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并非注定一戰

編者按：“歷史的發展規律不以部分美國政客的意志為轉移，試圖通過‘脫鉤’來實現‘新冷戰’的戰略企圖很難得逞�！�4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在騰訊新聞《大聲思考》欄目發表專欄文章《達摩克利斯之劍下的共處：中美如何避免“新冷戰”的最壞劇本？》指出，中國不選擇美國政府單邊附加的“新冷戰”，不是膽怯逃避之意，也不是虛化無助之舉，而是經過歷史實踐證明且理性權衡選擇的利己利人之策。該文也是《新戰略機遇：邁向2035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核心章節的部分內容�，F將全文發布如下：（全文約5900字，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自特朗普政府正式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以來，美國頻頻在貿易、金融、科技、教育等諸多領域打壓中國。關于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評價，甚至是“中美新冷戰”的猜測，已成為當下兩國輿論與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01

中美脫鉤的可能性？

一些人擔心的中美關系在政治、經濟、貿易、投資、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脫鉤的實際可能性，其復雜性遠超早期預判。筆者試著從六個領域來一一分析：

一是從未掛鉤也不存在脫鉤的領域，即所謂“不脫不鉤”。在核武器、航天與超算等敏感國防科工領域，新中國自成立起便處于美國封鎖之下，但如今中國已形成獨立自主的完整技術體系。特朗普2.0時代雖將封鎖升級至AI企業、量子技術等新興領域，但本質是“延續性孤立”，既無鉤可掛，亦無鉤可脫，所謂“脫鉤”威脅與影響也就無從說起。

二是掛鉤很難、脫鉤利大于弊的領域，即所謂“易脫難鉤”。這主要是指意識形態與國家敘事領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形象“神話”褪色，特朗普1.0時代在華正面形象已全面崩塌。至2025年，特朗普2.0將對華敘事推向“新冷戰”，民主黨建制派亦放棄“和平演變”幻想。而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人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心更堅定，兩國戰略互信的隔閡已成結構性現實。此領域美國主動剝離，實則為中方消除了外部干擾，所謂“脫鉤”沖擊有限。

三是高端加速脫鉤、低端重構掛鉤的領域，即所謂“高脫低鉤”。拜登與特朗普政府推動制造業回流，至特朗普2.0時代已對半導體（14納米以下設備）、AI芯片、量子技術實現“硬脫鉤”，“小院高墻”精確到細分技術節點。但低端產業并非美方刻意保留，而是中國基于成本優勢主動進行產業梯度轉移。中國美國商會2024年報告顯示，在華美企對利潤預期下調15個百分點，墨西哥、越南已成為美國“近岸外包”最大受益方，美國原設想的“高脫低鉤”格局已被顛覆。

四是短期脫鉤、長期突破反制的領域，即所謂“先脫后鉤”。特朗普政府強行下令部分企業和產業與中國脫離關系。拜登政府全面禁止對中國的高科技投資。但從21世紀以來在手機制造、光伏產業等領域中國后發制人、變道超車的歷史經驗看，美國的禁運將倒逼中國半導體產業奮發圖強。很明顯，美國高估了供給端自主性，低估了需求端的中國市場替代速度。此領域脫鉤是確定的，后能否再掛鉤取決于中國自主創新攻堅的成敗。

五是一半脫鉤、一半掛鉤的領域，即所謂“半脫半鉤”。近年來，美國對中美科研合作的阻礙不斷加大，2024年美國拒簽中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博士生比例已達38%，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美國能源部等聯邦機構全面禁止華裔參與敏感項目，顯性脫鉤已成事實。但由于中方科研經費逐年提升，非敏感領域（氣候變化、流行病學）的戰略默契仍在維系，甚至出現2024年超過5000人的華人科學家“歸國潮”與中美雙基地學者并存現象，隱性掛鉤以“量子糾纏”形態長期存在。

六是很難脫鉤、但基礎已動搖的領域，即所謂“難脫易鉤”。貿易、人文、旅游等領域雖具市場韌性，但2024年中國赴美留學生已降至23萬人，較峰值腰斬，英國、新加坡超越美國，成為首選留學地；中國人赴美旅游人均消費從6700美元降至4200美元，商務簽證拒簽率超30%。雖然跨境電商Temu、SHEIN逆勢增長，證明市場力量確有黏性，但好萊塢在華票房占比已跌至12%，英語教培市場因政策調整而崩盤，所謂“難脫”的根基已出現結構性松動。

