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文鋒、王興興繼續讀博，還會有今天的成就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一、王樹國三問

在網上一個視頻訪談中，王樹國校長尖銳地提出了一個關于大學如何培養科技人才的問題：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這是我做校長百思不得其解的。如果梁文鋒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DeepSeek嗎？如果王興興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宇樹科技嗎？如果汪滔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大疆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答案。我唯一得到時間驗證的是那些讀博士的，沒有他們幾個做得好。那我們教育怎么辦？為什么我們想栽樹而沒有栽成？為什么事與愿違？其實答案很準確，很精確，我們也都知道。 所以在真正的實踐環境當中，學歷不等于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實戰狀態下磨煉出來的，沒有一個人的能力是培養出來的。哪個諾獎是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哪個企業家是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哪個科學家是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我們只是育了一棵苗苗而已。他們真正的成長是在實踐當中，在血與火的挑戰當中磨煉出來的，這是真本事?！?

DeepSeek V4進一步放大了我國相對于世界頂級模型的性價比優勢

二、一個被知識界顛倒的敘事

今天，當我們談論科技進步時，很容易陷入一種“理論先行”的敘事：偉大的科學家在頭腦中推演出方程與定律，隨后工程師將其轉化為改變世界的技術。從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到核彈，從麥克斯韋方程組到無線電，這些故事讓人相信——科學是源頭，技術只是下游的產物。

然而，這種敘事遮蔽了一個更根本的歷史事實：在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恰恰相反。往往是工匠、技師和航海家們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摸索出了有效的工藝與方法，而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科學家才姍姍來遲，用一套精致的理論語言去解釋“為什么是這樣”。至少在二十世紀之前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是技術推動科學，而非科學引領技術。2

更有趣的是，即便進入二十世紀，當物理學理論看起來已經走在了工程實踐的前面，一個更深層的真相仍然未被撼動：任何理論要轉化成可用、可靠、可控、可重復的技術，都離不開大量無法被寫成公式的來自實踐的“緘默知識”（tacit knowledge）。這類緘默知識是只能從經驗、試錯和師徒傳承中獲得的“手感”“直覺”“經驗”與隱形“判斷”。

這意味著，嚴格意義上的“純理論導致技術發明”幾乎不存在。甚至像半導體芯片、發動機、運載火箭、超音速飛機、原子彈這樣高度依賴現代物理學的領域，其核心瓶頸也從來不是理論是否完備，而是經驗和技術積累是否足夠深厚。

這一事實，也完美地解釋了為什么人類能夠在沒有近代科學（甚至沒有文字）的情況下，在數千年間逐步發展出農業、紡織、陶瓷、冶金、造船、天文觀測、建筑工程等復雜技術。因為技術發明的核心從來不是理論藍圖，而是試錯、迭代與手把手的經驗傳遞和積累。僅有解釋世界的抽象理論，無法直接催生改造世界的實用技術。而改變世界的技術，卻能反過來激發出很多解釋世界的理論。

三、古典的圖景：技術刺激科學

在二十世紀以前，科學理論的每一次重大飛躍，背后幾乎都能找到一個由技術實踐提出的尖銳問題。而正是對這些尖銳問題的回答，產生了“科學”理論。

1. 火炮與經典力學

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攻城與守城催生了火炮技術的飛速發展。鑄炮工匠很快發現：裝藥量、炮管長度、彈丸重量之間存在某種經驗關系。為了提高精度和射程，人們開始繪制彈道軌跡——盡管那時還沒有清晰的“拋物線”概念。正是這些來自戰場的實踐經驗，構成了“彈道學”的雛形。

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學任教時，就曾為威尼斯兵工廠提供技術咨詢。他研究物體運動時，大量借鑒了炮彈飛行的實驗數據。最終，他提出了慣性定律和拋體運動的拋物線理論，成為牛頓經典力學的基石。沒有火炮技術的試錯積累，伽利略的觀察對象將少掉一個極其重要的經驗來源。

2. 火藥、冶金與化學革命

類似的故事發生在燃燒化學中。早在中世紀末期，煉金術士和冶金工匠就已經掌握了多種金屬焙燒、還原和合金配比的工藝?；鹚幍膫魅?，更是激起了歐洲人對燃燒與爆炸問題的追問與研究。他們知道，木炭在封閉和開放容器中的燃燒產物不同；他們也知道，某些礦石在高溫下會析出金屬液珠；他們還知道，火藥在封閉環境下也會燃燒和爆炸。這些現象背后包含了氧化還原反應的全部要素，只是尚未被用“氧氣”和“燃素”的概念表述。

