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解散國家科學委員會，一個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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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賈鶴鵬（蘇州大學教授）

2026年4月下旬，美國科學界又挨了一記悶棍。

4月24日，特朗普政府通過總統人事辦公室向“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成員發出郵件，宣布其職位“立即終止”。NSB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NSF）的法定治理機構，通常由總統任命、任期錯開的成員組成，負責制定NSF政策方向、批準重大資助、并就科學與工程政策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建議。被撤換時，委員會正準備召開會議。據該機構成員說，當時委員們正在完成一份關于美國科學狀態的報告。媒體報道，白宮對這一決定的辯解是，1950年相關法律賦予NSB的權力“可能需要更新”，并稱NSF工作不會因此中斷。

科學界反應自然多是震驚與憂慮。美國化學會、天文學會、微生物學會等科學組織紛紛對此提出批評。但這不是孤立事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已有一百多個科學顧問委員會被解散、合并或受到干擾。

如果只是撤換一個咨詢委員會，這當然可以被理解為新總統清理舊班底。但NSB不是普通委員會。它是美國戰后科學體制的一塊壓艙石。把它放在NSF預算削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疾控中心（CDC）的人事震蕩，以及CDC的疫苗顧問委員會被改組的背景下看，這就不只是一次人事安排，而是美國國家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遭遇的一次壓力測試。

特朗普的科學戰爭，并不只發生在NSF

筆者此前的文章《美國科學家如何反抗特朗普》中，已列舉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后，NSF、NIH、美國環保署（EPA）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等科研和監管機構紛紛遭遇了經費縮減和政治審查。很明顯，這些動作不只是財政緊縮，而是重新定義哪些科學值得國家資助，哪些專家可以參與決策。

而讓這一特朗普與科學（界）的戰爭火上澆油的，則是美國衛生部（HHS）和由其監管的CDC的動蕩。肯尼迪擔任衛生部長后，最引發爭議的是疫苗政策。2025年6月，他解除了CDC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全部17名成員，隨后任命8名新成員，其中包括若干長期質疑疫苗的人士。雖然2026年，聯邦法官阻止了他重塑疫苗政策的若干關鍵舉措，包括改組ACIP和減少兒童常規疫苗的聯邦政府建議，但行政部門在拿科學顧問開刀則是不爭的事實。

伴隨著機構紛爭的，則是政府出現在愈演愈烈的公共醫學爭議的前臺。特朗普和肯尼迪在2025年共同推動對孕期使用對乙酰氨基酚——即美國常見品牌Tylenol（中文商品名為泰諾）——與兒童自閉癥或ADHD風險之間關系的警示。大部分科學家和制藥公司一起抵制了這種說法。盡管如此，很明顯的是，爭議已經不只是“科學家和政治家意見不一”，而是政府高層開始親自塑造一種替代性醫學敘事。

特朗普政府這些動作當然粗暴，但如果只是把它們歸結為總統任性、共和黨反科學，反而會錯過更核心的問題。美國科學顧問制度面對的不是一個壞總統，而是一個事實共同體正在解體的政治社會。

例如，肯尼迪撤換ACIP時就以“恢復公眾信任”和“清除利益沖突”為名，但一些研究指出，過去幾十年CDC疫苗顧問的申報利益沖突實際上已經明顯下降，近十年的收入性利益沖突也很少，所謂“利益沖突”更多是專業研究資助關系，而這本身也常常代表專業能力。換句話說，一名不研究疫苗的科學家對疫苗問題可能缺少發言權，但對于研究疫苗的科學家來說，能因為他/她研究疫苗（以及獲得必不可少的研究經費）就說他/她在做有關疫苗的專業推薦時有利益沖突嗎？

科學顧問制度遭遇政治挑戰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舉動，也讓美國科學界擔憂：曾經讓美國決策體系引以為傲的國家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面臨分崩瓦解的風險。

這里首先需要澄清，美國的國家科學顧問制度，并非只指向對總統負責的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主任通常會出任總統科學顧問這一個制度，而是由一整套分布在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科學顧問機構構成。它們依靠法律授權、行政命令、部門規章、公開會議制度、同行評議傳統和多年積累下來的不成文慣例來運行。

例如，作為本文由頭的國家科學委員會（NSB），可以理解為美國基礎科研體系中的重要顧問和治理機構。它一方面參與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就科學與工程政策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建議。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科學院的多份報告，就是由NSB來委托撰寫的。

