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分野已經失效，以色列分成兩類人，幾乎沒有暴力是過度的

針對被控施暴的巴勒斯坦人推動死刑立法、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遭遇恐嚇、士兵踩踏基督像——這些行為都曾被評論為以色列社會道德滑坡的表現，也被視作其政府面貌的映照。

但僅僅譴責這些行為，并不能解釋以色列社會究竟如何接受、或不接受這種暴力。

2023年10月7日之后，右翼與左翼、和平陣營與“鷹派”、宗教人士與“世俗人士”之間原有的分野，事實上已經失效。如今，更值得正視的現實是，以色列公民內部大致形成了兩個群體：一類支持戰爭，另一類則主張維護一個自由、非暴力的國家。

對前者而言，從身份政治右翼、至上主義者到宗教錫安主義者，10月7日之后這個時期所呈現的深層戰爭狀態，只有在以色列“清除敵人”之后才可能結束。

在執政右翼聯盟中的極端派看來，幾乎沒有任何暴力是過度的。他們不僅在激進定居者民兵的配合下，掌握著領土和以色列本土的安全事務，也控制著軍隊。按照他們的邏輯，暴力甚至應當被制度化并進一步擴展。

至于宗教錫安主義者，他們把這場戰爭看作奇跡，或是一場啟示錄式事件，認為它將推動一個比起錫安主義、更具宗教性和猶太性的計劃落地。在他們看來，流血是一種正當犧牲，是為了讓以色列成為一個徹底的猶太國家。

這種政治倫理已經充滿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不再是辯論之地。政治話語浸透著宗教價值，媒體空間則越來越像負面情緒和創傷表達的容器。無論是以色列境內、加沙還是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這樣的空間里要么被抹去，要么被犯罪化，甚至被去人化，因為他們被視為結構性的敵人。

但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支持民主的以色列猶太人，又是如何面對這種暴力的？他們為何會接受、容忍這種暴力？維護巴勒斯坦人權利的組織、知識分子，以及接近自由派錫安主義或舊左翼的公民，并不缺少表達厭惡和痛苦的時刻。

那么，為什么社會中民主、人道的那一部分人——無論是世俗者還是宗教實踐者——依然無法從暴力中抽離出來？

第一個原因，帶有某種存在論層面的性質。10月7日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抬高了人們對暴力和戰爭的可接受程度，使其被視為回應這一事件所造成痛苦的手段。新的創傷重新激活了大屠殺記憶，而以色列猶太人那種結構性的受害感，并不能通過任何政治或軍事行動得到平復。

民眾始終難以擺脫這樣一種觀念：他們將永遠生活在一個持續存在的敵人威脅之下。面對正在展開的新一輪攻勢，許多公民最終選擇了默認和忍受。

第二個因素也不容忽視。對于自由派錫安主義陣營來說，批評軍事暴力——而這又牽連到一種尚武的國家認同——依然是一個禁忌。軍隊并非完全不可觸碰，針對加沙和約旦河西岸部分暴行的調查正在進行，這本身就是證明。

但軍隊的倫理職責仍然具有強大正當性，尤其是因為以色列社會首先把軍隊看作家庭空間的延伸。

這支“人民的軍隊”由幾乎所有以色列人的子女組成，超正統派除外。正是這種象征性的歸屬，帶來了人們與這個“家庭——祖國”之間的緊密聯系，也在某些時候催生了對越界行為的容忍。譴責暴行，某種程度上就等于譴責這些被動員到不同戰場上的孩子——從加沙到黎巴嫩，再到約旦河西岸。

對巴勒斯坦人苦難的否認也在加劇，仿佛一面倒置的鏡子。面對軍隊和定居者民兵的攻勢，巴勒斯坦人正變得越來越脆弱；但在一部分輿論眼中，他們在象征意義上仍與10月7日創傷相連。

這種認知，再加上他們在公共視野中的不斷被隱形化，可能導致人們對其缺乏同情，甚至在一些自由派和民主派公民中也是如此。

如何走出這種暴力可接受門檻不斷抬高的局面？首先，每一個以色列公民都需要在不自我否認的前提下，承認國家暴力的存在。要做到這一點，以色列公民必須承認：2023年10月7日遭受的大屠殺及其創傷，已經成為一種去抑制化、制度化力量的源頭，而這種力量正被施加到“他者”——也就是巴勒斯坦人——身上。

但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也需要承認以色列、乃至更廣義上所有猶太人的存在性脆弱。以色列的政治體制需要一種集體性的框架。承認暴力不應成為共同政治計劃，本應成為恢復辯論、重建溫和政體所需的認知和政治資源之一。無論是反定居者團體、恢復性司法方案，還是針對戰爭創傷者的治療項目，都不足以改變這種暴力狀態的基本條件；即便一個新的溫和聯盟上臺，也未必能夠做到。

如果要讓暴力停止，讓這個國家重新成為它自己，社會成員就必須在承認自身脆弱的同時，共同承認自己在以去人化方式使用武力上的責任。政治生活，只有在承認一種并不完美的人性之后，才有可能重新生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