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革命：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

計迎春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341頁，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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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計迎春教授出版新著《新家庭革命：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在該著中，計迎春以“馬賽克家庭主義”來闡述中國家庭制度的獨特變遷及其與傳統父權制家庭的關系。從十幾年前的“剩女”“婚姻市場”研究，到如今對現代中國家庭中代際、性別和親密關系的多維度考察，女性，特別是獨生女，始終是計迎春研究關注的焦點。

在現代中國家庭的新圖景中，計迎春特別強調兩點——母女關系的轉型，以及雙系多代女性的育兒照料協作，這直指當下中國家庭的普遍現實。如計迎春所言，“八零后、九零后并非生活在所謂的核心家庭里，他們不僅與父母有關系，還可能與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這篇采訪以一代城市獨生女為切入點，試圖討論這個“較小且復雜的家庭體系”所經歷的時代變遷，以及家庭中不同代際所面臨的生活難題。

歡迎收聽此前《上海書評》播客：《計迎春：“中女”的新家庭革命》（主播：楊小舟，小宇宙）。

采訪︱于淑娟

十幾年前您在上海做“剩女”研究，關注的應該是八零后女性。最新的研究，田野對象基本涵蓋了八零九零后的女性。從性別觀念來講，無論是父母一代還是子女一代，特別是在上海，整體上社會的性別意識無疑是有進步的。回顧十幾二十年的研究歷程，您怎么看城市獨生子女群體？如果說這一代的城市獨生女內里更像男性，您會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句話？

計迎春：首先我想問，提問中的“內里更像男性”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管是獨生子還是獨生女，作為家庭中獨生的孩子，就是一個獨立的人，擁有這個家庭最好的資源支持。對于父母來講，或許也不會因為性別而區別對待這個獨生的孩子。因此，在一些人生選擇上，城市獨生女的出發點與獨生子或許并無二致。

計迎春：這個解釋，我覺得非常好。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層面來談，我主要從兩個維度來講。首先，在長期的獨生子女政策下，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性別的平等。從家庭對孩子的關注和教育資源的投入來講，獨生女家庭跟獨生子家庭的投入實際上是一樣的——因為你沒有可替代的或者可比較的另一個對象。在獨生女家庭里，資源不被稀釋地全部給了女兒。甚至，獨生女很可能受到的教育投入更高。因為從傳統規范來講，獨生子家庭需要為兒子準備房產，女兒的話，這部分資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教育上，這對獨生女來說是一個意外的紅利。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進一步促進了她的經濟獨立。其次，另一個層面是，你這句話實際上是很有預設的。也就是說，我們還是把男性作為一個標準。在深層的邏輯層面或者心態上，我們實際上還是保留了一種男性中心或者父權傳統的性別規范的影響。這一點的改變還需要社會的進步，需要我們繼續努力。

確實如此。現代社會在推動性別平等的同時，我們依然對于男女有著傳統的期待和規范。特別是在婚姻家庭問題上，很多獨生女家庭會為女兒準備房產，這一點上與獨生子毫無區別。但比如在婚禮這種場合，我們會聽到女方家庭對女婿的期待和要求，依然會希望他承擔一個養家人的角色。包括您書中提到，社會輿論對“媽寶男”“媽寶女”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計迎春：這可以結合我們做過的一個關于城市獨生女嫁妝的研究來談。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新中式文化資本包”，它是一個傳統與現代雜糅的，或者說它以現代為里子，以傳統為面子。就是說，我們希望符合傳統的禮數，符合傳統的性別規范，但同時又有一個非常現代的里子——父母會真金白銀地給女兒嫁妝，甚至是房子，包括還有人會約定婚前協議，由此來保證女兒的權利。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一方面我們要不停地去引用傳統，另一方面我們又在非常巧妙地去強調一些新的東西，比如婚嫁中女性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獨立。

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指出，現代社會正在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轉型，在高度不確定、高度內卷、高度焦慮的今天，我們如何尋求安全感？經濟理性肯定會給到我們一個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生活可能才是有意義的，我們才會有安全感，才會一定程度上進退有度。另一方面，對傳統的引用，對傳統一定程度的尊崇和創新，同樣也會給人一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我覺得是一種身份認同和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安全感。