在具體議題中，CDC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負責審視疫苗證據并提出免疫接種建議。NIH、EPA、NASA（美國宇航局）、NOAA等機構也都有自己的專門顧問委員會。在總統和聯邦政府整體層面，還有非常設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常設但無專職委員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以及上面提到的專職行政部門OSTP等機構。換句話說，美國科學顧問制度不是一個“科技部”，也不是一個統一聽命的專家班子，而是一張由多個專家委員會、公開報告、同行評議、部門程序和國會監督交織而成的網絡。

這套制度過去并不保證科學家總能說服總統，也不保證科學意見一定會變成政策。但它至少設定了一個基本前提：科學證據應該以相對獨立、相對公開、相對專業的方式進入政府決策。政治家可以選擇聽或不聽，但科學意見本身不應被隨意改寫，也不應因為一屆政府不喜歡某些結論，就把提供這些結論的專家體系拆掉。

現在遭遇挑戰的，正是這個前提。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和科學界的沖突首先來自具體政策分歧。氣候、疫苗、公共衛生、能源轉型、環境監管，這些議題幾乎都已被高度政治化?？茖W顧問委員會在這些議題上給出的建議，即便是技術判斷，也會觸及現實利益。例如，EPA如果采納氣候科學家的建議，就可能意味著更嚴的排放標準，而這些嚴格的排放標準，勢必影響MAGA基本盤中的廣大藍領工人的就業；CDC如果采納疫苗專家的建議，就會影響兒童免疫計劃、學校要求和公共采購，這無疑會增加地方財政負擔。這些議題本來就容易引發政治沖突，只是在今天的美國，這種沖突已經不再停留在政策選擇層面，而是直接延伸到“誰有資格提供事實判斷”。

其次，是特朗普的MAGA基本盤的民粹取向對“專家統治”的反感。對特朗普的許多支持者來說，專家委員會不是中立的專業機構，而是“行政國家”的一部分。所謂行政國家，指的是那些不經選舉卻能長期影響政策的官僚、大學教授、智庫專家、監管機構和專業團體。在這種敘事中，科學顧問委員會不再是幫助民選政府理解復雜事實的工具，而是繞過民意、約束總統、保護既得利益的精英網絡。特朗普政府撤換顧問委員會成員，當然有政策分歧的原因，但它也在向支持者傳遞一個政治信號：這些長期在華盛頓和大學體系中的專家，不再天然擁有解釋世界的特權。

第三，科學界自身的政治傾向也加深了這種不信任。美國科學家總體上比普通公眾更自由派，這不是特朗普發明的說法。Kaurov等人分析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公開捐款數據后發現，向聯邦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科學家明顯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近年給共和黨的捐款不到一成（Kaurov et 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2022）。筆者在康奈爾大學就讀時，恰好遭遇了康奈爾教職工90%以上投票給希拉里（2016年總統選舉）被曝光的事件。

這些事實當然不能證明科學結論帶有黨派偏見。氣候變化不會因為氣候科學家投給民主黨就不成立，疫苗有效性也不會因為公共衛生專家反感特朗普就失效。但在政治傳播中，它足以被右翼政治用來塑造一個簡單故事：科學界不是中立裁判，而是“另一邊的人”。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代表科學顧問制度的專家會受到越來越多質疑。過去，專家的資歷、論文、學會職位和委員會身份，本身就是權威來源?，F在，這些身份反而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理由。來自名校，說明你屬于精英；拿過聯邦經費，說明你依賴政府；參與過藥企或能源項目研究，說明你有利益關系；在媒體上批評過特朗普，說明你有黨派立場。專家不再只是專家，而被重新包裝成某個政治聯盟中的成員。

實際上，肯尼迪撤換ACIP時使用的理由，正是“恢復公眾信任”和“清除利益沖突”。但問題在于，所謂利益沖突并沒有那么簡單。專業能力和利益回避之間，本來就需要細致平衡。特朗普政府和肯尼迪的做法，則是把這種復雜平衡簡化成一種政治姿態：只要專家來自舊體系，就先假定其不可信。

黨派認同重寫事實判斷

僅僅用利益沖突或“利益集團操控科學”來解釋當前的沖突，顯然是不夠的。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美國社會在許多關鍵科學議題上，已經不再共享同一套事實判斷框架。

