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亂世——五代十國最大的影響莫過于頻繁的武將稱帝

五代十國：一個“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時代，為何讓后世對武將諱莫如深？

五代十國

公元960年，陳橋驛的清晨，一群士兵將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山呼萬歲。這場看似突然的兵變，實則是過去半個多世紀里反復上演的劇本——從朱溫篡唐到郭威建周，五代十國的皇帝，幾乎都是武將踩著舊主的尸骨登基。當北宋建立時，朝堂上下望著那段“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的歷史，終于從骨子里生出對武將的深深忌憚。

要理解這份忌憚的根源，就得回到唐末至五代的血色歲月：那是一個軍權吞噬一切的時代，是武將用刀槍改寫天命的時代，更是一個傳統秩序被碾碎成齏粉的時代。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一、唐末藩鎮：武將奪權的“預科班”

五代武將的瘋狂，早在唐末就埋下了伏筆。

唐玄宗天寶年間，為鎮守邊疆，朝廷設立十節度使，手握兵權、財權、行政權，號稱“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安史之亂（755-763年）后，中央權威一落千丈，藩鎮節度使從“邊疆守護者”變成“土皇帝”。他們擁兵自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甚至敢公然對抗朝廷——唐德宗曾想削藩，結果被藩鎮聯軍逼得逃出長安，史稱“奉天之難”。

唐末藩鎮割據

更致命的是，藩鎮的權力核心是“軍權”。

節度使通過募兵制招募士兵，士兵的糧餉、前途全靠節度使賞賜，于是“只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成了常態。比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曾強征十萬士兵，賜給他們豐厚待遇，讓他們對自己死心塌地，連朝廷都不敢招惹。

到了唐末，黃巢起義（875-884年）徹底撕碎了中央最后的遮羞布。

起義軍橫掃半壁江山，朝廷只能依賴藩鎮軍隊平叛，結果藩鎮在平叛中進一步壯大。黃巢降將朱溫（后梁開國皇帝）、沙陀貴族李克用（后唐奠基人），都是在這個過程中積累起足以顛覆朝廷的兵力。

當朱溫于907年廢唐哀帝，建立后梁時，沒人覺得意外——這不過是把藩鎮的“土皇帝”身份，換成了“天下共主”而已。

二、五代更迭：武將稱帝的“流水線”

五代十國的勢力分布

從907年后梁建立，到960年北宋立國，短短53年里，中原地區換了5個朝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平均每個朝代只活了10年。更諷刺的是，這5個朝代的開國皇帝，全是武將出身，而且大多是靠“以下犯上”上位。

• 后梁太祖朱溫：

  早年是黃巢起義軍將領，降唐后靠鎮壓起義軍發家，被封為梁王。他控制唐昭宗后，殺盡宦官、士族，最終廢帝自立。他的權力基礎，是麾下的“梁軍”——一支由流民、降兵組成的私兵，只聽他一人號令。

• 后唐莊宗李存勖：

  沙陀族將領李克用之子，靠父親留下的“鴉軍”（穿黑衣的精銳騎兵）南征北戰，滅后梁稱帝。但他登基后猜忌武將，結果被部將李嗣源（后唐明宗）推翻——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養子，靠兵變上位，成了五代少有的賢君，卻依然沒跳出“武將奪權”的循環。

• 后晉高祖石敬瑭：

  李嗣源的女婿，為了稱帝，竟向契丹割讓幽云十六州，稱“兒皇帝”，借契丹兵滅后唐。他的底氣，是自己鎮守河東時培養的“晉軍”，這支軍隊后來成了他背叛的資本。

• 后漢高祖劉知遠：

  石敬瑭的部將，契丹滅后晉后，他在太原稱帝，靠麾下“漢軍”驅逐契丹，建立后漢。但他在位僅1年就去世，兒子劉承祐猜忌武將，殺了樞密使楊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結果逼反了天雄軍節度使郭威——郭威直接帶兵打進開封，滅了后漢。

• 后周太祖郭威：

  出身底層士卒，靠戰功升至節度使。被劉承祐逼反后，他沒有直接稱帝，而是玩了一出“士兵擁立”的戲碼：軍隊走到澶州時，士兵突然嘩變，把黃旗披在他身上（當時沒找到黃袍），“強迫”他當皇帝。這一幕，后來被趙匡胤原封不動地抄了作業（陳橋兵變）。

