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畫上句號的審判……

當下，兩場世紀審判的研究，以及二戰之后中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對于乙級戰犯、丙級戰犯之審判的研究，如果相結合，則或許能繼續徹底“完成”對于全人類來說“未畫上句號的審判”——東京審判！

主筆 | 姜浩峰

“在紐倫堡，還能看到許多當年紐倫堡審判的遺跡，比如被判處絞刑的12名納粹的罪行介紹等等。感覺得到德意志民族與納粹的徹底切割。但在日本東京，哪怕我找到‘陽光城’，這一當年的巢鴨監獄、刑場舊址，卻什么都看不到！”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陶賦雯對《新民周刊》記者如此說道。

作為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理事，近些年來，陶賦雯多次前往日本實地考察，包括考察東京審判相關史跡等等，也曾到德國考察紐倫堡審判、萬湖會議遺跡。兩相比較，令這位出生于南京的學人感慨萬千！

她認為，二戰之后的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都堪稱“世紀大審判”，且都以1945年8月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在倫敦所簽署的《倫敦協定》為圭臬，追溯德日法西斯的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這幾條罪的可罰性，一直延續到今天?！碧召x雯認為，這一點，堪稱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共同留下的遺產。但當年兩場世紀審判的政治環境不同，以及審判方式也有不同，使得留下的后果也不同。當下，兩場世紀審判的研究，以及二戰之后中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對于乙級戰犯、丙級戰犯之審判的研究，如果相結合，則或許能繼續徹底“完成”對于全人類來說“未畫上句號的審判”——東京審判！

2026年3月19日，民眾在日本東京國會議員會館前參加抗議集會，反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修改和平憲法的主張。

開審就發現不同

紐倫堡審判從納粹德國覆亡半年左右的1945年11月20日開審，到1946年10月1日結束，前后歷時不到一年。而東京審判開審之際已是1946年5月3日，距離裕仁宣布投降的1945年7月15日已過去近一年。整個東京審判至1948年11月12日，耗時兩年半！

紐倫堡審判之際，正值《倫敦協定》頒布后。當時，這一全稱為“關于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為蘇、美、英、法所共同深度認可，且根據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審判了納粹德國的首要戰犯。陶賦雯注意到，紐倫堡審判一個重要的特征是采用了大陸法系成文法進行審判。而到了東京審判時，情況發生了變化。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東西方陣營已經初步確立——盡管東京審判的法官中有諸如來自蘇聯的伊萬·米歇耶維奇·柴揚諾夫，但在這一美國頗占主導的審判中，也隱隱約約多了一層“防共”或者“防止赤化日本”之類的內容。更要看到，東京審判開審時，就與紐倫堡審判不同。其采用了英美法系亦即判例法的審判方式，以對抗式訴訟模式，強調證據中心主義與被告辯護權的保障?！皷|京審判在法理層面判處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等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然而，法庭在此之外沒有進行類似德國‘去納粹化’的社會深度清理?！碧召x雯說。

戰后日本，在確定一些人的戰犯身份時，也不乏“傳奇性”。比如某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其之所以被抓，是因為在街頭與人吹噓自己在中國如何殺人。這才確認其是戰犯，并引渡中國受審。

“種種原因，使得戰后日本最終由美軍單獨占領，而不似德國由美、蘇、英、法多國占領。加之國際格局變化，美國從美軍最初占領日本時致力于遏制軍國主義，變為了某種程度開始拉攏日本、扶植利用?！碧召x雯說?？傊?，東京審判開始變味了。兩相比較，紐倫堡審判對已經自殺的納粹德國頭目希特勒給予徹頭徹尾地清算。希特勒副手赫爾曼·戈林在出庭時來了段開場白，“在我回答法庭對我提出的問題前，也就是我是否認為自己有罪的問題”。但法官直接打斷其說：“被告無權發表演講，只需承認是否有罪?！?/p>