可見，歷史的發展規律不以部分美國政客的意志為轉移的，試圖通過“脫鉤”來實現“新冷戰”的戰略企圖很難得逞。

02

解構修昔底德陷阱

多年來，不少學者都熱衷于引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的事例，假定所謂“崛起大國與守成霸權之間戰爭不可避免”。20世紀80年代，美國作家沃克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蘇冷戰。2012年8月22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學隱喻重新喚醒西方對中國發展引發中美競爭的焦慮。

其實，從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到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諸多國際關系學經典著作中的所謂“大國爭霸”現實主義假設，多數都是局限于1500年以來的西方各國興衰史實，站在霸權視角虛構崛起大國帶來的挑戰，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性和自我臆念。

在殖民時代，從大英帝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法爭霸，再到拿破侖帝國時期的列強爭霸，乃至20世紀上半葉法西斯主義的盛行，戰爭一直被視為奪取人口、資源、財富、領土進而推動國家崛起的最快捷路徑。但這本質上源于全球化早期的資本主義逐利邏輯。然而，細究艾利森講述的“1500年以來16組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對抗，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4次避免了戰爭”的事例，并不是所有對抗都與“爭霸”有邏輯聯系。

例如，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并沒有發生與守成霸權英國的戰爭，相反，兩國還在一戰、二戰中結成戰略同盟。20世紀至今與守成霸權美國發生戰爭的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國都無意與美國爭霸。通觀數千年的世界歷史，多數帝國的衰落并非源于外部爭霸，而是源于內部衰弱。

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的衰落是如此，世界其他許多古代帝國亦是如此。借古鑒今，1984年德國歷史學家德曼特在其著作《羅馬興衰》中列舉了羅馬帝國衰落的210條原因，談到美國的衰落，“美國與羅馬帝國之間唯一的區別就在于，美國不駕馬車”。美國學者卡倫·默菲在其《美國是羅馬嗎？》一書中說，美國衰落很像羅馬帝國，國內腐敗加劇，體制崩潰，經濟停滯，最終帝國過度擴張，導致絕對衰落。

當下的中美關系，與歷史上的多組守成國與崛起國的關系相比，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時代特征：一是兩國相互依賴與融合的程度，遠遠深于過去。社會、金融、經貿對兩國的彌合力量，遠大于某些美國政客的破壞力量。二是信息化時代全球的脆弱性，遠遠高于過去。中美博弈的任何細微動向都會產生蝴蝶效應，波及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如果中美之間發生沖突，沒有一個國家能不受波及。一個政治人物或輿論領袖的言論，可能都會引起國際股市的波動、匯率的震蕩，外溢效應相當明顯。這兩點特征印證了西方諺語“兩頭大象打架，草地最遭殃”。

在當前世界，或許有個別國家企圖從短期的中美沖突中獲益，但從整體利益看，國際社會的主流思想仍是期待中美能夠理性解決當下的問題，尤其是對兩國卷入“新冷戰”保持高度警惕，對兩國爆發軍事戰爭甚至擦槍走火更是高度恐慌。這是當下全球多數國家不愿“選邊站”的根本原因。

對中國未來發展而言，美國現在且長期都將是首要的外部影響力量，決定著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國際成本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輸入變量。中國不選擇美國政府單邊附加的“新冷戰”，不是膽怯逃避之意，也不是虛化無助之舉，而是經過歷史實踐證明且理性權衡選擇的利己利人之策。當然，“新冷戰”甚至“熱戰”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懸在上空，中美雙方都應對任何沖突的“黑天鵝”事件保持高度警惕。

03

中國面臨的四大外部戰略機遇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機遇。

一是在21世紀第二個1/4世紀，美國自身仍將長期處于政治大分裂、經濟大停滯、社會大衰敗與話語大失信的狀態，在客觀上形成對中國崛起相對有利的戰略境況。美國兩黨嚴重分裂，二者盡管都認為中國迅速發展對美國構成深度挑戰，但在怎么應對、用什么方式、遏制強度如何等問題上，并未達成共識。

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總統以后，美國先后通過經貿戰、科技戰、制造中國與周邊國家摩擦、人權與意識形態攻擊等多種方式來壓制中國，但都未能如愿。2021年，中美貿易額再創新高，對美順差擴大。多數人認為，特朗普1.0時代對華貿易戰已失敗。