進入婚姻時的物質考慮，或者說婚姻中的“算計”，這種對經濟理性的追求，是一種現代性的表達嗎？

計迎春：首先我們是一個現代社會，我們的經濟模式是市場經濟模式。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講到，市場心態、市場邏輯已經方方面面地深入到資本主義世界，或者說市場經濟的世界里，當然他對此是持批判態度的。最近，社會學家曹洋也講，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深化，市場邏輯下的經濟動機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我們工作中有非常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我們的私人生活，特別是婚姻方面也會非常講究經濟基礎、物質條件。包括我們最近做的一個青年婚戀觀的研究，發現在青年人的婚戀當中，大家都講究先立業后成家，立業是先給自己一個安全感。當然，對自己有要求，對對方也是有要求的。市場經濟社會，是我們身處的大環境，它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們不可能跳脫這個環境。還有一點，我覺得大學教育的普及有助于人們更加理性、反思性地思考和衡量很多東西。用經濟理性去對沖風險，這是整個社會發生的變化，你說是人變得更物質了嗎？故事的腳本應該更加復雜更加豐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去下一個價值判斷。

對經濟理性的追求，對安全感的追求，以及整個社會對婚姻選擇的寬容，似乎讓年輕人更加自由了。如果獨身的我已經擁有了經濟上、心理上的安全感（對于事業的追求、家人的理解支持），那么，婚姻反而成了一種未知的風險。對于年輕人，婚姻不是更不具有吸引力了嗎？

新中國式家庭：

女性與現代家庭圖景的重塑

計迎春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6年3月出版

364頁，20.00美元

計迎春：確實，現在大家好像特別需要尋求安全感。這又回到了傳統和現代結合的問題，我們追求安全感，不僅跟經濟結構相關，跟傳統文化的興起、跟認同也密切相關。

與當年做“剩女”研究時相比，現在早婚普婚的規范在松動，不是所有人都必須結婚，這漸漸成為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共識。十幾年前，父母輩面對兒女的婚姻問題壓力很大，現在的父母輩依然面對這個壓力，但是這個壓力顯然已經不再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房子了。

就當下的婚育現狀和走向而言，如果社會對現在的結婚率、生育率下降感到焦慮，那么就應該認真地思考如何讓婚姻和生育對年輕人，特別是對年輕女性產生吸引力。首先從婚姻制度的角度來看，傳統婚姻制度非常性別化，女性在生育、養育和家務方面做了更多的犧牲。而在現代社會，中國女性的勞動就業率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而且她們需要工作，從經濟角度看，一人養家的情況在中國還是很少見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婚姻制度成為吸引她的制度？婚姻家庭就必須發生變化。它不能再像傳統家庭那樣，男主外女主內，或者女性承擔絕大部分照料等再生產勞動。目前很多研究發現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經常達到男性的兩倍甚至更高的水平，從性別平等角度來看，男性要承擔盡量多的責任。當然，我認為所有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個人解決，還需要尋找結構上的解決方案。家庭需要社會的支持。再生產勞動需要多方面的分擔——社會、政府、家庭、代際、兩性，不能將其只看作是女性的責任，還要在整個社會運行體系中給予照料勞動相當高的地位，包括承認和報酬。

您書中的案例呈現了雙系父母對小家庭的支持，特別是在育兒方面。以八零后、九零后為觀察對象，如果這個小家庭呈現出比較理想的男女平等的和諧圖景，一般的前提條件是，經濟基礎夠好，能夠有條件將一些家庭事務外包出去。否則，家庭生活的現實就是，不是“剝削”這一代女性，就是“剝削”上一代女性。您也提到在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家庭困境。這是否意味著所謂的和諧是有其“偽”的一面？

計迎春：平等是一個過程。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都是社會進步的一個目標。此外，還有一個概念是公平。在當下的家庭生活中，男女兩個人的關系有可能并不平等，但可能被當事人認為是公平的。社會平等的進步往往是非線性的，在工作領域和家庭領域取得的成就也非常不平衡，東亞社會如此，西方社會也是如此。從職場上來講，歷史地看，男女平等還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家庭領域，特別面對像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所講的“貪婪的工作”問題：當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工作侵蝕家庭的情況下，家庭內部的工作誰來承擔？我們現在給出的答案就是一種傳統的回潮——照料任務回到家庭，沿著傳統的性別規范的軌道，由女性來承擔，這是一種倔強的路徑依賴。尤其是在當下，在不同的經濟組織方式，比如平臺經濟、直播行業之下，以及“密集母職”等育兒困境之中，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生命力，甚至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傳統性別規范的期待。我們要跳出結構和規范框架去思考這個問題，當然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這需要社會的推動。

