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管長跑一樣管電瓶車

張雪峰不幸離世后，引發了對跑步風險的關注。有人列出了一個長長的名單，都是愛好跑步不幸離世的人。馬拉松存在一些風險，關節磨損、肌肉拉傷、足底筋膜炎等肌肉骨骼方面的風險；劇烈運動后，還可能會導致橫紋肌溶解；還會加重心臟負荷、導致心律失常、心梗等風險。城市舉辦馬拉松時，都會配上醫生、救護車，可見馬拉松的危險是顯著的。那么，要不要禁止馬拉松？

我們暫時先不回答這個問題，看看他山之石。

根據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數據和各州法律匯總，截至2025年，全美50個州里，有19個州外加華盛頓特區，實行的是“全員強制佩戴頭盔”。只要騎摩托上路，頭盔必須戴，違者罰款50到500美元不等。

還有28個州，是“部分強制”。最常見的是對21歲以下的年輕人強制要求戴頭盔，成年人如果滿足了特定條件（比如購買了足額的醫療保險），就可以選擇不戴。但幾乎在所有州都強制要求，必須戴護目鏡。

為什么美國的政策，對護目鏡或面罩的要求更強硬呢？這背后的邏輯很有意思。

這背后的邏輯，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騎摩托時，一只蟲子，一顆前車卷起的小石子，強風帶來的沙塵，都可能飛到眼睛里，高速移動摩托就會失控，撞向人或其他車輛。

它頭盔主要是在事故發生后，保護騎手自己的頭部，降低傷亡的嚴重程度，它保護的是騎手。而護目鏡，在保障騎手外，還能保護行人和其他車輛。個人可以自愿承擔自身的死亡風險，但無權制造不可控的公共危險。法律強制要求護目鏡，根本目的不再僅僅是“騎手本人可能會摔傷自己”，而是“失控摩托會傷到其他人”。

同樣的，很多州法律并不強制汽車司機系安全帶，但對汽車的車燈、剎車、轉向燈卻有嚴格的定期檢驗標準。因為這關系到，他人能否看到車。

這里面的原理，就是外部性，所謂負外部性，又稱外部不經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指一個經濟主體的生產或消費行為，對無關第三方造成了額外的成本或損害。簡而言之，指對他人的影響，會不會危害到其他人。長跑不會危害到其他人，所以，不應該管，自負其責即可。

順著這個思路，去看電瓶車該怎么管理呢？現在的電瓶車新規，幾乎都規定必須佩戴頭盔?，違者警告或罰款10–50元。一些地方只?允許搭載1名16歲以下未成年人?。

電瓶車速度快，可能會危害到其他人，管制速度，是合理的。但電瓶車帶兩個小孩，不會危害到其他人，出了事，也是他們自己負責。兩個孩子就算重了100斤，和一個兩百斤的人，騎電瓶車，也是一樣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規則，是針對摩托車的，摩托車的速度和重量都要比電瓶車大很多，對他人的風險也大很多，那么，相應地，對電瓶車的管理，尺度上也應該寬松很多。

還有一個角度是，危險行為，是不是可替代的。換句話說，禁止了之后，會不會有損失。長跑的確可以鍛煉身體，但長跑替代的方法很多，不是不可替代的。禁止長跑還有其他方式，不會產生“不能鍛煉身體”這個損失。

再來看電瓶車，一個媽媽，放學要接兩個孩子，一個小學，一個初中，甚至就在一個學校。騎電瓶車只能帶一個。回家15分鐘，一來一去，就一個孩子就要等半小時。一年260天，整整九年，都是如此。有可以替代的辦法嗎？還真沒有。別說開車，這就是何不食肉糜？更何況，開車有金錢之外的限制，比如放學時間停車難。

那么，既然馬拉松都不管，為什么要管騎電瓶車接送兩個小孩？當然，馬拉松能為地方帶來很多好處，比如，舉辦賽事。但電瓶車帶兩個娃，讓媽媽們方便一點，難道不是一個更大的好處嗎？

野外徒步是一個比長跑更典型的例子，這幾乎是完全的風險自擔，不會危及他人。事后救援也可以做出經濟補償。但各地都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態度。

在我看來，絕大多數人的觀念，構成了嚴厲管制的土壤。

大多數中社會國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實是沒有多少理論化的社會常識的，因為學校沒有教過。在通識教育中，社會知識的內容是辯證法。更關鍵的是，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比如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等，太過于抽象，它可以涵蓋一切，但難以提供一個具象化的思維范式，因此又是模糊的。比如，是否嚴管電瓶車，當然可以用辯證法來論證，但過于空泛。

相比之下，外部性概念，從個體權益方面，揭示各方利益的沖突；自由和安全的兩難，則從人類政治演化、個人權利角度，提供了更具象化的討論范式。這都更容易提供正確的思路，以及正確的、適度的管制。

到了高等教育階段，中國的文科，重在教技能，而非背后的思想。觀念的另一個來源就是閱讀，顯然，基于高考的壓力，中國學生的閱讀范圍很小。待到進入大學，進入社會后，對人文社科的輕視、短視頻游戲等快餐娛樂的擠壓，學生也很少會自己去了解人文社科知識。

最終，從普通人到社會精英，其實缺乏對自己行業之外的真實社會運行的正確認知。于是，“文科就是舔”這個觀念的惡果，就這么緊密的體現在無數普通人生活的細微之處。

坐飛機，會直線掉下來；喝酒，酒精是一級致癌物；哪怕就是去拿個快遞，也有花盆掉下來的風險。自由和安全永遠都是矛盾的。但是，當社會大多數人，沒有關于真實社會的通識知識，就不能正確認識風險和自由之間的關系，那么管制面對的反對聲音就更小。任何時候，一說風險，就會立刻得到民眾呼吁管制的聲音。

現代社會是復雜的，讓民眾精通各行業知識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知識之上，比知識更重要的是信念。某種程度上，我們關于社會的信念，是一種無數行業知識綜合，為了方便而凝結的傳播形式。

美國曾經有過一個聯邦政策，促使47個州制定了綜合性頭盔法。但該政策取消后，許多州廢除或放寬了頭盔法。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州頭盔佩戴率暴跌，但摩托車手死亡率也隨之飆升，上升了三到五成。這就是自由和方便的代價。看起來放寬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觀，它的價值是更加廣泛的。

我還記得這樣一個場景：一個人舉著標語抗議拜登的疫情政策，標語上寫著要自由。某種程度上來說，把一個科學問題信念化是愚昧的。但也正因為存在這種信念，才能潛移默化地為異端和創新拓展空間。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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