2021年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府同樣拿不出遏制中國發展的有效辦法。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治分裂導致制度失效、社會分裂�！懊裰鳌薄白杂伞薄胺ㄖ巍钡让绹囈跃S系的國家價值觀與政治話語受到空前的內部質疑。包括福山、瑞·達利歐等政經界人士都預測，美國“否決政治”泛濫，可能在未來引發“內戰”或國家崩潰。2024年，耄耋之年的拜登和特朗普競選總統與好萊塢電影《美國內戰》票房火爆，都暴露了美國政治、社會、文化分裂的話語常態。2021年下半年以來，美國通脹率屢創新高，拆穿了所謂“經濟復蘇”的假象。2021年中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的76%，中國成為過去130年以來與美國第一經濟體地位差距最小的國家。

此后兩年，由于匯率、通脹等影響，中國GDP總量占美國GDP總量的比例相對下降。但2025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開始觸底反彈。尤其是在中美“關稅休戰”，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會晤”，隨后傳出2026年5月特朗普訪華后，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美關系會迎來短暫的穩定期。更多預測認為，美國已失去能夠遏制中國發展的可能。

二是西方國家間分裂、內部矛盾惡化，客觀上為中國突破西方大封鎖、化解西方對華“新冷戰”之勢提供了縱橫捭闔的戰略空間。美歐內部矛盾激烈，尋求自主外交的法、德兩國不會拉著歐盟全面跟隨美國對華遏制政策；中東歐17國雖出現立陶宛“馬前卒”式的反華勢力，但完全不足以成氣候。

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對美國的政策亦步亦趨，但鑒于在華經濟利益巨大，國內反對遏制中國政策的聲音高漲，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多少呈現“表面上倒向美國，實際仍與中國交往”的“騎墻派”之態。近幾年，中英、中日、中澳、中加貿易總額總體均呈上漲之勢，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于2022年元旦正式啟動，更是注定“亞太新時代”的到來。隨著我國先后對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2024年上半年，全國各口岸入境外國人達到1463.5萬人次，同比增長152.7%。尤其是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多國領導人2024年以后紛紛到訪中國，雙邊關系得到了緩解。

2025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問世，明確戰略收縮至西半球，集中資源于直接的國家安全利益。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國突襲委內瑞拉，強行控制其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并移送出境，全球嘩然，包括歐洲多國在內的多數國家都在譴責美國破壞《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主權原則，由此引發的連鎖效應還將持續很久。這也使21世紀第二個1/4世紀所謂“西方對華大封鎖”注定是個敗局。

三是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新興經濟體長期制衡與牽制美國霸權的地區影響力，為中國建立溫和、靈巧的對外關系創造了更多騰挪的戰略時間。

2023年10月爆發的巴以沖突，尤其是2026年2月28日，美國、以色列突襲伊朗后，進一步加劇了美國、以色列與中東各國甚至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

2024年金磚正式擴員，迎來“大金磚合作”時代，加之土耳其、印度等國在各自地區影響力的提升，都牽制了美國想要遏制中國的大量精力。

“一帶一路”建設重塑了中國的外部環境，使中國非但沒有陷入像美國那樣到處有敵人的國際窘境，反而獲得像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在關鍵時刻力挺中國的許多真朋友，更與諸多“全球南方”國家呈現“集體崛起”之勢。

四是中國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的“彎道超車”，使中國在工業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進而創造了技術與資本“虹吸效應”般的戰略動能。

在前三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嚴重滯后。當下的中國則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5G研發、超級計算、納米材料、載人航天、智慧城市、量子科學、機器人等多個領域與發達國家處于同一個階梯位置，有的領域甚至更為領先。中國自2013年以來科研經費投入連續占據世界第二的位置。2022年，中國各學科最具影響力期刊論文數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2021年底，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發布的研究報告《偉大的科技競爭：21世紀中國與美國的較量》明確指出：“中國科技在快速上升。在一些領域，中國已超過美國；在其他領域，中國將在未來10年趕超美國。”

基于當前趨勢的合理推演，到2035年，中國在智能革命中的前景是總體樂觀的。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智能”技術像水電一樣，融入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國會成為全球智能技術更重要的引擎與技術玩家，自動駕駛、AI應用、具身機器人成為中國新名片，智能交通與物流讓中國社會的運行效率再次大幅提升，中國會全力在幾乎所有關鍵領域突破來自國外的“卡脖子”窘境，還會在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領域出臺領先于世界的有效數字治理規則。

綜上，就外部環境的戰略機遇看，盡管存在日益增長與變化的外部挑戰，但不得不說，大國權力結構調整期、科技浪潮領銜更替期和全球發展體系變遷期“三期疊加”，新興經濟體群體崛起，合作、和平與復蘇是各國訴求的最大公約數，中國仍將長期處于機遇大于挑戰的重要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