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成立需以法院窮盡執行措施為前提

——入庫案例：某鋼鐵公司、林某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中“情節嚴重”的把握

審理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1）粵刑再2號

入庫編號：2023-16-1-301-001

關鍵詞：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單位犯罪 情節嚴重 窮盡執行措施

裁判要旨：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中如何把握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程度。全國人大對刑法第313條的立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司法解釋對“有能力執行而不執行情節嚴重”作出解釋，明確“情節嚴重”是指“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 “無法執行”，是指即使負有執行義務的人具有阻礙、抗拒執行的行為，而人民法院在窮盡一切強制執行措施后，仍然無法實現判決、裁定所確定的結果。實踐中，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抗拒執行或消極執行的情形大量存在，生效法律文書是否能得到充分執行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采取足夠的執行措施，不能僅以有抗拒執行或消極執行的行為就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

一、案件事實與爭議焦點 （一）案件事實

某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鋼鐵公司”）作為連帶擔保人，因租賃合同糾紛，被生效民事判決確定需承擔822.49萬元的支付責任。自2010年4月起，在明知尚有執行義務未履行的情況下，鋼鐵公司以法定代表人林某某個人名義，將公司承租的土地及建筑物轉租給案外人，并將本應進入公司賬戶的租金差價收益存入林某某或其他個人賬戶，未用于履行生效判決。截至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尚有663.54萬元未執行。

2015年4月21日，執行法院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向鋼鐵公司及林某某發出《通知書》，責令其于2015年4月27日前退出自2010年4月以來的全部租金收益，但被告單位及被告人未予執行。此后，經公安機關立案又撤案，自訴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訴。一審、二審及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一次再審均認定鋼鐵公司及林某某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經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6日作出（2021）粵刑再2號刑事判決，改判鋼鐵公司及林某某無罪。

（二）爭議焦點

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鋼鐵公司及林某某將租金收益轉移、未用于履行生效判決的行為，是否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13條規定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所要求的“情節嚴重”程度。具體而言，在法院未采取查封、凍結、扣押等強制執行措施，也未對被執行人采取罰款或拘留等處罰措施，僅發出內容籠統的《通知書》的情況下，能否僅憑被執行人存在規避執行的行為，即認定其行為“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進而追究刑事責任。

二、法律分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情節嚴重”的規范解釋與適用

本案的改判，深刻揭示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在司法適用中一個極易被忽視的關鍵問題：“情節嚴重”中的“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并非僅指客觀上的執行結果未實現，更不能等同于行為人有任何拒不履行的行為，而應將其理解為一種經過嚴格司法檢驗的因果關系判斷。 該判斷的核心在于，執行法院是否已經“窮盡執行措施”，而行為人抗拒或消極執行的行為，是最終導致執行法院在窮盡一切合法手段后仍無法實現裁判結果的唯一或主要原因。以下從三個遞進的層面展開理論分析。

（一） “情節嚴重”的規范內涵：從行為主義到結果主義的限縮解釋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313條的立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是構成本罪的必要要件。其中，“情節嚴重”被具體化解釋為“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這一解釋至關重要，它明確了本罪并非純粹的行為犯或抽象危險犯，而是要求造成“無法執行”這一具體結果。

從刑法教義學角度看，這種立法模式體現了對刑事處罰謙抑性原則的恪守。民事強制執行法本身已配置了罰款、拘留、納入失信名單、限制高消費等一系列強制措施。只有當這些民事強制措施均不足以制裁和遏制行為人的違法行為，且該行為已經嚴重到從根本上侵蝕了司法權威、致使司法裁判的效力徹底落空時，刑罰權才應介入。因此，“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中的“無法”，應被理解為一種終局性的、不可逆轉的狀態。如果執行程序尚有其他未嘗試的合法路徑，裁判結果仍有實現的可能，那么即使行為人存在拒不履行的行為，也尚未達到“情節嚴重”的刑事可罰性標準。

（二） “窮盡執行措施”原則：判斷“無法執行”的程序性標準

本案裁判要旨提出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司法標準：判斷是否“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應當審查人民法院是否已經“窮盡一切強制執行措施”。這一標準將模糊的“無法執行”結果，轉化為了可操作的、客觀化的程序審查步驟。

“窮盡執行措施”原則的法理基礎在于責任歸屬的清晰化。生效裁判的執行，是執行機關與被執行人之間互動博弈的法律過程。執行結果未達成，可能源于被執行人的惡意抗拒，也可能源于執行措施的不力、不及時或不充分，甚至可能源于客觀上無財產可供執行（執行不能）。刑法的歸責要求，必須將執行不利的后果歸屬于被執行人的犯罪行為。

