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初創時期稱謂有沒有“工農”兩字？這篇文章講清楚了

1929年冬天，閩西上杭古田的一間舊屋里，幾件軍用遺物被小心地收進木箱：一面戰旗，一支老式步槍，還有幾塊紅布袖章。多年以后，這些袖章被陳列在古田會議紀念館里，紅布已經有些褪色，四個大字卻依然清楚——“紅軍第四軍”。有意思的是，袖章上只有“紅軍”，并沒有后來人耳熟能詳的“工農”兩字。

要弄明白“工農”兩字是什么時候加上的，就得從更早的1927年說起。從南昌到廣州，從井岡山到上海，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不斷調整對武裝斗爭的認識，部隊名稱也在幾次關鍵節點上發生變化：先是“中國工農革命軍”，隨后成了“紅軍”，最后才統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把這條線理順，“紅軍初創時期到底叫啥”的問題，也就不難看清。

一、從國民革命軍到“工農革命軍”：名稱剛開始“脫殼”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局勢急轉直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判斷，決定由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這時候，手里掌握的還是原來國民革命軍體系中的一部分部隊，番號、旗幟、軍裝習慣，都帶著鮮明的舊痕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起義部隊當時仍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這是當時客觀條件所限。不久之后，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愈演愈烈，起義軍一路南下，部隊形勢日益嚴峻。到了10月3日，在廣東流沙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上，名稱問題第一次被擺到桌面上。

會上，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傳達中央精神，大意很明確：奉中央命令，起義軍部隊不再打著中國國民黨的旗幟，要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開展土地革命，軍隊名稱改為“中國工農革命軍”。據當時在場的干部回憶，周恩來強調，用“工農革命軍”這四個字，是要鮮明表明這支隊伍屬于工人、農民，是為土地革命而戰，不再是國民黨的附屬武裝。

從這一天起，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獨立名字”——中國工農革命軍。不得不說，這一步意義不小，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有意識地擺脫舊的國民革命軍系統，在旗幟和稱謂上樹立自己的政治標識。不過，這只是一種初步探索，名稱到底如何規范、是否要在全國統一，還遠遠談不上成熟。

同一年年底，中共又在廣州組織了一次起義。1927年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中，起義部隊打出的旗號更為激烈，旗幟上出現了“工農紅軍”的字樣。起義時間極短，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僅堅持數日便遭失敗，部隊大部損失。當時掛著“工農紅軍”旗號的那支武裝，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起義失敗后，根據中共中央部署，殘余力量被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可見，“工農紅軍”這一名稱在廣州起義中雖然出現過，卻并未成為隨后正式使用的統一稱謂，更像是一種短暫的口號嘗試。整體看，1927年，從南昌到廣州，革命武裝的名稱從“國民革命軍”向“中國工農革命軍”邁出了一步，“工農紅軍”的提法也一度露面，但并未固化下來。

二、井岡山會師：主力成形，但名稱仍然是“工農革命軍”

到了1928年初，武裝力量的布局也在悄然變化。一部分是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另一部分是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的隊伍。兩路人馬的會合，是后來統一稱謂的一塊重要基石。

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歷經艱難跋涉，終于來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余部會師。雙方會師后，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原則，以“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合編，正式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朱德擔任軍長，這支部隊，后來就是人們熟悉的紅四軍。

那時的井岡山根據地剛剛站穩腳跟，既要組織武裝斗爭，又要進行土地革命試點，還要面對國民黨軍的“會剿”。部隊需要統一稱謂，便于指揮和對外宣傳，但在名稱上仍沿用“工農革命軍”的提法。這說明，從1927年流沙會議至1928年春天，將黨領導的武裝稱為“中國工農革命軍”，仍是中央和地方普遍接受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這個階段的名稱雖然帶有“工農”二字，卻還看不到“紅軍”的統一叫法。廣州起義中短暫出現的“工農紅軍”，并沒有成為全黨統一采納的稱謂。總體說來，到了1928年春天，部隊的主力已經開始成型，但在名稱問題上，還停留在早期探索階段。

三、1928年“定名為紅軍”：中央決策讓“工農革命軍”退場

轉折出現在1928年夏天。這一年，中共中央在上海主持全國工作，開始對各地武裝進行更系統的指導。隨著井岡山、湘南、閩西等地根據地的逐漸發展，中央認識到，簡單沿用“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已不太適應接下來更大規模的武裝斗爭。

為了讓這一決策落到實處，中央很快又做了具體部署。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的一封信中，專門對井岡山的軍隊改造提出要求。信中強調，要把軍隊改造為“真正的志愿軍”，增加工農成分，設立政治部，強化政治工作。同時，信中明確提出，應當“正式改稱紅軍”。

