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劉洋評《整理國故》︱新舊之間：誰是時代弄潮兒

《整理國故：文化運動與考證學風》，陳以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6月出版，456頁，108.00元

從傅斯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說起

1920年，傅斯年到英國留學七個月后，在信件中因他遭遇的一件鬧心事而向恩師兼摯友胡適傾訴：原本和他一起結伴留英、情誼深厚的同學俞平伯，到英國僅十幾天就因為不適應而回國，傅斯年擔心俞平伯得了精神疾病，專程追到法國馬賽力勸他留下，然而俞平伯去意已決，傅斯年沒有成功。此事令傅斯年頗為郁悶，畢竟俞平伯愿意去留學本身就是受他的鼓動，現在卻是這種結果，此事使他內心極為難受。在傅斯年看來，俞平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做“大少爺”習慣了，這是平生第一次離家。二是誤于國文，中毒太深，思想脫離真實世界。

不過，傅斯年接下來就向胡適說道，俞平伯選擇回國也并非全然都是壞事，雖然“輸入新知”已斷，但是“整理國故”未絕，正好可以將精力放到胡適正在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中。在傅斯年看來，“整理國故”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可以清理長久以來人們所中的國文先生的毒；二是“趁著這倒運的時期，同這一般倒運的人，或者還可以化成一種不磨滅的大事業”（《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12頁）。

這些新文化的積極倡導者，為何在五四運動以后反而將目光放到“整理國故”上？“整理國故”運動又造就何種學術傳統？

俞平伯

“整理國故”的理念與實踐

相信讀者讀罷陳以愛的新著《整理國故：文化運動與考證學風》，自然就會對上述問題有清晰認識。該書延續作者一貫細致、綿密、清晰的寫作風格，作者基于翔實豐富的材料，以“整理國故”運動為主軸，既為讀者呈現一幅中西激蕩下的民國學術圖景，也為學術事實重建類的研究樹立一種寫作典范。

該書的啟發意義首先是在方法論層面。學術史一般具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批評性，另一種是敘事性。前者注重對作品本身的價值進行評判或鑒賞；后者主要厘清基本事實和梳理學術思潮演變脈絡。對作者而言，在中國近代學術史面貌還相當模糊的情況下，當務之急是應該重建基本事實�；谶@種考慮，作者爬梳大量史料，對比公開發表和私下記錄的文獻，利用文本來闡明語境，再用語境來解釋文本，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循環往復中，希望能加深人們對學術思潮的內在演變機理的認知。同時，作者希望綜合關于學者個人的研究與學術環境分析。前者側重少數知識精英，以人物為核心，其問題則是夸大個別學者的影響力；后者重視外在文化機制，但容易低估個人對主流學風的相對獨立乃至抗橫性。作者希望融合這兩種分析路徑，既關注學術文化運動形成的外在環境，也深入剖析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既重視西學東漸后中學對西學所做的回應，同時發掘傳統學術在現代中國的潛在影響。

依據上述方法論，作者首先提綱挈領地闡明時代思潮和學術運動之間的內在關系，由此使讀者明晰這場運動的主旨。

“整理國故”運動承接的乃是新文化運動，二者在理念上并不存在矛盾。對這場運動的倡導者胡適而言，“整理國故”是為達到“再造文明”而對舊文化所應采取的基本態度和手段，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不是要保存“國粹”或發揚“國光”，而是要以近代西方的精神和理念來重新評估中國舊有的學問，通過“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從而革新民眾的精神。至于這些學者對中國傳統學問持有的乃是批判立場，為何不將全部力量放到“輸入學理”，反而花費精力去“整理國故”，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改造傳統，以西方近代文明為坐標，發掘傳統中能夠與西方銜接，而在過去卻遭忽略、貶抑的部分，有助于構筑一套“新傳統”。這種“重建傳統”的工作乃是有意運用傳統資源，減少中國知識界面對、迎納西學時的心理阻力。同時，批判那些在傳統中居于正統的部分，“化神奇為腐朽”，亦可解放人心。這兩方面都指向一個目的——改造國人思想。

同時，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使得思想趨新的學者在整理國故方面達成基本共識：白話文學被北洋政府以法令形式確立其地位，獲得社會普遍承認，這使新文化陣營對國內思想界的形勢普遍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他們在認為舊派遭受沉重打擊而無力再對新思潮反發起撲后，普遍顯示一種“兼容并包”的寬容態度；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認為此前工作是破壞有余，建設不足，要以“提高學術”作為努力的方向，而關于傳統學問的研究，既是他們擅長的，也是最可能做出成績的領域；歐戰以后，歐美學者對中國文明產生濃厚興趣，這啟發學者開始重視自身的傳統。總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有意將“思想革命”的工作由宣傳引向學術研究層次，以歷史研究的縱深，為現代中國文明的構筑提供一塊溝通中西、連接古今的基石。