“但東京審判之前，美國方面確認戰后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碧召x雯告訴記者，“我在位于日本東京都的昭和紀念公園‘昭和天皇紀念館’曾經見到過裕仁的一些影像資料。日本方面至今仍在展示裕仁作為當年日本的國家元首，參加御前會議，聽取侵略部署。到了二戰結束，美國人出于種種考量，確認保留天皇制，且裕仁可以不接受審判。”審判不徹底，雖不能說是徹底的不審判，但總之在東京審判開審之際，反倒就開始給日本社會注入一種“悲情”。日本人甚至至今都在紀念東京審判時11位法官之一的印度法官帕爾。只因為他的意見書中曾提到，在二戰爆發之前，并不認為“發動戰爭”是戰爭罪。因此，他希望諸如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被判無罪、立即釋放?！芭翣柕囊庖姡鋵嵤巧钍苡⒚婪ㄏ涤绊?，且似乎在談論‘法不溯及既往’，還似乎在談論日本之發動侵略是為了解除亞洲的帝國主義影響，但其之意見書日后卻成為日本右翼分子利用的對象。”陶賦雯說，“在靖國神社甚至給立了一塊帕爾紀念碑，以‘表彰’其在東京審判時為日本戰犯之辯護。但帕爾也同時認為侵華日軍在南京的行為是殘暴的。我覺得帕爾作為印度法官，其所表達的觀點，與當時的印度在尋求獨立，有民主主義、中立主義傾向等等都有關系。但戰后日本右翼卻利用了帕爾，將之工具化，成為其歷史修正主義的重要思想支柱?！?/p>

戰敗者如何書寫歷史

紐倫堡審判的600號法庭如今保存完好。攝影/陶賦雯

陶賦雯注意到，戰后日本，一開始有“公職追放”，將一些戰犯、戰爭期間有過錯者進行“隔離”，亦即不允許他們從政。但過不多久，如岸信介這樣的甲級戰犯竟然能重返政壇，甚至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對侵略責任的認定，始終曖昧不清?！碧召x雯說，“其甚至反而系統性地構建一個以‘終戰圣斷’‘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國’‘和平國家’為核心的三重歷史敘事，將日本戰敗轉化為‘拯救日本的必要之舉’，并通過強調廣島長崎曾經受到過原子彈轟炸，將自身從‘加害者’敘事置換為‘悲劇的加害者/唯一核爆受害者’的復雜身份，以此掩蓋侵略歷史和戰爭責任?！?/p>

陶賦雯注意到，同樣是戰敗者，德國的情況大為不同。戰后，其曾經專門設立基金，來賠償曾經被納粹征用的勞工。其中包括波蘭、烏克蘭等國勞工。哪怕賠償金額并不高，但哪怕“賠償一馬克”也是一種態度。而日本則不同，其拼命抵賴戰爭罪責。陶賦雯曾撰文《“軍艦島”的國家記憶生產與政治——鑒于戰爭“負遺產”視角》。其中提到二戰時期日本長崎“軍艦島”，作為日本強征勞工的史鑒之地、記憶之所，卻通過媒介傳播與變形，使得形象發生了多重變奏。她寫道：“‘據日本外務省戰后公布資料顯示，二戰期間，曾有近4萬人被強征至日本，其中3700多人在三菱公司旗下的各工廠煤礦強制勞動，造成722人死亡。’國際勞工組織于1999年將日本的強制動員判定為違反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對其歷史上的罪惡有明確的指認，認為是違反勞動公約的行為。然而這段本該被永遠銘記的歷史，卻被‘肇事者’日本政府刻意遺忘，并憑借‘高超’的歷史包裝策略，將‘軍艦島’以日本明治工業遺址身份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p>

在陶賦雯看來，日本政府通過景觀記憶、遺產記憶、情感記憶等記憶轉向，試圖遺忘并掩蓋日本在二戰期間對亞洲鄰國侵略與剝削的罪行，從而完成形象重塑和記憶拋光?！翱v觀歷史捭闔，當代日本與亞洲鄰國的現實矛盾也往往以其侵略歷史為背景，因未能較好地清算近現代史留下的‘負資產’所致！”