這封信至少傳遞出兩層信息。一是名稱要調整，從“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為“紅軍第四軍”；二是這不是簡單換個名字，而是配套進行軍隊性質、組織結構、干部構成等一系列改造。名稱變化與軍隊正規化建設，是同步推進的。試想一下，如果只是換個牌子，不改內部結構，就很難承載“紅軍”這一稱謂所承諾的政治和組織含義。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的這個決定，并不是針對某一支部隊，而是面向全國。當時各地以“中國工農革命軍”名義活動的武裝，按照中央精神，陸續改稱為“紅軍”。這讓星散各地的武裝力量有了統一的稱謂，便于中央的軍事領導，也有利于在群眾中形成統一的印象。可以說，“紅軍”這個名稱，正式走到了前臺，而早期的“工農革命軍”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當時在贛南、閩西一帶進行的宣傳品、布告、命令中，類似的稱謂也屢見不鮮。有的寫“中國紅軍第四軍”，有的只寫“紅軍第四軍”，但無論哪一種，都體現了一個基本事實：在這一時間段，紅四軍自我稱呼和對外稱呼，都是“紅軍”，沒有“工農紅軍”的正式用法。

如果當時正式稱謂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按道理說，編號、全稱應當印得越完整越好，特別是在正式場合的軍旗、袖章和徽記上，更不會輕易省略。袖章上只出現“紅軍第四軍”四字，從側面佐證，當時的標準用法確實是“中國紅軍第四軍”。

五、1930年上海：會議桌上，多了“工農”兩字

那么，“中國工農紅軍”這個全稱，到底是在什么時候正式確定下來的？答案要從1930年春天上海的一次大會說起。

1930年前后，全國各地的蘇維埃區域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地的根據地彼此呼應，紅軍部隊也不再是零散小股，而是逐漸形成若干較大建制。不同地區的部隊多以“某路軍”“某軍”“某師”自稱，缺乏統一的編制標準，這對于指揮、補給、調動，都帶來不小困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大會期間，專門抽出時間舉行了紅軍代表會議，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如何統一全國各地紅軍的編制和名稱。與會代表來自多個蘇區和紅軍部隊，帶來了各地的情況、經驗和問題。

會上的討論較為集中。大家普遍認為，紅軍既然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工人農民武裝，名稱上應當更加明確地體現自己的階級屬性。簡單的“紅軍”二字固然有象征意義，但如果在全稱中加上“工農”，既可以同舊軍隊、地方武裝劃清界限，也可以更直觀地告訴群眾：這支隊伍，是工人和農民自己的軍隊。

有代表后來回憶，當時有同志在休息時低聲感嘆：“這樣一來，名分也算是名正言順了。”旁邊另一個笑著說：“那以后介紹自己，就不能只說是‘紅軍’了，要說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戰士。”這種略帶輕松的對話，恰好反映了名稱變化在普通官兵心里帶來的直觀感受。

六、統一之后：番號歸一，名稱演變告一段落

1930年6月以后，隨著上海會議精神的傳達，各地紅軍部隊陸續按照統一編制執行。原本稱為“中國紅軍第四軍”的紅四軍，先是編入更大建制，成為紅一軍的一部分，隨后又與兄弟部隊一起，組建為紅一方面軍。類似的變化，在其他蘇區也陸續發生。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工農紅軍”的全稱逐步寫入命令、公報、布告和各級軍隊的正式印章。紅軍戰士在對外自稱時，越來越多地使用“中國工農紅軍某部”的說法。相應地，軍旗上五角星和鐮刀錘子的圖案，配以“中國工農紅軍”字樣，也在各根據地廣泛使用。名稱統一之后，紅軍的“身份標識”更加清晰。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統一并不只是換了幾個字那么簡單。對當時的紅軍而言，統一的稱謂意味著中央對各地武裝領導權的加強，也象征著部隊從地方性、自發性相對較強的“紅軍”，向在全國范圍內整體作戰的“中國工農紅軍”邁進了一步。名稱背后，是組織結構、軍紀制度、政治工作等一整套建設的推進。

1927年至1928年春天，中共領導的武裝多稱“中國工農革命軍”，如南昌起義余部、廣州起義整編部隊，以及井岡山會師后的第四軍。這一階段，“工農”二字已經出現，但“紅軍”尚未成為統一稱謂。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工農紅軍”并不是紅軍一誕生就固定不變的全稱，而是在經歷了“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紅軍”的過渡后，于1930年才最終確立。古田會議紀念館里那塊“紅軍第四軍”的袖章，恰恰記錄了這段過渡時期的真實稱謂，也提醒人們，在追溯歷史時，不能用后來習慣的統稱去簡單覆蓋早年的復雜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