這一點在傳播學研究中已有較為系統的揭示。Dan Kahan等人的研究發現，在氣候變化等高度政治化議題上，科學素養更高的人，并不一定更容易接受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反而更可能沿著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認同選擇性吸收信息（Kahan et al., Nature Climate Change）。換句話說，知識不再只是“糾偏工具”，反而可能成為“立場強化器”。

類似的結論也出現在Nisbet等人的研究中。他們發現，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會對挑戰自身立場的科學信息產生抵觸。對于保守派而言，氣候變化或進化論更容易構成“不一致信息”；而對于自由派而言，核能或水力壓裂等議題同樣會引發類似反應（Nisbet et al., ANNALS AAPSS, 2015）。這種對稱性提醒我們，問題并不只是某一方“反科學”，而是科學認知本身被嵌入了不同政治身份之中。

疫情期間的調查也呈現出類似的分化。著名民調公司蓋洛普（Gallup）的調查顯示，共和黨人更傾向于認為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數據被夸大，而民主黨人則更傾向于認為被低估。這并不是簡單的“誰更理性”，而是人們對同一組數據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帶有立場過濾。

媒體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關于氣候變化的研究表明，Fox News的報道更傾向于質疑氣候科學，而CNN和MSNBC則更強調科學共識（Feldman et al.）。在疫苗接種問題上，也有研究發現，Fox News收視率較高的地區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Pinna et al., Nature）。這并不意味著媒體“決定”了認知，但它們確實強化了不同群體的信息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顧問制度面臨的困境就變得清晰起來。它建立在一個相對樂觀的假設之上：專家可以盡量中立，事實可以通過證據達成共識，而政策分歧發生在事實之后。但現在的情況是，事實本身已經成為分歧的一部分。顧問委員會不是沒有報告，而是報告一出來，就已經有人決定它該被相信還是被懷疑。

這也使得科學顧問制度的基礎受到侵蝕。中立性被懷疑為黨派偽裝，透明性被解讀為利益暴露，權威則被視為精英共謀。在這種情況下，科學顧問制度并非“失效”，而是被拖入了一場它原本并不擅長應對的政治與認知之爭。

美國科學顧問制度何去何從

那么就此是否可以認為，美國的科學顧問制度已經瀕臨壽終正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簡短回顧這一制度的發展歷程。實際上，雖然今天依據政治立場的態度極化和認知扭曲已經成為嚴重的問題，但美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黨爭。科學顧問制度又是如何挺過這些歷史黨爭過程的呢？其因此孕育的制度韌性是否對今天也有啟示？

美國國家科學顧問制度的核心框架，基本形成于二戰之后。當時的美國總統科學顧問Vannevar Bush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提出，政府應當長期支持基礎研究，并建立穩定的科學顧問機制，為國家決策提供知識基礎。這一設想很快制度化：1950年，NSF和NSB同時設立；冷戰背景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剛成立的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成為連接科學界與白宮的重要橋梁；1976年，OSTP通過立法，使科學顧問制度被確立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

但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集權式科技管理體系”。它的特點恰恰是分散、公開和多元。不同領域的顧問委員會獨立運作。國家科學院通過共識報告提供專業意見，聯邦顧問委員會法（FACA）要求會議公開、過程透明。這些制度安排并不追求統一指揮，而是試圖在政治系統中為科學意見保留一塊相對獨立的空間。此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如總統跨界任命各種聯邦層面的委員會成員，也是努力控制黨爭侵蝕專家意見的體現。

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制度長期能夠跨越黨派更替而維持運轉。無論是冷戰時期的共和黨政府，還是后冷戰時代的民主黨政府，都需要依賴這套體系來理解復雜的技術問題。從登月計劃到環境監管，從公共衛生到信息技術，科學顧問制度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答案，而是一種被制度化的“證據基礎”。

但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過去，各種科學咨詢報告主要通過專業渠道進入政策討論，而現在，它們在發布的瞬間就進入了公眾輿論場。報告中的不確定性、分歧意見和技術細節，往往被切割、放大并重新解釋。這使得原本用來增強信任的透明機制，反而成為懷疑的素材。

換句話說，這套制度的設計假設——中立、公開、透明能夠自動帶來權威——即便不能說在今天已不再成立，至少也是受到了巨大沖擊。問題還不在于這些原則本身，而在于它們賴以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自然的問題是，這套制度是否還值得維持？

