列已經成了地區混亂的制造者，只會播撒死亡與破壞，卻無法實現任何穩定的戰略目標，也達不到它反復標榜的霸權地位。

它的軍事力量幾乎完全依賴空中打擊。它的陸軍更適合1967年和1973年的戰爭模式；自2000年被黎巴嫩真主黨迫使撤出黎巴嫩以來，其表現一直相當平庸。能力上的空缺，往往靠侵犯權利和違反戰爭規范來填補。

此外，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既不了解對手，也不尊重對手。因此，他們會認為，對方沒有發射導彈，就意味著導彈已經耗盡——比如2024年對真主黨的判斷；又或者認為，對方沒有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比如對2025年和2026年伊朗的判斷——就說明其軍力薄弱?！安豢蓱饎佟钡臄⑹?/p>

除了繼續喂養“不可戰勝”的敘事之外，這種制造混亂的做法真正起到的作用，是在情緒層面暫時滿足一種需求：拖延以色列根本性危機的到來，也就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危機。

不妨想想，直到最近，以色列對“定居者殖民主義”這一論述的主要回應，并不是學術層面的反駁，而是人口上的成功：從約旦河到地中海，這個新社會引入的人口，在幾十年里始終多于遭到摧殘的本土社群。

這意味著，以色列國家可以回避一個問題：如果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國，以色列自身政治共同體內部將出現何種裂痕。當然，若把所有巴勒斯坦人整體納入其中，對以色列的政治結構而言只會更難承受。

隨著這場人口賭局走向崩塌，無休止的戰爭就成了把問題向周邊國家外溢、并繼續拖延直面巴勒斯坦人口現實的手段。

盡管無休止戰爭符合這種意識形態邏輯，以色列社會也正因此不斷撕裂。為了逃避經濟困境、地區動蕩和國內極端主義，選擇移民離開的以色列人正越來越多。

前副總理齊皮·利夫尼今年3月表示，暴力性的種族隔離正在“拆解以色列國家”。據報道，以軍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也警告說，如果不能通過嚴格征兵來支撐自2023年10月以來已持續約900天的軍事行動，軍隊將會“從內部崩塌”。

當然，第二場伊朗戰爭被以色列、媒體和分析人士包裝成一個關于伊朗的問題：這個政權能否存活，伊朗是否還能保住其代理人網絡，伊朗會不會放棄核野心，以色列能否摧毀這個國家。

但在這些喧囂背后，真正的危機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危機。巴勒斯坦人展現出的韌性，遠遠超出這一意識形態曾經的想象；而以色列政治與社會在應對他們時，也變得越來越絕望。

這個“地中海邊的羅得西亞”式工程，并不是一條能夠通向生存的道路。如今再明顯不過的是，必須出現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