拉瓦錫作為法國火藥局局長的劃時代貢獻，正是通過精確稱量燃燒前后物質的質量變化，徹底推翻了燃素說，建立了氧化理論。但請注意，拉瓦錫實驗中所使用的精密天平、高溫爐、氣密容器，無一不是從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冶金和玻璃吹制工藝中繼承而來。沒有工匠們數百年發展出的加熱、密封、稱量技術，拉瓦錫將無法獲得足以推翻舊范式的定量數據。而且拉瓦錫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火藥的威力，如何量化生產火藥，以及能否找到硝石的替代品。拉瓦錫關于燃燒機制的化學革命——氧化理論，最終是建立在利用各種化學儀器對無數化學反應進行反復的精密測量的經驗之上。3

3. 蒸汽機與熱力學

蒸汽機的故事更是經典中的經典。從紐科門到瓦特，蒸汽機的每一次重大改進——分離式冷凝器、雙作用氣缸、離心調速器——都不是熱力學理論的產物，而是工匠為解決礦井排水、提高效率和防止爆炸而做出的工程技術發明與改進。瓦特本人是儀器修理師，他的成功依靠的是對金屬加工和密封技術的精湛掌握。

最早的蒸汽機是由英國煤礦器械維修工托馬斯?紐科門發明，瓦特改良了蒸汽機

直到蒸汽機已經在全英國的礦井與紡織廠運轉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卡諾才在1824年發表了《論火的動力》。他試圖從理論上回答一個由工程師提出的問題：蒸汽機效率是否存在理論上限？由此誕生了卡諾循環，進而催生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可以看出，理論是技術的遲到的解釋者。

4. 大航海與進化論

達爾文的進化論常被描繪成一位博物學家在加拉帕戈斯群島靈光一現的結果。但一個容易被遺忘的背景是：如果沒有十五至十八世紀歐洲的大航?；顒?，沒有哥倫布、麥哲倫、庫克船長們系統性地從全球各個角落帶回數以萬計的動植物標本，達爾文將根本缺乏足夠的比較材料來質疑“上帝創造的物種萬古不變”這一傳統觀念。

大航海本身是一項技術與組織上的壯舉：船體設計、航海鐘、風帆改進、遠洋導航——這些經驗積累為科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級實驗室。進化論不是達爾文獨自坐在書房里推演出來的，它是歐洲三百年殖民航海實踐所收集的地球生命多樣性的一個理論概括。

5. 望遠鏡、顯微鏡、光學與電磁學

伽利略用望遠鏡觀測木星衛星時，他所使用的光學儀器來自荷蘭眼鏡匠的偶然發現——兩塊透鏡的組合能放大遠處的景物。玻意耳和胡克用顯微鏡首次觀察到細胞時，所用的鏡片同樣是工匠打磨技術的產物，而非牛頓光學理論的產物。而電磁學從吉爾伯特到法拉第再到麥克斯韋，始終與磁石、線圈、電池堆等“電技術”糾纏在一起。奧斯特發現電流磁效應時，用的只是最普通的伏打電堆和磁針——這些技術已在實驗室和公開演示中存在了數十年。從赫茲實驗室里幾米距離的火花隙，到馬可尼實現跨大西洋通信，需要解決的“天線調諧”“信號檢測”“功率放大”等技術，是馬可尼等工程師反復實驗的結果。理論并未提供這些商業實用技術的直接藍圖。4

因此恩格斯才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一封信（1894年1月25日）中精辟地指出：

“如果像您所斷言的，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學狀況，那么科學卻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賴于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整個流體靜力學（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紀調節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產生的。關于電，只是在發現它能應用于技術上以后，我們才知道一些理性的東西。在德國，可惜人們寫科學史時已慣于把科學看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即科學家在辦公室依靠數學與形式邏輯推演而來的】?！?

