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與回族的形成有著怎樣的關系

現在有很多人以為伊斯蘭教是從元代時期傳入中國的外來宗教，其實從大唐永徽二年開始算起，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經整整走了1300多年的歲月。

唐朝初年，許多穆斯林商人來華，成為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在中國建立起了許多的清真寺。如今我們熟知的廣州懷圣寺、泉州清凈寺、杭州鳳凰寺、揚州仙鶴寺，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回國后，杜環把自己12年的所見所聞，寫成了《經行記》。這本書里，不僅寫了阿拉伯帝國的社會風貌，更精準地記錄了伊斯蘭教的核心教義、每日五次禮拜的規矩、齋月的齋戒要求、古爾邦節的宰牲習俗，還有阿拉伯人的飲食、婚喪、倫理規范。

我們熟知的唐代大食人李彥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唐宣宗年間考中進士，成了史料里第一個考中科舉的阿拉伯人。宋代的蒲壽庚家族更是典型，祖上從西域來華，幾代人定居泉州，蒲壽庚不僅執掌泉州市舶司三十年，還能寫詩作賦，他的哥哥蒲壽晟更是留下了完整的詩集傳世。

從公元1219年到1259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率領蒙古鐵騎發動了三次西征，西征的過程中，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要么是被蒙古軍隊俘獲后被迫東遷，要么是主動歸附蒙古大軍，跟著軍隊一路來到了中國。這些人被蒙古人統稱為“回回”。

按照蒙古軍隊的規矩，編入探馬赤軍的回回軍士，要遵循“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的原則。戰爭結束后，這些軍士被分派到全國各地屯墾戍邊，元世祖至元十年，也就是1273年，忽必烈正式下了詔令，要求“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

這道政令，讓大批回回軍士正式脫離軍籍，在屯墾的地方加入村社，成了普通農民，從此在當地定居下來。那時候，從寧夏、河西走廊，到云南、四川，再到江南的杭州、泉州，還有元大都周邊，到處都有回回人的屯墾區。也正是從這時起，回回“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正式定型，而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這些東來的回回，原本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部落，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生活習俗，因為有共同的伊斯蘭教信仰。來到中國后，他們在屯墾地修建清真寺，圍繞著清真寺形成聚居區。

經過兩三個世紀的生息繁衍與融合發展，這些原本來自天南海北的人，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聚居模式、共同的風俗習慣，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逐步誕生。

明清兩代，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完成徹底本土化、中國化的關鍵時期，也是回回民族最終定型、穩定發展的階段。

明朝建立后，為了鞏固統治，推行了一系列民族融合政策：禁止胡服、胡語、胡姓，要求蒙古、色目人必須與漢族通婚。這一系列政策，極大地加速了回回群體的本土化進程。

從這時起，回回人徹底把漢語當成了自己的母語，原本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只保留在了宗教經典和儀式里；姓氏也普遍改成了漢式姓氏，其中馬姓最多，因為穆罕默德的早期漢譯，大多是“馬哈麻”，很多回回人就取首字為姓，除此之外，哈、白、丁、納、閃、買等，也成了回族的典型姓氏。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回族的有識之士，開始把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推向了全新的階段。

第一項舉措，是經堂教育的創立。陜西回族學者胡登洲，率先在清真寺里開設經堂，仿照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模式，系統地向回族子弟傳授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伊斯蘭教經典，培養專業的宗教人才。

他們把伊斯蘭教的“五功”“六信”，和儒家的綱常倫理融合在一起，把伊斯蘭教的倫理規范，和儒家的忠孝節義對應起來，證明二者的核心理念是相通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代康熙年間的學者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