在本案中，執行法院自2010年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雖向鋼鐵公司發出了執行通知和申報財產令，但在長達數年的時間里，面對鋼鐵公司明顯的異常行為——即以個人賬戶收取公司應收租金——卻未能采取任何查封、凍結、扣押等最基本的財產保全或強制執行措施，也未對法定代表人林某某采取任何罰款或司法拘留等懲戒措施。直至2015年4月，才發出一份《通知書》，且該通知書內容極其不規范，未載明執行標的總額、已執行金額、尚需執行金額以及要求退出的具體租金數額。這種模糊的命令，在法律上無法構成明確的“指定交付的財物”的要求。執行法院自身的執行行為存在明顯瑕疵和消極性，其遠未“窮盡執行措施”。在此前提下，判決未能全部執行到位，其首要原因在于執行程序的怠惰，而非被執行人的抗拒行為。因此，將“無法執行”的后果歸責于鋼鐵公司，缺乏因果關系的正當性。

（三） 主觀故意的特殊認定：持續性行為與程序中斷的影響

本案另一特殊之處在于，鋼鐵公司的轉租及隱匿租金行為始于2010年4月，而其民事案件因被發回重審和再審，于2012年8月至2015年2月期間處于中止執行狀態。法院在再審中認為，鋼鐵公司的行為模式（轉租、收款方式）在“中止執行前、中止執行期間以及恢復執行后”均未發生變化。這一事實認定對主觀故意的判斷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在法律上，執行程序的中止意味著強制執行的國家公權力暫時處于休眠狀態。在此期間，被執行人原本所負有的“主動履行”義務的緊迫性和強制性顯著降低。雖然生效判決的既判力和執行力并未消失，但中止期間，被執行人持續其原有的商業模式（如持續性的租賃行為），很難被直接評價為具有“對抗法院強制執行”的故意。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更傾向于商業上的風險規避或機會主義，而非直接針對司法權威的挑釁。本案中，這一行為模式的連續性，客觀上稀釋了其在執行恢復后拒不執行的刑事違法性意識，使得法院難以排除合理懷疑，認定其具有“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明確且單一的犯罪故意。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裁判要旨的啟示 （一） 辯護律師的辯護思路與策略解析

基于本案裁判要旨所確立的“窮盡執行措施”標準，辯護律師在面對類似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指控時，可以從以下幾個關鍵維度構建系統化的辯護策略：

1. 切入因果鏈條：將“無法執行”的結果歸因于執行法院的不作為或執行瑕疵

這是辯護策略的核心。辯護律師不應被動回應“當事人是否有轉移、隱匿財產的行為”，而應主動進攻，將論證重心放在“判決、裁定是否真的無法執行”以及“無法執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具體操作路徑包括：

• 調取完整執行卷宗：辯護律師應當依法申請調閱民事執行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系統梳理執行法院自立案以來采取了哪些執行措施。重點核查：是否進行了網絡查控（銀行存款、房產、車輛、股權）？是否到現場調查財產？是否對被執行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費、納入失信名單、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是否對已查明的財產及時進行了查封、凍結、拍賣？
• 對比行為時間線與執行措施時間線：將當事人被指控的“轉移隱匿財產”行為時間點，與執行法院采取執行措施的時間點進行對比。如果執行法院在發現異常線索后長期不作為，或者執行措施明顯滯后、敷衍，則能夠有力地論證：未能執行到位的主要責任在于執行機關，而非被執行人的抗拒行為。在本案中，執行法院長達數年未對租金收益采取任何查控措施，直至2015年才發出一份內容模糊的《通知書》，這一事實成為改判無罪的關鍵。
• 論證執行程序尚未窮盡：辯護律師應指出，只要還有任何法律允許的執行措施尚未嘗試（例如，對被執行人住所地進行搜查、對可能存在的到期債權進行保全、對法定代表人采取司法拘留等），就不能斷言“判決、裁定無法執行”。刑事追責的啟動，必須建立在民事執行手段已經“用無可用”的前提之上。否則，就是讓刑事手段替代了執行機關的法定職責，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和補充性。

2. 質疑“情節嚴重”的客觀標準：主張“無法執行”應達到終局性、不可逆轉狀態

辯護律師應當嚴格解釋“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這一構成要件結果，主張其應理解為一種終局性的、不可逆轉的狀態，而非暫時的、部分未履行的狀態。具體策略包括：

• 區分“拒不履行行為”與“無法執行結果”：控方往往將當事人未主動履行義務的行為本身直接等同于“拒不執行”，進而推定“情節嚴重”。辯護律師必須明確指出，刑法要求的是“結果”，而非單純的“行為”。當事人可能有消極履行、拖延履行的行為，但只要執行程序仍在進行，法院仍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或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就不能認定“無法執行”。
• 關注執行時效與執行中止期間的影響：如果案件曾因再審、案外人異議等原因中止執行，在中止期間，被執行人的行為不應被評價為“對抗執行”的故意。辯護律師應充分利用中止執行這一事實，切割行為與執行程序之間的關聯，論證行為人的主觀意圖缺乏針對性。
• 量化“未執行金額”與“總標的額”的比例：雖然法律未規定具體比例，但辯護律師可以主張：已經執行完畢大部分金額，僅剩余小部分未執行，且該小部分未執行系因執行法院未采取進一步措施所致，則不應認定為“情節嚴重”。在本案中，已執行到位約575萬元，剩余663萬元，但執行法院從未對轉租收益采取過查封措施，這部分完全有可能通過執行措施實現。