當下中國家庭中，雙系父母都深度參與到核心家庭的家務與育兒事物之中，由此您提到了孝道的轉型——獨生女必須面對父母的養老問題，同時也要面對如何對待兩邊老人的問題。一個現實是，老人如何幫扶小輩，小輩如何贍養老人，形成了一種看起來頗為“功利”的關系。當然，在傳統社會中，由于資源沿著父權體系流動，養老或者婚姻本身也可以從“利”的角度加以解釋。在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社會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所謂的“孝道危機”，是否可以理解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脫鉤？

計迎春：傳統儒家父權的孝道簡單粗暴地講，就是兒子給父親養老，盡管實際上很多事情是媳婦做的，但是在父系家庭這個邊界內發生的。獨生子女一代面臨異于傳統的情況：首先，獨生女肯定要給父母養老；其次，即使是非獨生家庭（兩三個孩子），對女兒養老也是有期待的，這就是雙系。女兒養老，我們也稱之為孝順，也把它當作美德。所謂“孝道危機”，我對此是持批判態度的。孝道還是在的，只是發生了變化，比如雙系化，我認為這是孝道的現代化之旅。

傳統孝道是一個非常等級化的制度，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哪怕父母做得不好，我們對父母的批評還是相對較少。現在，代際之間的權利關系和權責義務變得更加平衡和平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是，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強迫孩子盡孝的道德權威或者說外部力量大大削弱了。子女如何盡孝也取決于父母的表現。如果有些父母表現嚴重不佳，所謂“孝”對子女們的約束力可能就沒有那么大了。如果家庭關系非常好，情況會有所改善。特別是現在，全社會和全世界都面臨照料危機，如果父母在育兒照料上給予小家庭很大支持，很大程度上也會促進子女對父母的養老盡孝。

至于你提到的“功利化”的問題。我認為任何一種社會行動都非常復雜，是多維度的。家庭內部互動有很多情感的成分，討論它是否功利，應該是更復雜的事情。孝道的變化，背后實際上是家庭制度的變遷，包括家庭結構、代際關系的變化，家長所能掌控的資源的變化，以及是否還存在一種強大而一致的外部力量，能夠施加輿論壓力。換言之，孝道文化的變化不是在真空里變化，它發生的大背景是整個社會的變化，小背景是家庭制度的變遷。它的產生有自身邏輯，我覺得這不能稱為孝道的衰退，如果非要說孝道危機，我只能說這是傳統父權等級制度下的孝道的危機。孝道現在出現的雙系化和代際關系權力的相對平衡化，我認為是一個進步的體現，是傳統的一個創新。

中國現在正面臨老齡化問題。就您的田野對象而言，八零后、九零后或許還不是養老壓力最大的群體；相反，那些為八零后、九零后小家庭提供支持的父母輩，可能才是當下正在承受養老負擔的一代，他們很可能面臨“蠟燭兩頭燒”的處境。如果把目光再放回到八零后、九零后一代未來將要面對的養老問題，又會看到明顯的城鄉差異：城市老人和農村老人能夠給予子女的支持、能夠調動的養老資源截然不同。在這樣的背景下，孝道是否依然面臨某種困境？

計迎春：以前的中國家庭確實是普遍的多子女家庭。對于上一代的多子女家庭，他們面臨的難題，可能是多子女之間存在不公平的問題。這很難解決，難在哪里？我認為還是傳統規范的變遷。幾個孩子很可能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下，社會在變遷，傳統規范對不同子女的束縛，或者在其長大的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已經非常不同。這可以在家庭層面進行微觀的觀察。從宏觀層面看，在現代化過程中，從人口學的角度，中國的少子化已經開始，尤其是八零后，城市里基本上是獨生子女占大多數。傳統父權制在宏觀結構上已經消失，其結構、權力模式和運作方式也都已經消失。當然傳統規范具有一定的韌性，但實際上也在變遷。微觀地看，一個孩子在大家庭中成長，他可以觀察兄弟姐妹和長輩們的表現，他有學習和社會化的過程，同時也面臨同輩或者家庭、社會的壓力。但是社會在變化，很多規范可能在衰退、瓦解，或者轉化。而獨生子女生活在一個小社會情境中，沒有兄弟姐妹對其進行規范教育，也沒有來自同輩或者家庭的壓力，你認為他們會如何？我們所有人都無法超越我們成長的情境，這就是一個人的成長方式。另外，現在人的生活大部分以工作為中心，而上一代的多子女家庭存在各種各樣的情況，從人力資源角度來說，既然人多，就總能找出一個方法，即使它不一定是最好、最公平的方法，但是會有一個辦法。至于城鄉差別，農村老人的養老資源就是他們的兒女，在少子化的背景下，當然其資源也有限，而且他們的子女很可能也不在身邊。相比之下，城市老人可調動的經濟資源更好一些。女兒養老很大程度上也跟經濟資源有關系。如果女兒在農村，又沒有相對的經濟獨立，那么，也很難實現女兒養老。