陶賦雯記得，自己到東京尋訪巢鴨監獄舊址。如今這地方是東京池袋商業設施“陽光城”?！罢媸且稽c兒也找不到東京審判的痕跡，連一個碑都沒有，也沒有提到過一句麥克阿瑟。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碧召x雯說，自己索性摸索到大廈內部，卻看到這一已經私有化的大廈內部依舊什么都沒有，反正她沒有找尋到任何歷史痕跡。她認為，這就是日本處心積慮將所有相關歷史痕跡抹去的結果。而在日本熱海興亞觀音寺，陶賦雯曾看到這一為紀念南京大屠殺主要責任人、甲級戰犯松井石根之地，放著可隨意領取的為戰犯歌功頌德的書面材料?！翱梢哉f，東京審判完成了法庭審理，也似乎完成了判決，相關人等也負了刑責，但日本的社會層面呢？根本沒有完成深度清理！”陶賦雯說。

而在德國則不然，陶賦雯從史料中看到，當年德國進行了徹底去納粹化。比如公職人員中的納粹很難再在戰后回到原來崗位。而1970年聯邦德國總統勃蘭特在華沙的驚世一跪，化解了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許多冤仇。她也在確立納粹集中營制度的達豪集中營舊址，看到按照原樣保留的相關內容，讓德國人和外國游客都能認識到納粹罪行。

何以面對未來

陶賦雯在位于德國慕尼黑的納粹歷史文獻中心留影。

如今，在德國，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新納粹”勢力。日本更是右翼經常甚囂塵上。但陶賦雯觀察到兩者的區別。其中，德國“新納粹”等等很難利用當年納粹那些“萬字旗”等等標志。原因就在于紐倫堡審判系統地進行了去納粹化。之后，德國的教科書、法律、符號等等領域都廢除了與納粹有關的印記。但是日本則不然，那些旗幟、歌曲等等，依然在日本社會流傳，甚至有些從戰后臨時性替代品的地位逐漸固化、正式化。

“如今的日本，還有一些人給年輕人放舊時代的日本軍歌聽。那些諸如軍艦進行曲之類，本身也是改編自西洋音樂，再次進行適度改編后，又有人覺得挺好聽?！碧召x雯說，“慢慢地，不僅日本國內右翼感覺自己做得沒錯，甚而也影響到了西方。”一個較近的例子是日本男足球員三笘薰拿著一張印有二戰時日本軍官小野田寬郎頭像的卡片，與自己效力的英超布萊頓隊的青訓營小球員合影。

小野田寬郎何許人也？其是在日本戰敗后滯留菲律賓直至1974年才最后走出山野投降者，人稱“最后一個鬼子兵”。英國廣播公司當年曾報道，小野田寬郎在菲律賓盧邦島殺害了30名平民，但他投降后，菲律賓政府赦免了他。他回到日本，竟然受到了如英雄般的待遇。而如今的西方社會竟然有人接納這種合影。陶賦雯認為，某種程度上說，日本當年的侵略，受害最深的是中國和朝鮮半島。西方哪怕遭遇了珍珠港事件、巴丹死亡行軍之類，但總體上印象不如受德國納粹之害那么深刻。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學習西方。一些日本人知小禮、拘小節的個人為人處世之道被西方人認為很有禮貌。如此，如今的日本在某種程度還真挺受西方歡迎。比如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談之際，有種閨蜜見面的松弛感。但未來呢？

陶賦雯還向記者提及，在東京審判的同時，中國、新加坡、菲律賓等都曾開設法庭，對日本侵略者中的乙級、丙級戰犯進行審判。其中中國經歷了國民政府時期的審判，在新中國成立后又對一些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如今的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樹立著一塊漢白玉碑，鐫刻著“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此碑是由曾經關押在此的日本戰犯，在釋放歸國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發起捐建。從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14年。終究，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將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訴審判，多數戰犯還是要釋放的。對起訴審判的戰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有評論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前人從未有過的博大胸懷，實踐毛澤東關于“人是可以改造的”這一名言，給戰犯們“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終于使上千名日本戰犯中的絕大多數人棄惡從善，可謂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壯舉。如何讓后世，特別是日本社會更深入了解這段往事，如何讓日本社會徹底與軍國主義切割，應該成為當下日本有識之士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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