胡適

《整理國故》包括上、下兩篇�！吧掀敝刈粉櫿韲蔬@一學術理念的傳播，闡明這場文化運動的形成、擴大、變調和退潮的全過程；“下篇”則以具體學術著作為例，分析整理國故派的學者們如何通過學術研究來達到改造國人思想的目的，展示學術與思想之間的復雜糾葛關系。貫穿著兩篇的核心線索，則是從中西學術理念的碰撞視角，透視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

“上篇”寫作帶有明顯文化史風格，文筆細膩。作者在這部分中主要梳理了這場運動的興起和衰落過程，一方面關注倡導者的理念在傳播過程中經歷了何種由理解、誤解、再詮釋相混合的復雜情境，另一方面也著重剖析各種新發行的報刊、書籍、小冊子，考察現代文化機制在這種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看來，“整理國故”能從理念和口號迅速轉變為一場影響深遠的全國性學術運動，言論界的相應和報刊雜志的配合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報章雜志的號召下，人們關于古書的態度發生諸多變化。然而，當這場運動于1920年代初在江南地區迅速發展時，很快出現一系列亂象：一些出版商在逐利的驅使下，出版大量良莠不齊的國學叢書；實踐中助長復興國學的聲勢，模糊了“保存國粹”和“整理國故”之間的界限。在這種情形下，伴隨著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內部的爭論和反思，他們在“反對普及”問題上達成共識。而在五卅運動以后，政治社會氛圍日趨激進，國學研究者往往被青年貼上“無用”和“腐敗”的標簽，所背負的輿論壓力也越來越沉重。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這場運動在全國已經無法起到帶動思想潮流的作用，那些一度是時代弄潮兒的新文化派，在政治上成了批判的對象，青年人越來越被唯物史觀、辯證哲學以及普羅文學類的書籍吸引，社會主義思想逐漸成為主流。

“下篇”更具思想史風格，啟發思考。作者重點剖析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后重要學術論著和爭論背后的思想意蘊。從作者的敘述中可以看到，考證學風帶來的深刻影響在于，它不僅塑造了一種求真精神，還深刻影響了民國學人的研究風格。比如，胡適在提倡“整理國故”時，原本強調的乃是用客觀的精神和中立的態度來從事研究，但是在他的學術思想史論著中卻走上重視發揮個人見解的進路，這就和發表于同時的重證據和言必求精確的考據之作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而在重實證的風氣健盛之際，面對諸多批評，胡適則對早年義理和考據并重的治學風格做出調整，從而走上一條專重考據的道路。

其中頗為精彩的是第七章，作者以《水經注》案在民國的興訟為例，深入剖析民國學術史上那些看似“純學術”考據的背后上演的一幕幕思想論爭的主戲，將這種爭論置于民國學術史上的“新漢學”和“新宋學”的脈絡中解釋。作者敏銳地指出，從1920年代后期開始，綿延日久的東西文化論戰很少再像《新青年》和《學衡》對壘時期那樣，為文縱論東西方文化接觸問題，而是轉移到嚴謹細致的考證中。但在滿紙考證的背后，學者之間思想上的對立乃至交鋒依然清晰可見。被稱為“新漢學”的胡適陣營，多屬或傾向于全盤西化論者；而“新宋學”一方，則基本屬于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靶聺h學”一派雖盛言考據，但其領導者并未輕視義理，他們只是唾棄程朱理學，尊崇西方義理，而“新宋學”一派卻不以考據自限，在推崇程朱義理的同時，堅持中國文化必能實現再造。二者在爭論中也為如何構建現代中國文明提供可能方案。

該書寫作具有明顯的鮮活性和生動性，這和作者的求學經歷有著重要關系。作者曾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其學術傳統與文化世界始終與她保持著深切聯系。民國時期的一眾學人雖已遠去，卻又仿佛近在眼前。一言以蔽之，正是作者對歷史對象所懷有的溫情與敬意，使得該書讀來格外富有溫度。

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課

當然，該書也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第一，事實重建固然重要，但若離開對學術成果本身的脈絡、淵源的梳理，以及對這些成果的學術意義的總結，往往難使讀者明晰這些學術事實的意義。因此，若能將學術事實的重建和對學術文本的深入分析有機結合，將明顯有助于闡明前者的意義（在我看來，這種風格的學術思想史寫作典范乃是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該書將考證和義理有機融合，并且同樣探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問題）。比如，胡適在“整理國故”運動中的重要成績是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考證和整理，這項工作被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譽為“國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那么，胡適的這些考證具有何種意義，又塑造何種學術傳統？由于作者無意于學術批評，因而很少深入討論“整理國故”運動中的重要學術文本，這不免令人遺憾。

