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后，循著薩頓檔案回望——華人青年與東京審判檢察官的“相遇”

5月3日，一個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有些陌生的歷史節點。

80年前的今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時間最長的國際審判由此拉開序幕。

這場后來被稱為“東京審判”的歷史性裁決，與紐倫堡審判一道，確立了發動侵略戰爭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犯罪。東京審判最終將一批雙手沾滿亞洲人民鮮血的日本甲級戰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段宇豪拍下的薩頓檔案 受訪者供圖

80年后，一段塵封的記憶因為一個加拿大華人青年的執著，在大洋彼岸被重新“拾起”。15斤重、幾千頁的薩頓檔案漂洋過海，回到它曾見證與守護的土地。

這些發黃的紙頁，不僅是東京審判中負責中國取證工作的美國副檢察官薩頓的筆記、書信，更是那段血與火歲月無法被抹去的鐵證。

金陵城中“拾影人”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段宇豪，在社交媒體上，他為自己取名“金陵拾影人”。談及這個名字的由來，段宇豪說：“在海外，你永遠不知道會在哪個角落碰到一張關于中國的老照片。我就像在撿拾碎片一樣，一片片把它們撿起來，拼湊出那個我從未忘卻的故鄉�！�

出生于南京的段宇豪，16歲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從小學起，他就對錢幣等小物件有著濃厚的興趣；出國后，這份興趣逐漸聚焦于老照片、文獻資料及與抗戰相關的物品。段宇豪回憶，“這些興趣讓我更加有意識地去尋找那些與我們民族歷史相關的痕跡�！�

段宇豪拍下的薩頓檔案 受訪者供圖

正是這份有意識的尋找，加上對南京、對抗戰史天然的深厚情感，讓段宇豪常年保持著在海外拍賣網站檢索相關關鍵詞的習慣。

2025年11月，一批他從未特別關注過的檔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薩頓的檔案”，卻以一種極具沖擊力的方式出現在他眼前。

“我覺得這真的是緣分�！倍斡詈勒f，“就算有意識地去找，也不一定能碰到。但恰恰就在那個時候，它出現了。”

“任它流散是一種‘罪孽’”

面對這樣一批數量龐大、價值不可估量的歷史檔案，段宇豪的首要顧慮并非金錢，而是如何將它們安全無損地帶回中國。

“一切都是未知數�！彼f，“旅途中箱子丟失的情況我以前也遇到過。我把這批檔案，作為手提行李帶在身邊，視線一刻也不能離開。因為一旦托運丟失，那幾乎無法獲得賠償。你跟航空公司說這是文件，怎么估算它的價值？對于我們中國、對于東京審判來說，這是無價之寶；但對不了解的人來說，它就是一堆廢紙�！�

內心沉重的責任感，讓段宇豪做出了一個無比謹慎的決定：他將這箱資料一分為二，一半委托一位回國的朋友隨身攜帶，另一半由自己帶回�！八_頓把這些資料好好保管了一生，如果在我手上這短短的時間里，把它們弄散了、損壞了，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罪孽’�！彼f，“我的第一要務就是把它完完整整地保存好，安全帶回來�！�

2026年1月23日，這批承載著歷史重量的檔案，輾轉萬里，終于抵達中國。

一個西方檢察官眼中的中國苦難

此前，中文世界關于薩頓的記載幾乎是空白，互聯網上甚至沒有屬于薩頓的單獨詞條。深入研究后，段宇豪發現，“薩頓是少有的幾乎從頭到尾跟完東京審判的檢察官之一，甚至可以說他是最了解日軍侵華罪證的檢察官�！�

“在東京審判中，檢察官有上百位，但直接負責中國取證工作的，只有兩位——莫羅和薩頓。”段宇豪介紹，“而薩頓，又承擔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薩頓手稿 受訪者供圖

檔案在手，歷史的細節便有了溫度。段宇豪向我們展示了其中幾份令人動容的文件。

一份是薩頓從上海帶到東京的證人名單的副本，上面詳細記錄著每一位證人的姓名和地址。貝德士（貝茨）、費吳生（費奇）、許傳音、伍長德……這些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挺身而出、保護平民的中外人士，正是經由薩頓的聯絡與協調，勇敢地站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

檔案中一張不起眼的借條，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1946年6月17日，在東京的薩頓借錢給前來作證的貝德士（貝茨）和費吳生（費奇）——這兩位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庭上的關鍵證人。貝德士借了500日元，費吳生借了200日元，借條上保留著兩人的親筆簽名。

這紙借條，小處見大。它不僅透露出薩頓對證人的關懷備至——為確保他們順利出庭不惜自掏腰包，也展現了其心細如發的性格：幾乎每一張書信資料都被悉心留存。正是這種習慣，讓今天的我們擁有了如此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薩頓與他人的往來信件 受訪者供圖

