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海峽本想孤立伊朗，英國牽頭開會不叫美國，主導權旁落

近日，在戰爭進入第五周之際，皮特·赫格塞思在五角大樓面對記者，闡述了他所稱的一項戰略原則。他說，如果你告訴對手你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就無法打仗，更無法贏得戰爭。

這套說法的核心，是要保持不可預測性，保留所有選項，讓伊朗的決策者必須同時應對十五種可能路徑，而美國理論上都可能付諸實施。這個邏輯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說相當經典。

幾十年前，托馬斯·謝林就已將與此相近的思路理論化：在主權行為體之間的脅迫性博弈中，不明確作出承諾，能夠保留一旦公開聲明就會喪失的籌碼。

尼克松政府則把這種直覺進一步推進，甚至把總統的“非理性”本身包裝成一種戰略資源。赫爾曼·卡恩又將其背后的邏輯系統化為一套升級階梯，其基本前提正是每一級都可以在理性控制下上升或下降。赫格塞思的表述，正是這一悠久傳統中的一個典型版本：刻意保持模糊的一方，往往顯得更危險。

戰略模糊性看上去有不少成功案例，這也正是它的失敗為何往往難以診斷的原因之一。在兩個邊界相對清晰、溝通渠道相對共享的行為體之間，模糊性可以發揮脅迫作用。它迫使對手同時為多種可能情形預作準備，消耗其規劃能力，并放大其對風險的感知。

類似的威懾關系就是一個現實例子：一方對另一方承諾的刻意模糊，之所以能夠維持某種脅迫性穩定，恰恰是因為這一關系大體仍是雙邊結構，信號環境相對封閉，且雙方對彼此紅線有足夠了解，能夠大致推演其間的空間。

但人們較少注意到，謝林框架本身所試圖描述的是怎樣一種環境。它預設的是兩個主權行為體之間的雙邊關系，雙方都對彼此的理性程度擁有足夠信息，可以據此推測對方反應；同時，它還預設雙方所處的系統足夠封閉，以至于它們相互作用的效果，不會被系統外部因素大幅改寫。

制造模糊性的脅迫邏輯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中，制造不確定性的一方能夠控制信號傳播的大部分路徑。這個條件在框架中是被默認成立的，而非經過論證得出的；但它實際上決定了此后的一切推論。一旦把這套理論搬到不具備這些屬性的環境中，它面對的就是一個按完全不同邏輯處理輸入的系統。

在一個相對封閉、相對穩定的環境里，發給特定接收者的信號，大體會以發出時的形態抵達，并產生與施加壓力大致成比例的反應。信號的軌跡主要由發送者的意圖決定，因為系統本身不會顯著改造其中流經的內容。

但在一個充滿反饋回路、行為體彼此依賴、且存在閾值效應的環境中，同樣的信號一旦注入某個節點，其傳播方式就更多取決于系統自身結構，而非發送者原本的設計。

它會抵達發起方原本并未瞄準的對象，激發出與最初輸入并不成比例的反應，并留下原先并不存在的新條件。系統會吸收這一信號，并沿著發送者既未標繪、事后也無法關閉的通道重新分配其能量。

克勞塞維茨曾用一個相近的概念來描述這種現象，即“摩擦”——戰爭在設想中與實際展開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來自不確定性與阻力的不斷累積，沒有任何計劃能夠完整無損地穿越現實。

他在1832年所描述的，正是后來脅迫博弈理論為了讓模型可操作，而有意擱置的那種結構性屬性。就這里討論的意義而言，一個環境是否復雜，關鍵不在于其中有多少行為體，而在于這些行為體的同步調整，會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任何單一行為體意圖都無法支配的結果。

在這樣的環境中，這種宣示與其說是一種工具，不如說更像一次擾動。伊朗戰爭進行到第五周時，赫格塞思的表態看起來已經開始產生這樣的效果。

在當前沖突的中段，霍爾木茲海峽是這一動態最能揭示結構問題的案例。對發動戰爭的聯盟而言，封鎖海峽被視為伊朗的一個潛在弱點：此舉會讓德黑蘭在地區上更加孤立，并給伊朗政權帶來國際壓力。

但實際出現的，卻是聯盟在這場沖突最關鍵的經濟維度上，失去了原本的組織中心地位。數十個國家已在英國主持的一場峰會上協調恢復海上安全，而美國并未出席。

這場會議的參與構成，本身就是一個信號：組織權威已經轉移。特朗普在全國講話中則邀請受影響國家自行管理航道通行。圍繞戰爭所制造的問題，相關國家已經沿著戰爭打開的通道，在發起方無法控制的架構之外展開組織。

沖突在經濟層面的幾何結構，似乎正朝著雙邊視角未曾預料的方向變化。眼下已經顯現出來的，與其說是某個單一行為體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更像是一種系統性反應。