以上所有案例共同指向一個結論：在漫長的人類科技史上，技術實踐不僅在時間上先于理論，而且為理論提供了問題、工具和檢驗手段?？茖W，只是技術這座雄偉蔓延的海底板塊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

四、二十世紀的假象：看似理論領先，實則技術為大

許多人認為，二十世紀物理學的革命——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徹底扭轉了上述“技術領先理論”的關系。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原子彈來自愛因斯坦質能方程，激光來自“受激輻射”理論預言，晶體管來自量子力學能帶理論。然而，若仔細審視這些案例的“實際發展過程”，會發現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理論僅僅提供了一種解釋和可能性的方向，但真正把理論可能性轉化為具備工程可靠性、可量產落地技術的，仍是無數試錯實踐與海量緘默知識的積累，理論所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想象的要小。6

比如在半導體領域，是先有礦石檢波器，后有能帶理論。半導體導電現象的最初發現完全源自工程實踐。19世紀末，無線電愛好者們發現，一塊方鉛礦晶體加上一根細觸針，就能對高頻電流進行檢波，從而解調出聲音。他們根本不理解什么叫“PN結”或“能隙”。這個被稱為“貓須探測器”的裝置是第一代實用的半導體器件。

1947年，巴丁、布拉頓和肖克利發明點接觸式晶體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對早期半導體材料與器件的反復實驗摸索。理論物理學家（包括肖克利本人）確實隨后建立了結型晶體管的理論模型，但真正使半導體工業成為可能的——“平面工藝”“光刻摻雜”“潔凈室”——這些核心技術并非從量子力學方程推導而來，而是貝爾實驗室、仙童半導體和英特爾的工程師們在無數次失敗中摸索出的經驗總結與工程法則。

光刻機的制造和安裝需要各種“光刻機仙人”參與調試和修正才能實現良率的提升以及穩定生產

即使到今天，一個拿到固體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如果不進入芯片工廠做數年工藝工程師，他也絕不可能憑理論造出一枚可用的芯片。大規模的良率控制、光刻機的光學像差校正、薄膜沉積的應力管理……這些領域里九成關鍵知識都屬于緘默經驗，無法完全寫入教科書標準化傳授。

又比如在火箭與航天領域，牛頓力學并不能自動轉化為航天器精準入軌的工程能力。牛頓力學誕生于1687年，火箭方程由齊奧爾科夫斯基在1903年推導。倘若理論足以催生技術，那么人類在二十世紀初就應該輕松進入太空。事實是，直到1969年，人類才首次登月，而且整個過程充滿了爆炸、燒穿、共振斷裂和幾乎失敗的險情。

為什么那么多物理學博士不能保障一枚火箭成功發射？因為真正的瓶頸不在牛頓力學——高中生都能求解力學方程——而在推進劑燃燒的不穩定性、渦輪泵的振動模態、閥門在超低溫下的密封性、再入大氣層的熱防護……每一項都是材料和工藝問題，每一條都需要成百上千次破壞性試驗才能積累出可復現的操作規范。美國的“重返月球”計劃之所以困難，不是因為工程師忘記了牛頓定律，而是因為當年參與土星五號研制的焊接技工、燃料罐測試人員、低溫閥門調試專家已然離世，他們身上的緘默工藝經驗沒能完整傳承給后人。圖紙可以存檔，來自經驗的“手感”和復雜的“工藝”操作知識無法存檔。

愛因斯坦質能轉化公式與原子彈的關系或許更能說明問題，因為它觸及了理論與技術之間最極端的張力。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便沒有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E=mc2，奧本海默依然能造出原子彈；而反過來則肯定不行——無論相對論多么成功或者學得多么好，仍然造不出原子彈。

首先，制造原子彈不需要知道“質量變能量”，只需掌握中子誘發核裂變的實驗規律與工程實現路徑即可。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1938年發現核裂變（用中子轟擊鈾原子，它分裂成兩個較輕的原子并釋放巨大能量）時，使用的是化學方法和電離室。他們根本不需要愛因斯坦的公式來解釋這件事，他們只是觀測到鈾核吸收了中子后質量變輕了（通過測量碎片），同時釋放了能量。這個“質量虧損”現象，可以用牛頓時代的能量守恒來解釋（碎片動能來源于庫侖排斥力）。