3. 挑戰主觀故意的成立：從行為連續性、商業合理性等角度削弱犯罪故意

• 證明行為的連續性和一貫性：如果當事人的財產處置行為（如持續收租、正常經營收支）始于執行案件之前，且在訴訟、執行過程中未發生實質性改變，辯護律師可以主張該行為并非專門針對法院執行而采取的規避手段，而是延續既有的商業模式。這種連續性會削弱“拒不執行”的特定故意。
• 論證商業合理性與非惡意：當事人將租金收入存入個人賬戶，可能有多種原因（如歷史交易習慣、稅務安排、公司賬戶被凍結等）。辯護律師應積極挖掘這些合理事由，證明當事人并非出于“使判決無法執行”的唯一目的。如果存在其他合理解釋，就應當適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
• 考察是否有積極履行行為：如果當事人在被指控的期間內，曾有部分履行、主動與申請執行人協商、提供其他財產擔保等積極行為，可以反證其主觀上不具有“拒不執行”的故意。

4. 程序性辯護：審查自訴案件的受理條件及證據合法性

本案系自訴案件，辯護律師還可以從程序角度尋找突破口：

• 審查公安機關撤案決定的合法性：如果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后撤案，但撤案理由正當（如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則自訴人直接向法院起訴，法院應當審查是否符合自訴條件。辯護律師可以主張，公安機關的撤案決定對法院沒有拘束力，但可以作為參考，申請法院調取公安機關撤案的理由和證據。
• 審查執行法院《移送函》的規范性和完整性：執行法院向公安機關移送犯罪線索時，應當出具書面移送函并附相關證據。辯護律師應審查該移送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存在“以刑代執”的濫用傾向。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這一再審判決，其裁判要旨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它不僅是對一個具體案件的糾正，更是一次對“拒執罪”適用邊界的重要厘清：

1. 堅持刑法謙抑原則，防止“拒執罪”的泛化適用：該判例明確警示，不應將民事執行中的所有不配合行為都輕易上升為刑事犯罪。刑事手段是保障司法權威的最后防線，而非第一選擇。只有當民事執行措施已完全失效，行為人的違法性達到嚴重妨害司法的程度時，才能啟動刑罰權。
2. 確立執行法院的“前置責任”：裁判要旨實質上確立了在執行攻堅戰中，執行法院負有“窮盡執行措施”的職責和義務。在要求被執行人履行義務的同時，必須先審視執行機關自身是否已履行了法定職責。這有利于倒逼執行程序的規范化和主動性，也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執行不作為引發的國家賠償”或“執行法官瀆職追責”提供了參照。
3. 提供客觀化、類型化的裁判標準：“窮盡執行措施”標準的提出，為司法實踐中判斷“情節嚴重”提供了一個相對客觀、可檢驗的標尺。它要求審判者在審理拒執罪案件時，必須穿透性地審查整個執行過程，而非僅僅聚焦于被執行人的行為片段。這有助于統一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
4. 對執行機關和公訴機關的實務指引：對于執行法院而言，應當在移送拒執罪線索前，確保自身已經采取了所有可能的執行措施，并在案卷中明確記載。對于公訴機關而言，在審查起訴環節，應當嚴格審查執行措施的窮盡情況，不能僅憑被執行人存在轉移財產的行為就徑行起訴。對于辯護律師而言，本案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要求司法機關在追究刑責之前，先自證“執行已無路可走”。

綜上所述，本案的裁判要旨深刻地揭示了一個法理常識：刑法不是民事執行的前置工具，而是最后保障。在認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時，必須嚴格把握“情節嚴重”的標準，其中，審查執行法院是否已窮盡一切強制執行措施，是判斷判決、裁定是否“無法執行”以及該結果能否歸責于被執行人的邏輯起點和必經環節。這一判例為平衡“切實解決執行難”與“保障人權”之間的張力，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司法智慧。

游濤，資深法律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職業資格：具有中國律師執業資格，現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員

業務領域: 民商事訴訟 國內仲裁 破產重組 保險糾紛 職務犯罪

工作經歷：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審判庭、勞動爭議庭歷任審判員、審判長、副庭長，分管重大疑難及新型案件的審理及全庭案件的審核。長期從事民商事法律實務及研究工作。撰寫的多篇判決書及論文在國家級法律刊物發表，常年在北京大學、政法大學、外交學院、司法局、律師協會進行專題講座。因業績突出，先后榮獲兩次個人三等功、兩次集體三等功、一次市級優秀法官及多次院級嘉獎，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金川律師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從事訴訟仲裁、破產重整業務與保險糾紛。擅長合同糾紛、公司爭議、產品責任、建設工程、勞動糾紛、婚姻家庭等領域的爭議解決。金川律師同時為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提供日常法律服務，在企業合規審查、重大項目法律風險評估、職務犯罪等方面有豐富經驗。

教育背景：于2001年獲外交學院國際法法學學士;2007年獲對外經貿大學民商法專業法學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