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王銘章的四個子女：次子擔任政協常委，幺兒成僧終生未婚

2023年3月6日，雙流機場跑道霧氣未散，一位九旬僧人放下登機梯，執拗地拒絕了輪椅。他扶杖緩步，手指微顫，卻堅持自己走到接機人面前。人們這才認出，這位滿頭華發的法師正是王道綱——那位早年隨母赴臺、削發為僧、終身未娶的川軍名將王銘章的幺子。八十五年過去，他仍然把父親的墳冢視作歸宿，臨行前輕聲喚了句：“爹，我來看你�！倍潭涛遄郑Y了一個家族跨越半個世紀的牽掛。

老人此行的目的，是在清明前抵達新都，替家族再祭悼當年那位“城存與存”的父親。人們或許早已熟悉臺兒莊大捷、滕縣鏖戰的光輝篇章，卻未必知道，王銘章的四個孩子在人生棋局里各自落子，走出迥然不同的命途。要讀懂這份家國裂痕與親情縫合的漫長史詩，須從1938年的魯南說起。

農歷二月，山東滕縣城外寒氣猶在。川軍122師抵達陣地時，城墻殘破，槍支彈藥遠遜日軍。王銘章把幾乎全由涼山苗民和川北佃農組成的官兵叫到跟前，話不多，只留下八個字：“城在，咱在；城亡，同亡�！彪S后，他命人拆下電報機天線，斬斷外界援軍幻想，一如關隘前自焚的將領那般決絕。短促的接戰里，機槍火舌和手榴彈碎片吞沒了街巷，他最后一次發報給時任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孫連仲，表明必死之心——電波戛然而止，槍火卻未停歇。3月15日拂曉，這位45歲的少壯將軍在西關舊電燈廠前中數彈，臨終仍呼喊著“殺呀”，推開救援士兵。

輿櫬南運時，徐州站的月臺黑壓壓一片軍民。李宗仁解下自己的上將呢子袍，替他覆在血衣之上。蔣介石隨后簽發褒揚令，追授陸軍上將銜，手書“死重泰山”四字。可在新都故居，噩耗傳來時，王銘章的妻子周華裕尚在喂養襁褓中的最小兒子，一家老小哭聲震動了滿屋春寒。

王銘章在家鄉留有百余畝川西平原水田，抗戰爆發后又攢下部分津貼。本可保障妻兒衣食，卻被他早早寫進遺囑：如有不測，除家用與稚子學費，其余捐作公益辦學。兩位夫人痛飲淚水，遵其遺愿，先后捐出田產六百余畝與撫恤金一萬余銀元，1941年創辦私立“銘章中學”。校名沿襲至今，新都一中門額“銘章”二字仍是當地學子每天抬頭可見的家國啟蒙。

長子王道鴻13歲便嘗到家道衰落的酸楚。青壯年多赴前線，川西鄉校時常停課，他靠著家藏的《資治通鑒》自學。解放后隨部隊去臺灣的親戚來信相邀，他卻選擇留在大陸。五十年代考入西南聯大遺留的師專，旋即下鄉教書。文革期間失去講臺，復職時已鬢染霜華。伴侶早逝，獨子托付外婆，幸好改革開放后師范院�；謴�，他終在成都安頓晚年。舊屋墻上，他掛著父親的遺像，常對學生說：“讀書不是為了功名，是為了站著做人�！�

與兄長相比，次子王道義的人生曲線稍顯平穩�？箲饎倮�，他輾轉至武漢求學，1949年內遷湖北，棄武學法，后來在宜昌政法系統任職，直至晉升市政協常委。上世紀九十年代，老人退休返鄉，常被鄉里拉到學校講“川軍與滕縣”的故事。有人問苦不苦，他擺擺手：“和父親那一槍一彈相比，咱這點風雨不值一提�！�

王家的獨女王道潔童年顛沛，青年時卻趕上新中國急需醫護人才。1952年，她考入成都醫學院，隨衛生隊赴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巡診十余年。每次路過戰后殘缺的碉堡，她總會停下，看一眼彈痕，再抄起聽診器。七十年代返蓉后，她在市婦幼保健院工作至退休，病房墻角那張合影，定格著她與滕縣紀念碑前的身影。

幺子王道綱與母親葉亞華于1949年春離開重慶，經香港赴臺北。青年求學期間，他迷上佛典，1966年皈依，法號“演一”。寺院幽燈下，他抄寫《大般若經》，常用川音念出《論語》句子以示不忘家教。老人說：父親沒機會看我們長大，自己就用修為替父親“看住”王家的根。臺北多年，他承諾每三年必返新都；年逾九十后改為“兩岸航班一通，就飛”。

葉亞華的故事同樣值得一筆。她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戰火中曾在空軍講授國文。離川后困頓至以手藝寫春聯維生，終靠教育崗位把孩子帶大。1985年重回新都，當地已無舊宅，縣里依據老照片復建“銘章祠堂”，她站在廳堂，看著黑底鎏金匾額，良久無語。那一年她66歲，把余年都用在整理丈夫遺物、抄錄川軍陣亡名單。

有意思的是，王家后人皆繼承了王銘章對教育的執拗。銘章中學建校至今培養逾十萬名學生，王道義的外孫女劉亞玲更在湖北擔任人大、政協雙重職務。每逢校慶，三代后人都會有人到場，默默補上花名冊中“烈士子女”一欄的空白。再貧寒，也要念書；再流離，也要守信——這是寫在王家血液里的家規。

滕縣城早已拓展為滕州，西門外的電燈廠舊址只剩塊青磚基座。當地人卻把那塊地圈起，護成小小紀念廣場。每年4月，一撥又一撥川渝學生北上祭掃，帶著紅旗與黃菊。導覽員會提到王銘章的電報、最后的沖鋒，提到他那身被李宗仁親手覆上的大衣。孩子們聽得出神，不時低頭看腳下的青石板，仿佛仍能感到當年步兵沖刺時的震顫。

抗戰研究者統計，臺兒莊前后一個多月，日軍損失逼近3萬人，而川軍122師除數百人突圍外，幾乎全員血灑疆場。若無他們死守滕縣、阻斷津浦線，李宗仁的正面反擊難有回旋余地。1948年春，毛澤東在延安評述此役時稱“川軍之功不可沒”，可惜王銘章已長眠黃土，未聞此言。

夜幕降臨，新都烈士陵園內燈火微明。王道綱在碑前誦經，十幾位晚輩合掌隨聲。風掀起灰袍衣角，仿佛當年硝煙再度翻卷，卻只帶來草木清香。禮畢，老人靜立良久，將手中木魚輕放于石階，似在回答那句未竟的“殺呀”——此生不再握槍，但守護記憶，也是另一種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