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集會已堅持三十四年！白發老人漸少，年輕面孔卻從未缺席？

近日，來自慰安婦受害者權益組織等多個韓國市民團體的社會活動人士以及韓國多地學生代表，在首爾市中心日本駐韓使館前舉行抗議集會，呼吁日本政府及社會正視歷史、真誠謝罪道歉，同時呼吁國際社會團結一致，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蘇，而這樣的場面，在首爾已經重復了超過一千七百次。

從1992年冬天開始，每逢周三，幾乎雷打不動。34年，足夠一個嬰兒長成中年，而抗議隊伍里白發蒼蒼的幸存者，卻從當年的幾十人減少到如今一只手就能數得過來。

但人少并不意味著聲勢弱。恰恰相反，這些年來，日本使館門前的抗議聲反而變成了一種測震儀——測的不是地殼運動，而是韓日關系底下那條誰都無法假裝看不見的裂縫。

這次集會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管轄日本使館的鐘路警察署宣布，將在下一次“周三集會”前撤走象征“慰安婦”的“和平少女像”周圍擺了將近六年的路障。

2020年的時候，因為擔心保守團體破壞雕像，應主辦方要求設置了圍欄。在當時的氣氛里，那圈鐵柵欄像一圈繃緊的神經，把韓國社會圍繞歷史問題的分裂暴露無遺，即一邊是堅持每周三討要說法的民間團體，另一邊是急于跟日本“面向未來”的政治力量。

如今路障要拆了，并不是問題解決了，只是水分從天平的一邊又晃回了另一邊。政權更迭，氣氛就跟著變。

這些年韓國民間的尷尬在于，他們要同時面對兩個對象：日本政府的沉默，以及本國政府的讓步。尹錫悅時期自不待言，政府把慰安婦問題、勞工賠償問題打包成“過去的事”，換來了美日韓的安全協調。

當時的在野黨領袖李在明罵這是“屈從外交”“親日行為”，憤怒的民間團體直接把尹錫悅政府叫做“內亂犯”。那個階段，日本使館前的抗議，矛頭一大半是沖著東京，另一小半是沖著龍山總統府。

有趣的事發生在政權輪替之后。李在明上臺了，很多人以為這回要對日強硬了。結果2025年8月，他接受《讀賣新聞》采訪時說，歷史問題“確實最大”，但“不能在這方面計較”，并維持了前任政府跟日本達成的協議，盡管他也承認“國民非常難以接受”。

這句話就像一個開關，693個市民團體立刻聯合發聲明，指責他“開歷史倒車”。“正義記憶連帶”的理事長李娜映話說得很不客氣：“韓國國民希望看到的是糾正尹錫悅政府的錯誤，站在受害者這邊�！�

這給人們上了很現實的一課：在韓國，誰當總統都一樣，只要在歷史問題上稍微露出一點妥協姿態，民間那股力量馬上就會彈起來。進步派的總統反倒可能摔得更疼，因為期望值更高。

這種韌勁不是憑空來的。韓國法院2018年就裁定，1965年的韓日協定不妨礙個人索賠權。到了2025年12月，最高法院又駁回了日本制鐵的上訴，判它向強征勞工遺屬賠償1億韓元。法律上這條路一直暢通，民間的要求就有硬邦邦的后盾。不是靠情緒喊喊而已。

而時間本身就是最沉重的壓力。到今年3月，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受害者只剩5人，平均年齡快96歲。2025年一年，就送走了好幾位老人，因此，每次訃告都像一次倒計時。如今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中，240個受害者里234個已經不在了，“時間的緊迫性”誰都能感覺到。

這種時候，任何一個想把問題擱置起來的表態，都會被視為對這些將死之人的二次傷害。年輕人接過標語牌，不是因為他們有親身記憶，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記憶里有不能放棄的尊嚴。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韓國人對日本的觀感并不是鐵板一塊的仇視。2025年東亞研究院的民調顯示，對日本有正面印象的韓國人首次超過負面，達到63.3%，跟幾年前12%的冰點相比簡直是翻了個天。

韓國年輕人追日劇、飛東京、吃拉面，毫不違和。但當被問及“日本對歷史的道歉是否充分”時，每10個人里就有8個給了否定答案。連20多歲的年輕人里，都有四分之三這么認為；保守派支持者里頭，這個比例也高達三分之二。

今年初李在明訪日，高市早苗安排他到故鄉一塊打架子鼓，媒體拍了不少“溫情一幕”�？蓻]過多久，日本新版高中教科書又把獨島寫成了“日本固有領土”，侵略歷史繼續輕描淡寫。韓國外交部立刻提抗議，流程熟練得幾乎可以自動化。

日本國內也不是沒有明白人，東京新宿站前出現過日本市民團體，高喊“傾聽受害者聲音”“否認歷史不容原諒”。有的日本團體還跟韓國人一起，到日本制鐵總部前要求企業和政府謝罪賠償。

雖然，這些聲音在日本不算主流，但它們至少證明一件事：所謂“韓日和解”遲遲不能到位的責任，不能都推到韓國人執著上。道歉的一方始終含含糊糊，就別怪被傷害的一方一直舉著牌子。

使館門前那些人不散，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讓事情過去。恰恰相反，他們是希望這件事能真正“過去”，只要那個前提沒實現，這場持續了三十四年的禮拜三儀式，就會一直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