約1950年，中國某地，海邊度假村，一家人在沙灘上野餐。視覺中國 圖

就獨生子女，或者少子化家庭來說——從父母贍養的角度，三個孩子實際上也是少子女——我們發現在中國家庭制度的轉型中，照料是一個特別核心的方面。育兒照料經常與養老照料有一種相互性的因果邏輯或者反饋關系。所以，我的新書中講“雙系（父系母系）雙軸（夫妻軸和代際軸）”都很重要。八零后、九零后并非生活在所謂的核心家庭里，他們不僅與父母有關系，還可能與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存在一定的責任。因此，現在中國的小家庭并非西方個體主義導向的核心家庭，也不是傳統父權父系等級制度下的大家庭，而是一個較小且復雜的現代家庭體系。這與傳統之間存在非常復雜的關系。因為傳統無法完全解決現實問題，所以我們既要遵循傳統，又要改寫傳統。這些看似微小的變動，最終形成了我們所生活的整個社會和時代，并形成一個結構性的力量。這里面呈現出傳統現代鑲嵌、拼貼、雜糅、交織互動的局面，我稱之為“馬賽克家庭”。這里面的馬賽克現代性，與韓國的壓縮現代性有相通之處，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關于韓國的壓縮現代性，與中國非常不同且重要的一點在于：韓國有過長期的殖民歷史，而且相較而言人口規模遠小于中國，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體量都比它大得多。因此，韓國自身的傳統一下子面對的是極其強大的外部力量。相比之下，中國是一個體量巨大的國家，擁有悠久且未曾中斷的文明傳統，我們的傳統不可能像韓國那樣被突然壓縮到一起。我們有意識地遵循傳統，在發展過程中也經歷過批判傳統的階段，但在當前階段，大家對傳統的態度又發生了很大變化。總體上我們對傳統的態度是辯證的，比如談到孝道，很多人講孝道出現了危機，一方面說明他們很重視孝道，另一方面說明他們需要傳統。從辯證的、動態的角度去看，孝道的內容變了，但它并沒有消失。傳統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必須經歷創新與轉化。有時候，這種創新和轉化并不一定是有意識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發生的；也正是因為不斷變化，傳統才更具有生命力。重要的是，無論傳統的形式或內容如何變化，其核心并沒有改變——我們仍然認同要對父母盡孝，要照料他們，要對他們好。

您的新書于近期先后推出了簡體中文版和繁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的標題是“新家庭革命：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繁體中文版的標題是“新中國式家庭：女性與現代家庭圖景的重塑”。由照料危機引發的家庭變化，肯定是一幅新的家庭“圖景”，是不是“革命”，似乎兩個版本表達有所不同，您對此有何看法？

計迎春：這兩本書的目標讀者有所不同，語境也有所差異。簡中版的新書中，新家庭革命的提法是相對于舊家庭革命而言，后者主要由男性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在積貧積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發起和領導的，是在救亡圖存的口號下進行的。傳統父權的大家庭被看作封建父權社會的集中化身，是落后的象征，所以要推翻和離開封建舊家庭，建立新家庭，建設新社會。新家庭革命是在和平發展年代，在全球照料赤字的大背景下，由中國女性引領，其核心任務是解決家庭照料問題，保護和支持家庭，從而引發了全方位的家庭制度變遷，這些變化不啻一場革命。繁體版書籍的內容與簡中版的書籍相通相連，針對的是全球華人社會的目標讀者，不同的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與中國大陸社會的近代歷史緊密相連，但也有他們自己的路徑，對于“家庭革命”的理解也有各自的語境。與編輯商議之后，最后決定用“新中國式家庭”，向華人讀者介紹近幾十年來中國家庭圖景發生的新變化，進而發掘探討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內地社會的家庭制度變遷與全球其他華人社會家庭模式變化的異同及勾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