第二，考證學派能夠成為民國學術主流，除時代思潮和代表性學者取得重要學術成績之外，也和他們掌握大量學術資源有著重要關系。作者基本未涉及學術資源的控制如何塑造考證學風，似乎考證學風自然而然就在那里。事實上，除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外，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及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理念上也具有諸多一致性。尤其是，他們都掌握著重要大學的人事聘用、重要學術期刊與出版社的成果發表、課題項目審批以及留學機會等方面的權力。所有這些都直接關乎學者的現實生存，因而他們在塑造考證學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作者提到錢穆的經歷，意在說明考據學在當時已成為衡量著作優劣的主要標準：只要在考據方面獲得行內學者的認可，即便并不占有豐厚的學術資源，仍然能夠在當時的北平學界立足。此事若換個角度來看，恰好證明正統學派的資源壟斷能力：一位并沒有什么學歷和資源的“小鎮青年”，只要他的學術成果（有機會）被這些壟斷資源的“大咖”所認可，他的長篇論文《劉向歆父子年譜》不僅能夠在當時的著名期刊《燕京學報》上發表（由顧頡剛推薦），由此在頂尖大學任教（由顧頡剛和胡適推薦），從鄉村小學教師和中學國文教師迅速?躋身于中國核心學術圈。事實上，錢穆的這種經歷對民國時期大量優秀青年學者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人們常以陳寅恪和錢穆為例，試圖說明民國時期中國社會并不重學歷，而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事實上，當時社會對學歷，尤其是留學經歷的重視，同樣極為普遍。限于篇幅，這里僅舉一例：何炳棣到晚年都依然清晰記得，1926年冬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他的父親帶他參觀南開大學時，曾面容嚴肅地對他講：“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此事對何炳棣影響深遠（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華書局，2012年，第9頁）。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錢穆后來遲遲未能獲評“院士”，主要原因其實就是他重視闡釋和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風格，一直未獲考證學派的認可。至于民國時期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資格的確定，胡適和傅斯年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想獲得這類重要榮譽，得到他們的認可至關重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349-350頁）。

傅斯年

至于那些堅持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立場的左翼學者，更是無緣在民國時期的重要大學任教，也不可能在當時重要期刊和出版社發表成果。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的那句經典名言：“目前雖然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雞鳴不已’的時候�！保ü簦骸吨袊糯鐣芯俊穂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10頁）這既是對“整理國故”的嘲諷，又何嘗不是當時的學術邊緣者希望開拓一條新路以引領時代潮流的吶喊。

考證學派的內在糾葛

讀完作者的這一研究，很容易讓人想起錢穆在《國史大綱》的長篇序言中對考證學派的批評。在他看來，此派治學缺乏系統，以科學的美名割裂史實，以活的人事換死的材料，這種學術往往既與現實無關，對現實也沒有什么益處，其所崇尚的實證、客觀不過是對先民的文化和精神的冷漠無情而已（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引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4頁）。而錢穆所批評的科學派，主要指的就是胡適和傅斯年所代表的民國主流學術。然而，晚年的錢穆再回憶起北京的學術氛圍，他更多流露出的則是一種懷念：“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保ㄥX穆：《八十億雙親 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186頁）錢穆態度的轉變，除了心境和環境發生諸多變化外，更重要的是和如何認識學術求真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復雜關系緊密相連。

從積極方面而言，考證學派鼓勵人們潛心學問，以嚴謹認真的態度從事學術研究，這種學風對提高學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傅斯年在和胡適等人醞釀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反對將劉文典列入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認為劉文典的學術貢獻無法和余嘉錫等相提并論，其《莊子補正》錯誤頗多，學術成就未達到院士資格。他卻將公開反對國民黨的郭沫若列入考古及美術史組院士候選人名單，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和考古方面（而非將唯物史觀應用于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的重要成就獲得考證學派的認可（《傅斯年全集》第七卷，346、349頁）。如今來看，考證學派注重實證學風很容易理解，畢竟那種發揮個人見解和闡釋的研究，判斷標準更加模糊，爭議性也更明顯，而在秩序和倫理價值劇烈變動的近代中國，構建確定性依據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1924年9月北大國學門同人在三院譯學館原址合影

從消極方面而言，面對日本入侵和民族危機，考證學派的工作和社會現實脫離太遠。傅斯年曾坦言，民族危難之際，自己只能坐在家中讀古書，因此生出強烈的罪惡感；但他又意識到，除了讀書治學，自己幾乎別無所能，因為無法像年輕人那樣拿起武器。正是這種內在糾葛，使他在生命最后十五年里基本放棄學術工作，轉而從事各種行政事務（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王曉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85頁）。面對國家危機，考證學派既無力引領思想潮流，其內部許多人也陷入了深重的自我懷疑之中。比如，安陽發掘的另一個參加者劉燿，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從國民黨統治區秘密跑到延安參加革命，并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尹達，這一舉動象征著同過去徹底決裂。

至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人們開始重新回望民國學界，考證學派的論著不斷再版，關于民國學人的研究也層出不窮。這固然體現了人們對以往時代環境給學術研究造成傷害的反思，以及對種種空談風氣的深刻檢討，但歸根到底，它也印證了一點：唯有求真求實的學術研究，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