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韓復榘是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僅次于司令長官李宗仁；還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山東省政府主席，手握十余萬大軍。

在抗戰時期，這個級別的高官，別說判死刑，就算是入獄都要考慮一下影響。結果他還是身中七槍，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韓復榘的死，從來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軍事、政治、性格，再加上時代大勢，多重因素擰成一股繩，最終把他推向了絕路。

1937年底，抗戰一開始就進入白熱化階段，淞滬會戰期間，國軍在上海、南京一帶和日軍拼得你死我活。各省抗日情緒高漲，即便是打了二十多年內戰的川軍，也在抗戰爆發后組建了15萬人的兩個集團軍出川抗戰。

某種意義上來說，抗戰，是全中國各路勢力第一次真正的聯合。它完美的解釋了什么叫“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舉個簡單的例子，臺兒莊戰役中犧牲的川軍將領王銘章，以及棗宜會戰中犧牲的西北軍將領張自忠，其實早期都可以說是軍閥將領，如果沒有抗戰，歷史上他們的履歷也不過如此。

結果在民族危機面前，兩位將軍都將大義置于個人之前，其角色也從一派之軍閥，上升到民族英雄的高規格層次。

以上，是背景。這個背景，是后來韓復榘必須死的一個重要原因。

于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復榘。

韓復榘，手握山東駐防的十余萬重兵，淞滬會戰期間卻像個旁觀者，一兵一卒都沒派去前線，一門心思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日軍拿下南京以后，為了解除側翼威脅，將南北兩條戰線合并一起，轉而將目標對準了山東。

于是就有了徐州會戰。

日軍的戰略目標簡單理解是這樣的：一路從北平南下，一路從南京北上，夾擊徐州，將北平到南京之間的占領區連城一片。

對方兩路來，我方兩路防守。

大致防守策略是，以韓復榘所轄各部為北線兵團，在黃河南岸阻擊日軍南下，適遲滯日軍南下徐州。

以李品仙所轄各部為南線兵團，在淮河北岸阻擊日軍北上，遲滯日軍北上徐州。

中間濟寧到徐州一帶為二線兵團，負責在南北兩部后退時做接應。

對應的，國軍的戰略目的，是以韓復榘部為一線兵團，在黃河南岸阻擊日軍南下，遲滯日軍對徐州的夾擊。

國軍的戰略預想大致分兩種結果，一種是日軍突破黃河，在被層層遲滯以后抵達濟寧一帶，二線兵團北上阻擊，伺機反攻。

如果日軍繼續南下，二線兵團則在徐州一帶發動會戰，邊打邊撤，以避免被圍殲。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但至少要打一打再說。

要知道，整個徐州會戰，除了韓復榘所部常年盤踞山東，以逸待勞，屬于主場作戰，另有李品仙的11集團軍常年駐守安徽，兩者屬于主場作戰。參戰的其他國軍各部基本都是長途跋涉，從外地趕來，屬于客場作戰。

徐州會戰，韓復榘和李品仙兩部才應該是最有戰場表現的才對。

所以整個防御計劃才將兩人作為前鋒，分別防守南北。

結果李品仙確實沒讓國人失望，從南京北上的華中派遣軍第十三師團外加三個聯隊，在南線打了三個多月，到臺兒莊戰役結束也沒能打到臺兒莊。

如果韓復榘能有幸守住黃河，日軍就沒有機會南下，臺兒莊戰役、藤縣保衛戰等一系列就不會發生。

即便是韓復榘沒有守住（這是大概率的事件），在層層阻擊以后將日軍放了進來，后邊的臨沂大戰、藤縣保衛戰、臺兒莊戰役也不會那么辛苦。

畢竟，打過來的日軍就那么多，死一個就少一分戰斗力。

結果是，韓復榘不戰而逃，黃河天險拱手讓出。

1937年12月，日軍第十師團借著嚴寒天氣，抓住韓部防御的疏漏，迅速渡過黃河南下，形成了局部進攻優勢。

正常情況下，就算打不過，也該層層阻擊、拖延戰況，為后方組織第二道防線爭取時間，這是最基本的軍人職責。可韓復榘滿腦子都是“保存自己的部隊”，壓根沒想著抵抗，直接下令大軍全線后撤，連一句像樣的阻擊命令都沒下。

1937年12月23日，日軍渡過黃河，27日，陷濟南，1月1日，陷泰安。從黃河沿岸到濟南、泰安、大汶口、濟寧，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門洞開，日軍可沿線長驅直入。