檔案中還有大量薩頓與證人的通信。一封薩頓寫給貝德士的信件提到，薩頓曾與南京淪陷期間擔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的岡崎勝男會面。岡崎親口向他證實，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對南京暴行完全知曉，并認為毫無借口。

“這封信寫于岡崎在法庭正式作證前約兩個月，它是一份早期的一手證據，直接駁斥了松井石根對南京大屠殺所謂不知情的辯護�！倍斡詈勒f。

“薩頓做事有一個特別的習慣：用打字機寫信時，他總會在打字紙后面墊兩層復寫紙，留一份副本存檔。正因如此，我們今天不僅能看到別人寫給他的信，還能看到他寫給別人的信——一個檢察官與證人之間你來我往的完整對話�！倍斡詈澜忉尩�。

“我們能看到薩頓個人的看法和觀點，這與看官方資料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倍斡詈缽娬{，“比如，他在給助手的信中，高度贊揚了證人貝德士在交叉質詢中的表現，認為那是他幾十年職業生涯中都難得一見的優秀證人。這種帶有個人情感的記錄，讓歷史不再是干巴巴的結論，而是一個個鮮活的故事。”

讓歷史“說話”，讓偏見消融

段宇豪收藏的與抗日相關的老照片 受訪者供圖

薩頓檔案并非段宇豪唯一的收藏。

多年來，他收集了大量與抗戰、南京大屠殺相關的原始資料。一組來自日本海軍陸戰隊隊員相冊中的照片，記錄了山東煙臺抗日民眾被殺害前與殺害后的場景，畫面連貫，鐵證如山。

在海外，段宇豪的身份不僅僅是一位收藏者，更是一位積極的傳播者和教育者。從2017年開始，他便以個人身份參與各類抗戰主題展覽。2025年，他又聯合其他朋友，共同成立了“遠東記憶博物館”，并以博物館名義在多倫多當地舉辦了獨立展覽。

段宇豪在海外策劃的展覽 受訪者供圖

“在海外做展覽和國內不一樣。”段宇豪分享他的心得，“我希望讓歷史自己來‘說話’�？赡芤粡堈掌�，我只配一個非常簡短的說明標簽。我會有選擇性地收集那些可讀性強的東西，比如當年的外國雜志、報紙。1938年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和《生活》（Life）雜志上，就明確報道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我把它們展出，就是告訴那些有偏見或者不了解的人：這根本不是我們后人為了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事情發生時，全世界就已經知道了。”

段宇豪的努力是海外華人集體努力的一部分。他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已在省級層面設立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在該省的烈治文山市，北美首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也已落成。他們所做的每一次展覽、每一次宣講，都在一點一滴地播撒著真相的種子。

從“尋根”到“傳承”

目前，對薩頓檔案的研究與電子化工作正在積極地向前推進。除了將這批檔案與薩頓兩所母校——里士滿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收藏的關聯資料進行比對研究外，段宇豪還計劃聯系薩頓的后人，希望從其家人的視角，勾勒出一個更加立體的薩頓形象。

“薩頓對自己在東京審判中所做的一切，一生都引以為傲。在20世紀60年代——事情過去快20年后，他還寫信與老同事們討論這件事的意義�！倍斡詈勒f。

對于這批檔案的未來，段宇豪有著清晰的規劃。他已經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等機構建立了深入聯系。他計劃將檔案中的精品，以借展的形式提供給國內紀念場館用于臨展，最終在深入研究、充分發掘其學術價值后，再將其捐贈。

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表示，這批薩頓檔案的價值在于，薩頓是曾經深度參與日本對華戰爭罪行調查取證的東京審判檢察官，且其個人文書中保存了較為完整的與東京審判相關的信函、日記、工作筆記、檔案等，類型十分豐富。

趙玉蕙告訴記者：“不論是對考察國際檢察局初期的工作機制，如中國相關部分檢方取證政策的確定、中美雙方檢方人員的合作模式，還是對豐富東京審判史料中的個人視角與細節，都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連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直在與拍下薩頓檔案的華人保持著聯系，并積極進行溝通與推進。希望將來能對薩頓檔案有一個比較好的整理和研究�！壁w玉蕙說。

“我希望這批檔案能發揮出最大的研究價值和學術價值，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而不僅僅是把它們放進庫房里�！倍斡詈勒f，“一件文物和一千件文物在庫房里是一樣的，把它們研究出來、講述出來，意義才完全不同。”

這位自稱為“金陵拾影人”的青年，用他的執著與熱愛，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拾影”。他拾起的，不僅是散落海外的歷史碎片，更是民族記憶的火種，以及對和平矢志不渝的堅守。

東京審判已過去整整80年，穿越80年的時光翻開這些書信與筆記，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泛黃的紙頁，更是凝固的真相。

紙會泛黃，字會模糊，但真相不會。

（大眾新聞記者 許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