質能公式在曼哈頓計劃中的實際角色幾乎只出現在估算總爆炸當量的環節——用天平稱一下裂變前后質量差，乘上光速的平方（c2），便可以得出理論最大能量。但工程師造原子彈時，從來不需要計算這個。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提純鈾-235或制造钚-239（冶金和化工問題），如何設計“炸藥透鏡”讓亞臨界質量的核材料瞬間壓在一起（流體力學和爆炸物理學問題），如何控制中子發射的時機（電子學和精密機械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把E=mc2看成曼哈頓項目啟動前科學家們寫給羅斯福總統的“可行性備忘錄”中的一句話：“根據已知物理原理，一公斤鈾如果完全轉化，能量相當于兩萬噸TNT。”但真正的工程圖紙上，一個公式都沒有。

我們可以假設愛因斯坦從未發現那個簡潔的公式，但實驗物理學家依然會發現鈾裂變時釋放的熱量、伽馬射線和裂變產物的質量遠小于原來的鈾核。實驗物理學家們會用“能量守恒”來描述這個現象（“核結合能”的概念完全可以獨立于相對論建立）。因此，原子彈的發明依賴于核裂變的經驗加上一系列顛覆性技術工程，而非相對論的質能方程。從認識論角度看，質能方程提供了理解原子彈威力的理論框架，是“知其然”之后的“知其所以然”，但在“使之然”的工程創造過程中，它并非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

氫彈的情況稍微復雜一點，但結論相似。氫彈（熱核武器）的核心是輕核聚變——氘和氚在極高溫高壓下結合成氦，釋放中子。計算表明，氘氚聚變釋放的能量比鈾裂變還大好幾個數量級。質能公式可能起的作用是，它可以再次被用來預先告訴科學家：“理論上，如果能讓氘氚發生聚變，一克反應物能放出 x 焦耳?！边@實際上鼓舞了泰勒、烏拉姆等人去設計如何用原子彈引爆氫彈。但真正關鍵的技術困難是：如何創造幾千萬度的高溫？如何用原子彈作為“火柴”來“點火”？如何讓熱核燃料在被炸飛之前充分燃燒？泰勒-烏拉姆方案（輻射內爆）是利用原子彈產生的X射線壓縮和加熱氫彈次級。這是流體力學、輻射流體力學和精密工程問題。而如何防止聚變反應把裝置炸散，則需要解決精妙的結構設計這個工程問題。

因此，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在整個氫彈設計過程中，只是一個“性能估計器”，告訴科學家“值得一試”。沒有它，物理學家從戴維森-格爾曼實驗（1940年代測量氘氚反應截面）也能推斷出聚變能極大，可能會用“核子間強相互作用力釋放”來解釋，從而同樣制造出氫彈。

因此，有科學史學家曾戲稱，愛因斯坦質能方程與原子彈的關系，跟微積分里的歐拉公式與實際世界中橋梁設計和建造的關系差不多。人們不需要知道微積分去設計一座石拱橋（工匠憑經驗就能造），但可以用微積分去估算它會不會塌。同樣，愛因斯坦公式在核武器中解決的是理論上的“信念問題”——讓羅斯福、史汀生等人相信花錢值得。它沒有告訴任何人“怎么造”原子彈這個真正的核心問題。而真正的技術瓶頸（濃縮鈾、雷管同步、輻射內爆）的解決，依賴的是核物理實驗數據、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和數以萬計的工程試錯。這些都不需要愛因斯坦的質能轉化公式。

這個問題實際上擊中了一個科學哲學中關于科學是什么的核心問題：當一個理論（相對論）只是為一種已經被實驗觀察到的現象（核反應釋放能量）提供了一個更優雅的“形而上學”底座，且不提供任何新的技術操作指令時，它對于技術發明就不是必要的。

原子彈的制造本質上并不依托于狹義相對論，但是狹義相對論預測的廣闊前景刺激了更多人愿意將資金和人力投入原子彈技術的研究

奧本海默本人也曾在一個場合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原子彈的物理原理，幾個研究生就能在方程上演算清楚；真正的魔鬼在工程細節里——密封圈、觸發開關、同心爆炸透鏡的澆鑄工藝。”7

所以，愛因斯坦相對論與質能轉化方程對于核武器的發明，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它是一種事后智識上的滿足感，而非事前技術上的必須項；它使我們能夠以一種方式“理解”世界，但并不能讓我們有能力做到“改造”世界。