短短不到一個月，日軍一個第十師團，就拿下了半個山東，這種潰敗速度，當時震驚了全國。

如果不了解韓復榘不戰而逃后的徐州會戰戰場形勢，就不太好理解韓復榘的撤退對戰場形勢帶來的后果有多嚴重。

韓復榘被殺以后，所部第三集團軍由所轄第12軍軍長孫桐萱任總司令。在李宗仁的命令下，孫桐萱指揮第三集團軍連同孫震的第22集團軍，從2月6日到26日，將日軍一直遲滯在濟寧、大汶口一帶二十余日。

所以，誰說第三集團軍不能打？第三集團軍只是沒有在黃河岸邊打，沒有在濟南到泰安一線打，沒有在韓復榘的指揮下打，它在后續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就是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第五戰區靠著一群地方軍隊，硬著頭皮和日軍打了四個多月，并最終贏得臺兒莊大捷。如果韓復榘能夠守住山東多一點時間，后期的戰果可以確定會更大。

韓復榘這一逃，相當于把整個第五戰區的軍隊和百姓，都賣了個干凈。

他的不戰而退，是典型的軍閥思維——把軍隊當成自己的私產，亂世里只想著保命、保實力，這是軍閥混戰時的求生本能。

但他忽略了現在是抗戰時期，今非昔比，你就算是要明哲保身，高低也要像湯恩伯那樣做做樣子，怎么能演都不演呢？

濟南失守后，李宗仁發電下令他死守泰安，他居然來了一句：“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老李氣不過，轉身就把電報轉發給了老蔣。

這分明是給老蔣架在火上烤。

南京雖然城破，但當初也沒有不戰而逃啊。老蔣雖然走了，但人家是正兒八經的安排了唐生智組織防衛的。

這兩者怎么能相提并論呢？

單就這一點來看，韓復榘軍事能力行不行我不知道，但他的政治格局絕對是不行的。

眾所周知，韓復榘是馮玉祥的嫡系，“十三太保”之一，結果和石友三一起反水，投靠了蔣介石。

雖然是投靠，但韓復榘在主政山東八年期間，山東的稅收、特殊收入、軍餉，幾乎全被他裝進了自己的兜里，南京政府想插手都插不進去。實際上是搞起了半獨立狀態。

不僅如此，西安事變爆發后，他是少數不多的發電支持張、楊的地方勢力之一，而且在何應欽調兵準備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時候，他還打算出兵襲擊“中央軍”后路。

在蔣介石眼里，韓復榘就是一顆定時炸彈，留著遲早出大事。抗戰打響后，南京政府最害怕的，就是地方軍閥各玩各的、不聽指揮，影響全國抗戰大局。而韓復榘的一系列操作，正好撞在了槍口上，成了最顯眼的靶子。

殺了韓復榘，可謂是一石二鳥：一來能震懾其他地方軍閥，讓他們不敢再陽奉陰違、保存實力；二來能順手收編他手里的十余萬大軍，壯大中央的力量。所以從政治層面來講，韓復榘的死，早就注定了。

如果說軍事和政治是韓復榘的“必死之因”，那他的性格，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韓復榘不是傻子，甚至有點小聰明，但他太自以為是、太愛耍橫，最終把自己玩死了。

1938年1月11日，開封召開北方軍事會議，韓復榘明明知道自己不戰而退犯了大錯，卻還以為蔣介石不敢對他下手——畢竟自己手握重兵，又是一方諸侯，所以毫無顧忌地去參會了。

會上，蔣介石直接開撕，痛斥有些將領“把國家軍隊當成私產，不聽命令，哪里安全往哪兒逃”，明擺著就是說韓復榘。換做別人，就算不低頭認錯，也會忍一忍，可韓復榘偏要硬剛，當場反問：“?山東是我丟的，我負責任；那南京丟了，該誰負責任？?”

這話一出口，蔣介石的臉瞬間就黑了——當著這么多將領的面，韓復榘公然頂撞，就是不給自己留面子，更是挑戰中央的權威。

如果說丟失泰安以后，韓復榘還未必會被處死，那么事情進展到這一步，老蔣已經沒有臺階可以下了。

對于一個長反骨的非嫡系下屬，似乎也不用留什么臺階。

蔣介石當場沒再多說，散會之后，衛兵直接把韓復榘押走，他這才慌了神，可一切都晚了。

之后，韓復榘被押到漢口，1月9日軍事法庭會審，他全程一言不發，沒有絲毫認罪、交權下野的覺悟，1月24日晚，特務把他騙下樓，從背后連開七槍——頭部兩彈，身上五彈，韓復榘當場斃命。

第二天，《中央日報》公布了他的罪狀：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坑害抗戰。

其實換個角度看，如果當時他能主動承認錯誤，引咎辭職、交出兵權，或許還能留一條活路。可他偏偏有恃無恐，選擇硬剛到底，最終只能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