這5個開國皇帝，有3個是靠兵變推翻舊主（李嗣源、郭威、后來的趙匡胤），1個靠借外族兵（石敬瑭），1個靠直接廢帝（朱溫）。他們的共同點是：手里有兵，就能當皇帝。

五代亂世

更荒誕的是士兵的態度。五代的士兵早已沒有“忠君”觀念，誰給賞賜就跟誰走。比如后唐滅亡時，禁軍將領范延光率軍投降后晉，士兵們竟歡呼“我們又有新主子賞錢了”；郭威兵變時，士兵們甚至主動喊“我們要擁立郭公當皇帝，好拿賞賜”。這種“兵驕將悍”的風氣，讓武將奪權變得像“換老板”一樣簡單。

三、秩序崩塌：武將稱帝背后的“潛規則”

五代武將能如此頻繁地當皇帝，核心原因是“軍權壓倒一切”，而支撐這個規則的，是一整套崩塌的秩序：

首先是“三權合一”的節度使制度。

唐朝后期的節度使，不僅管軍隊（軍權），還管地方行政（行政權）、稅收（財權），相當于“國中之國”。比如朱溫當梁王時，河南地區的稅收全歸他自己，用來養兵；李克用在河東，靠鹽鐵之利招募勇士。當一個人掌握了地方的軍政財大權，他與皇帝的區別，只剩下一個“名分”。

唐末藩鎮分布

其次是“私兵化”的軍隊。

唐朝府兵制崩潰后，募兵制成了主流。士兵的糧餉、裝備全由將領發放，甚至家屬也隨軍居住，形成“父子相承、世代為兵”的局面。比如李克用的“鴉軍”，大多是沙陀族人，與李克用家族有血緣、利益捆綁，成了他的“私人武裝”。這種軍隊，本質上是將領的“工具”，而非國家的軍隊。

最后是倫理的徹底崩壞。

儒家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五代的武將根本不把這套當回事。朱溫強占兒媳，被兒子朱友珪殺死；石敬瑭認比自己小10歲的契丹皇帝為“父”，割讓幽云十六州；后漢隱帝劉承祐剛登基就殺顧命大臣，逼反郭威。在“活下去”和“當皇帝”面前，道德、倫理、民族尊嚴都可以被拋棄。

當“有兵就有理”成為唯一規則，整個社會就陷入了“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武將靠兵變奪權，上位后又怕被其他武將推翻，于是更嚴苛地控制兵權，結果反而激起更多兵變。后漢只存在4年，就是因為隱帝殺武將太快，逼得郭威不得不反。

四、血色教訓：為何后世對武將“談虎色變”

五代十國的動蕩時期

五代十國的動蕩，給中原留下了太深的創傷。

• 民生凋敝：

  53年里，中原地區戰亂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后梁與后唐的“柏鄉之戰”，一次就屠殺數萬人；契丹滅后晉時，在開封燒殺搶掠，“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據史料記載，五代的人口比盛唐時減少了近一半。

• 經濟崩潰：

  洛陽、長安等古都多次被焚毀，農田荒蕪，商業停滯。后晉為了向契丹納貢，甚至強行搜刮百姓財物，“民不聊生”成了常態。

• 文化斷裂：

  士族文人要么被武將屠殺（如朱溫殺“清流”），要么隱居避世，儒學、科舉幾乎中斷。五代的官方史書，甚至懶得記載禮儀、典章，因為“活下去”比“講規矩”更重要。

當趙匡胤建立北宋時，他親眼見證了郭威兵變、柴榮（后周世宗）強撐政權的過程。

他太清楚：武將手里的兵權，就是懸在皇權頭上的利劍。于是，他用“杯酒釋兵權”解除將領兵權，把軍權收歸中央；設立樞密院（文官掌兵權）、三衙（武將管訓練），讓調兵權與統兵權分離；甚至規定“武將不得干政”，提拔文官擔任要職。

宋太祖趙匡胤

這一切，都是對五代亂局的“矯枉過正”。宋朝之所以“重文抑武”，不是因為皇帝愚蠢，而是因為五代的教訓太慘痛——他們見過太多武將靠兵變稱帝，見過太多政權因軍權失控而滅亡，于是只能選擇“寧可信文官貪腐，也不能讓武將掌權”。

五、歷史結語：五代十國的歷史最終也影響了兩宋重文抑武的決定

五代十國的53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無秩序”的時代之一。武將們用刀槍證明：“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但這種“誰有兵誰就能當皇帝”的邏輯，最終帶來的是無休止的戰亂、民生的毀滅、文明的倒退。

當北宋用“重文抑武”終結這一切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政策的選擇，更是一段血色歷史留下的集體創傷。后世對武將的忌憚，本質上是對“秩序崩塌”的恐懼——畢竟，沒人想再回到那個“早上是將軍，晚上是皇帝”的荒誕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