這再次強化了我們之前的核心論點：即便是二十世紀顯得最“理論驅動”的工程壯舉，其真實的發明路徑依然由工程技術、緘默知識、經驗試錯、非理論性的工藝直覺所主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否認某些科學理論在特定條件下能夠催生全新技術方向，但即便在少有的“科學引領技術”的經典案例中，從理論到技術的轉化仍然必須經歷長期反復的“煉金術”式實驗和摸索。理論僅僅指明了“可能做什么”，但唯有技術告訴人們“如何穩定地做到”。

五、緘默知識是理論無法跨越的鴻溝

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有一句名言：“我們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言說的多?！?他將前一種知識稱為“緘默知識”（tacit knowledge），后一種稱為“顯性知識”。科學理論就是一種高度精致的顯性知識——比如用數學語言寫成的命題系統。但技術實踐，尤其是達到高可靠、高精度的工業制造，其核心恰恰是那些說不清、寫不出的緘默知識。

一位頂級玻璃透鏡研磨師可以透過指尖的震顫判斷研磨膏是否均勻；一位光刻工程師可以憑光刻膠在晶圓表面形成的“云紋”直覺判斷曝光劑量是否準確；一位氫氧焊工僅憑火焰顏色和聲音就能調節燃氣比至最佳狀態。這些感覺無法轉化成公式，只能通過“干中學”和師徒共同操作來傳遞。

從這個角度看，人類“科技史”應當被重新解讀為一部緘默知識不斷積累、偶爾被顯性理論捕獲和編碼的歷史。9理論可以加速后續經驗的積累——例如能帶理論幫助工程師更快地篩選出合適的摻雜濃度——但理論絕不能替代經驗本身，更不能代替技術。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即便在一個理論完備的領域（比如牛頓力學與熱力學），不同國家之間的技術能力（航天發射與發動機）仍然可以相差幾十年：差距不在理解了多少方程，而在積累了多久的緘默知識。最近火遍全球的張雪機車，就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關于理論與技術的關系的案例。10

六、科學革命之前的技術是如何產生的？

如果按照流行科學觀灌輸的觀點，認為理論是技術的必要前提，那么科學革命之前，人類文明早期幾千年的技術成就將成為一個不可解的謎。然而，事實勝于雄辯。

在農業領域，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在沒有任何植物遺傳學知識的情況下，通過對野生禾本科植物反復篩選、留種和耕作，馴化了小麥、水稻和玉米。在冶金領域，青銅時代的工匠不知道電化學和相圖，卻能通過觀察礦石顏色、爐渣流動性和金屬色澤，摸索出銅錫比例和焙燒溫度的最佳組合。在航海領域，波利尼西亞人靠著星象、海流、飛鳥和云的顏色，在沒有天文導航理論的情況下橫跨太平洋。在建筑領域，羅馬人用火山灰、石灰和碎石混合出“混凝土”，他們不懂水化反應，但通過配方和搗固經驗的代際傳承，建造了萬神殿穹頂，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非鋼筋混凝土圓頂。

南島人依托有限的經驗在沒有科學的背景下征服了幾乎整個太平洋

在華夏大地上，這樣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中國上古先民毫無遺傳學與土壤化學理論，僅憑世代田間觀察、擇優留種與反復試作，獨立馴化粟、黍、稻、豆等本土作物，摸索出輪作休耕、綠肥還田、糞肥腐熟的耕作體系，依托二十四節氣物候經驗建立起精密的傳統農耕秩序。先秦兩漢工匠不識氧化還原與金屬相變原理，僅憑礦石品相、爐火色澤、鍛打火候與淬火經驗，精準調控銅錫鉛配比與含碳量，鑄就寒光凜冽的戰國青銅劍與百煉鋼刀，形成獨步古代世界的冶鑄體系。

中式匠人不解結構力學與荷載原理，依靠榫卯形制、木作比例與世代營造經驗，不用一釘一鉚搭建出應縣木塔、佛光寺等千年木構，又以石灰、糯米、黏土調和三合灰漿，筑牢長城堤壩與古城建筑。李冰治水不曉流體力學與泥沙運動規律，憑實地山水觀測與水文經驗，打造都江堰無壩引水系統，實現分水、泄洪、排沙、灌溉的自發平衡，沿用兩千余年。歷代窯工不懂硅酸鹽反應與高溫化學變化，僅憑瓷土甄選、釉料調配、觀火控溫的長期摸索，燒造出青瓷、白瓷、青花等各類名瓷，將手工經驗推至工藝極致。中國古代醫家脫離解剖學、藥理學基礎，經由無數臨床觀察與草木試效，總結出本草炮制、經絡針灸與辨證施治體系，依靠經驗積累構建起完整的傳統醫療實踐體系。11