從短期看，它顯然正在被削弱?？偨y可以直接撤換顧問委員會成員，預算可以被壓縮，項目可以被政治審查。但從更長周期看，這套制度仍然具有相當的韌性。

首先，它不是單一機構，而是一套多支點體系?？偨y可以撤掉NSB成員，但無法同時控制國會、大學、國家科學院、專業學會以及各州政府，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還有各級聯邦法院，特朗普政府針對各種專業委員會的拆解動作，相當一部分被聯邦法官暫時攔了下來。NSF預算曾被提議大幅削減，但最終仍需經過國會批準。實際上，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初曾提出對NSF進行較大幅度的預算收縮和資助方向調整，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這些設想并未完全落實，NSF整體預算并未出現顯著下降。由此可見，科學顧問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分散在多個制度節點中，不容易被一次性清除。

其次，它依賴的不只是權力結構，還有職業規范?？茖W家可以有政治立場，但科研結論仍然需要經過同行評議、數據驗證和公開發表。公眾認知可以被暫時扭曲，但大量獨立研究之間的交叉驗證，仍然構成了科學判斷的基礎。正如人們常說的，政治可以決定你相信什么，但不能決定實驗結果是什么。實際上，這種職業規范也體現在其它專業領域。例如，特朗普提名的沃什（Kevin Warsh）被視為可能更配合總統意愿采取降息政策，但沃什在參議院聽證中仍反復強調，特朗普沒有要求他承諾降息，他也不會預先承諾任何利率決定。這個例子說明，在美國制度中，被總統提名并不等于可以公開承認自己只聽命于總統?，F在和特朗普較勁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是被他在第一任期時提名的。

再次，科學共同體本身也會作出反應。2017年的“March for Science”曾動員了全國上百萬科研人員參與公共表達。而在當前階段，科學界的反應不一定表現為街頭抗議（2025年3月7日美國科學界針對特朗普政府科研經費削減和機構整肅發起的“Stand Up for Science”全國性抗議活動規模比March for Science小得多），而更多體現在加強科學傳播、參與政策溝通和爭取公眾支持上。這種“慢變量”的調整，也構成制度韌性的一部分。

因此，科學顧問制度并不保證科學意見一定被采納，但它至少可以保證，當科學意見被忽視時，這一行為本身是可見的、可爭議的。

重塑后真相時代的科學顧問制度

無疑，正是因為科學顧問制度遭遇了來自缺乏有關什么是事實、什么是真相的共識這種“后真相”時代的挑戰，才更加有必要強化科學顧問制度，因為這一制度本身恰恰是我們重建真相的基礎。

一方面，后真相并不意味著沒有事實，而是事實的接受被高度部落化。人們更傾向于相信與自身身份一致的信息，而不是證據本身（Iyengar & Massey, PNAS）。在這種環境下，科學顧問制度如果仍然停留在“發布報告—等待被采納”的模式，就很難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說，“后真相”時代的沖擊讓科學顧問制度疲于應對，來自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挑戰才剛剛露出其獠牙。生成式AI正在降低制造“似是而非證據”的成本。錯誤信息不再只是簡單謠言，而可以被包裝成數據圖表、研究摘要甚至“專家意見”。這并不意味著AI會徹底顛覆科學，但它確實會增加公眾區分信息來源的難度。

因此，科學顧問制度需要調整，但不是放棄。它需要在幾個方面做出改變：一是增強對證據形成過程的解釋，而不僅是發布結論；二是完善專家遴選和利益披露機制，以應對信任危機；三是加強與公眾的溝通能力，使科學建議能夠進入更廣泛的傳播空間。需要強調的是，公眾的認知扭曲無疑仍將長期存在，但符合程序又被多重驗證的專家意見，以更加通俗透明的方式反復而同時呈現在公眾和決策者面前時，被扭曲的公眾認知，即便得到部分政治家的支持，并不一定能顛覆專家共識。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些變化同樣具有啟示意義。隨著科技議題日益復雜，單靠臨時專家咨詢已難以支撐決策。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科學顧問體系，使專家意見有穩定渠道進入決策。同時，這一體系也需要在透明性、利益披露和公眾溝通方面逐步完善，以避免在未來類似的認知分裂中陷入被動。很難說，美國面臨的后真相和大模型的挑戰，就不會侵蝕到中國社會。

最后我們要總結一下。美國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基本原則已經失效。中立、公開、透明和權威，或許不再像過去那樣自動帶來信任，但正因為信任變得稀缺，這些原則才更顯必要。制度可以被政治沖擊，認知也可以被立場扭曲，但如果沒有一套能把證據、程序和責任擺在臺面上的科學顧問體系，科學在政治面前只會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