從有關戰爭走向的機密簡報會出來后，多名共和黨議員已開始要求，任何地面部署都必須獲得國會授權。戰爭進入第五周后，這一立場已在多份國會聲明中得到體現。

此后，這種壓力進一步固化為憲制層面的約束。特朗普于3月2日就對伊朗打擊行動通知國會后，《戰爭權力決議》開始生效，并將于5月1日到期。屆時，要么獲得立法授權，要么終止行動。政府在宣布“不可預測性”原則時，顯然并未預料到自己會面對這樣的門檻。

這種約束并非來自反對派。那些原本支持戰爭的議員，面對選民追問“最終目標是什么”時，發現自己無法作答。問題最終在聯盟內部凝結成形，恰恰出現在那些通常會支持行政當局立場的行為體之間，因為刻意拒絕說明意圖，使他們失去了自身所需的信息。

原本旨在保留行政部門選擇空間的這套原則，與系統中的制度節點發生互動后，反而一步步壓縮了它本想保護的靈活性。理論上被保留下來的“可選項”，到了這個階段，似乎正在被這種保留本身所觸發的系統性反應，逐漸收窄。

赫格塞思的原則建立在一種不對稱之上：美國掌握自己的選項，卻不讓對手獲得同等程度的信息，從而把伊朗決策者置于一個因不確定性過高而難以從容應對的決策環境中。放在雙邊框架里，這種不對稱是自洽的。

但在一個并不承認“制造模糊的一方”與“接收模糊的一方”之間清晰邊界的系統里，迷霧會同時向所有方向擴散。如今似乎正在回流到華盛頓的，正是它自己制造出的模糊性；這種模糊在穿越系統的過程中不斷被改造，最終變成對美國自身決策環境的新約束。

人們有時會用“意外后果”來描述這類結果，但僅僅這樣表述，還不足以觸及其中真正的結構性問題。在一個線性環境中，意外后果意味著事故，是信息不完整或壓力誤判的產物，原則上可以通過更好的情報或更謹慎的設計來修正。

伊拉克戰爭讓伊朗成為地區最具主導性的戰略行為體之一，這一結果與行動宣稱的目標背道而馳，以至于無論在戰區內部作出何種修補，都無法扭轉。

因為這一結果并不是戰術層面的偏差，而是地區系統對“制衡力量被摧毀”這一變化所作出的自身反應。阿富汗戰爭則使巴基斯坦邊境地帶更加不穩。美國的規劃曾把這條邊界視為一道清晰邊線，而非可滲透的界面，結果卻催生出一種“避難所”動態，并逐步侵蝕了原本要支撐的整個戰區。

在這兩個案例中，戰場都以一種會不斷加重發起方戰略暴露的方式發生重組，而且這種重組并不取決于行動層面后來做了哪些修正。

這一機制并不能解釋這些沖突產生的全部后果。意識形態、領導層誤判以及制度慣性，都以復雜性理論無法完全覆蓋的方式發揮了作用。但復雜性理論揭示的是另一類失敗，而這類失敗恰恰是其他解釋在結構上未能充分描繪的。

赫格塞思曾表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教訓已經被吸取，不會重演。眼下最明顯被吸收的教訓，主要涉及戰爭持續時間與兵力姿態，也就是避免在沒有明確退出條件的情況下陷入長期占領。

但在這兩個戰區反復出現的失敗，其實發生在比這些表層特征更深的一層。在伊拉克，復興黨國家機器被拆除后，形成了一個政治真空，而這個真空最終圍繞宗派與民兵邏輯自行組織起來，這是干預者事先并未納入模型的。在阿富汗，長期駐留則讓阿富汗國家機器對外部支持形成制度性依賴，一旦外部支撐撤出，這套結構便迅速崩塌。

在這兩個案例中，環境都通過自身反應，生成了最初設計之外的政治、組織和時間約束，并一步步重塑了戰區內“什么是可實現的”。而貫穿這三場介入的一直是同一套推理架構。真正決定系統如何回應的，不是某個戰區中的具體決策，而正是這套架構本身。

謝林的框架，在它所描述的環境中具有嚴密的分析力量。問題出在移植過程中：雙邊關系這一前提，會隨著這套原則一起被帶入一個它已不再成立的環境，而這一點往往不易察覺，因為其表層邏輯看上去依然完整。

而這些條件要求的是：系統必須穩定到足以讓信號繼續充當工具。伊朗戰爭進入第五周時，塑造美國戰略選項的那些條件，在2月28日并不存在。它們來自外部輸入與一個始終比該原則所設想更復雜的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而新出現的后果，正是在這一落差中不斷累積。換一種配置，這也正是它們過去曾經累積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