所有這些成就都清晰地表明，技術可以完全不依賴于科學理論而獨立演進。12科學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之所以技術加速，并不是因為誕生了理論，而是因為全球市場競爭與跨國軍備競賽為工業技術的發明和迭代提供了更大激勵機制，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后。而這些技術進步本身又進一步為科學發展提供了刺激。以至于馬克思才反復說道：“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里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薄罢f什么生活有其基礎，而自然科學則另有基礎，這壓根就是謊言?！?3

七、結論：用新的“科技觀”改造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教學方法

回到本文最初的命題：人類科技史上，更多的是技術推動科學，而非相反。這一主張在二十世紀之前幾乎毫無例外；在二十世紀之后，理論雖然開始展示其前瞻性的指導能力，但任何一項可實現的技術都仍然必須經過無數經驗試錯和緘默知識的充分浸潤。所謂“純理論導致的技術發明”，在嚴格意義上不存在。因此，縱然中國高等教育為優秀學生提供了很好的學習理論的條件、師資配置、課堂訓練，學生們恐怕仍然絲毫不懂得如何將所學的理論轉化為技術。

這意味著，我們在對待科技創新、教育體制和產業政策時，應當警惕一種“理論拜物教”——認為只要培養足夠多的物理學博士、發表足夠多的前沿論文，高端芯片和先進發動機就會自動涌現。比如在我國的人才評價方式上，科研人員被考核的幾乎全是顯性知識產出（論文、專利），而解決實際工藝難題的“緘默知識”貢獻難以量化、難以被認可。

在科研立項中，我國存在嚴重的“理論偏好”，傾向于資助“前沿”“原創”“突破性”的理論研究，而對解決產業界“卡脖子”工藝問題的技術攻關項目，評價體系不夠完善。在教育體系的“升學導向”里，從小學到大學，核心考核方式是書面考試，考的是對顯性知識的記憶與推導，實驗與動手能力長期處于邊緣地位。

而歷史告訴我們，真正卡住技術咽喉的，并不是理論公式的缺失與否，而是那些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實踐，在摸爬滾打中積累的緘默知識、工藝沉淀、良率數據庫、失效案例庫，以及培養的熟練技師隊伍，尤其是整個國家的“制造業生態”。

同時，這一認識也帶給我們一種從容和自信：技術史遠比科學史古老而深厚，中華文明尤其如此。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AI）接管了大量顯性知識編碼，人類最珍貴的仍然是那些無法被算法完全復現的緘默技能——手感、判斷力與對不確定性的熟練駕馭，以及整個國家的制造業生態和產業鏈。換句話說，在AI能瞬間調用一切顯性理論知識的未來，人類教育的重點應從“記憶和推導公式”轉向“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操作儀器、解釋異常數據”這些與緘默知識更相關的能力。

實驗始終是科技進步的基礎

這啟發我們，中國未來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設計，應該突出強調實驗和動手的能力，培養學生用實驗而不是理論去“證明”所學的一切科學定理（比如牛頓三大定律），而不是反復的數學公式推導。尤其是中國已經成為制造業大國的今天，各種儀器設備都能制造并且廉價地獲得，因此應該盡量讓學生自己去設計各種實驗儀器，并運用這些儀器去證明所學理論，摒棄單一題海戰術的培養模式。

比如至少可以改革理工科學生的培養方案，要求大學或研究生期間必須有相當時間在生產線的實習經歷，文科生也應深入基層開展社會調研。學生應該首先成為對觀察與實驗感興趣的“工匠”式人物，其次才是善于做數學推導的“做題選手”。可惜目前為止，我國的教育體系和普通家庭耗費大量資源，投入培養機械應試的 “做題選手”，而非充滿好奇心的 “實驗能手”。這是對人才的巨大浪費甚至摧殘，是嚴重的資源錯配。14

展望未來，雖然AI和自動化可以處理常規工藝，但面對全新的、未曾編碼過的技術問題（例如新型發動機的異常振動、未知材料的焊接工藝），仍然極度依賴人類專家的“手感”與“直覺”。這會讓緘默知識在未來變得更加寶貴。因此，廢除題海戰術、轉向項目制學習、增加實驗與實習比重，不再是一個教學方法的改良，而是應對AI時代技術競爭的生存策略。

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王樹國校長之問，我們的分析表明，王樹國校長的困惑，其根源恰恰在于我們批判的“理論先行”教育觀。這種觀念默認“掌握了理論知識就具備了技術能力”，忽視了技術中包含的海量“緘默知識”只能通過實戰磨煉獲得。因此，梁文鋒等人在實戰中的成功，不是對博士教育的全盤否定，而是對“理論是技術之母”這一倒因為果的錯誤科學觀和科技史觀的否定。

總之，正如歌德所言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技術是科學之根，經驗是理論之源。大腦思考無法替代雙手實踐，AI算法也無法完全替代工業機器的實操經驗。在泥與火交織的實驗室與車間里，在無數次試錯與師徒間手手相傳的緘默知識中，才蘊藏著國家創新力最深沉、最不竭的源泉。這，便是我們對“王樹國校長之問”的最終回答。

注釋：

1. 注：文字轉錄內容依據視頻配音內容整理，修正了原視頻中一些口語化的表達。

2. 參見江曉原“行遠講座第二十二講開講：江曉原主講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江曉原尤其批判了那種“科學是基礎，技術是手段”，“如果不重視基礎科學，技術就會是無源之水、無土之木”等把技術看作科學的附庸的流行觀點。

3. 參見文一：究竟什么是科學？——從牛頓《煉金術手稿》談起，東方學刊，2023年第四期。

4. 關于技術如何推動了天文學理論的發展，參見“江曉原：天文學史上，是技術三次促進了科學”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5832.html 。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第198-199頁。

6. 從理論預言到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梅曼，1960年）之間，關鍵的“光泵浦”技術、諧振腔設計（如使用閃光燈作為泵浦源、在紅寶石棒兩端鍍銀作為反射鏡），是典型的工程試錯與工藝突破。理論指明了“找什么”，但沒告訴“怎么造出來”。又比如，GPS需要同時依賴相對論效應修正（理論驅動）和高精度原子鐘、衛星星座部署與控制（工程驅動）。但即便理論修正公式完備，沒有解決衛星抗輻射、長壽命供電、火箭精確入軌等技術問題，系統依然無法建成。這完美體現了“理論指導方向，技術決定成敗”。

7. J. Robert Oppenheimer（attributed, 1965 interview, quoted in AmericanPrometheus）也參見Kai Bird & Martin Sherwin：《奧本海默傳：美國普羅米修斯》，2005（普利策獎）。奧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內部會議（1943–1945）中多次強調：“核物理原理是本科高年級或研究生水平，難的是把原理變成可爆炸的裝置——密封、精密觸發、炸藥透鏡的均勻澆鑄、微秒級同步起爆，每一步都是魔鬼級工程難題?！?/p>

8. 波蘭尼， M. (1958)《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倫敦：勞特利奇。

9. 參見柯林斯，H. (2010) 《緘默知識與顯性知識：一種新的二元論》，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0. 關于張雪機車與象牙塔里“閉門造車”的問題，參見2026年4月7日網絡文章，“我的導師也是干摩托車發動機的，他為什么沒干出來？” https://www.sohu.com/a/1006091522_121123798

11. 參見李約瑟，J. (1954). 中國科學技術史. 劍橋大學出版社.

12. 中國學者江曉原在國內最早提出“科學與技術平行發展”的觀點，比如參見“江曉原、劉兵對談：必須重新思考技術和技術史”（https://image.chinawriter.com.cn/n1/2021/0824/c405057-32205611.html），“江曉原｜科學畫圖景，技術見真章——“科技發展規劃與科學文化”沙龍”（https://www.sohu.com/a/422465413_472886）。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1843-1848年），第193、529頁，人民出版社，2009。

14.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對理論物理學（而不是工程和制造）的莫名其妙的熱情和對科大少年班的執著，也反映了錯誤科學觀和科技史觀對教育部門的影響。當然，這種觀念的形成有其特殊歷史背景：一是對“文革”期間“知識無用論”的矯枉過正，二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主流敘事逐步演化為“言必稱希臘”的科學觀和“理論崇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這一時期亦曾強調的“實踐出真知”的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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