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歷史學家黃啟臣:廣東人的外貿基因藏在南粵歷史里

《澳門通史:從遠古至2019年》

清政府征收澳門地租銀執照(1774年)。這是澳門乃中國“租借”給葡萄牙的證據之一。

黃啟臣部分著作(含合著)↓

《廣州外貿史》(上中下)

《澳門通史》葡萄牙文版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

《澳門港史資料匯編(1553-1986)》

黃啟臣在家中接受南都專訪。

黃啟臣

1938年1月生于廣東省靈山縣(現屬廣西)，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山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等學會的理事和顧問，中國商業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廣東文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港澳臺等國家和地區講學訪問，并被聘為日本大阪大學、關西大學客座教授。

主要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澳門史和海上絲綢之路史研究，治學嚴謹，著述頗豐。已出版著作有《明清廣東商人》《澳門通史》《澳門經濟四百年》《廣州外貿史》《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梁經國天寶行史跡》等32部。

剛過去的2026年4月，廣州萬商云集。第139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火熱舉辦，新能源、智能裝備、輕工精品等“廣貨”暢銷世界，生動續寫廣州作為近兩千年貿易之都的新世紀開放傳奇。

廣東人為什么“天生會做生意”?廣東外貿為何千年來長盛不衰?從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到明清一口通商重鎮，從十三行到當代廣交會，廣東的外貿基因綿延千年。近日，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資深教授，明清社會經濟史、澳門史、海上絲綢之路史研究開拓者黃啟臣接受南都專訪，他以實證為基礎，向記者深度解碼廣東千年商貿根脈。

70年治史生涯，黃啟臣教授的研究始終緊扣國家主權、全球貿易與粵港澳大灣區歷史敘事，為“一帶一路”、當代中國開放發展提供厚重歷史土壤。日前，他的權威著作《澳門通史:從遠古至2019年》葡萄牙文版正式出版，并成功行銷葡萄牙及南美洲多個國家，以學術話語讓世界讀懂澳門、讀懂大灣區、讀懂中國。

70年中大治史路:從明清經濟史起步，奠定實證史學風范

說到黃啟臣教授，就不得不提他與中山大學長達70年的深厚情緣。1938年1月，黃啟臣出生于廣東靈山縣(現屬廣西)，祖籍廣州。如今已88歲高齡的黃啟臣，18歲踏入中山大學校園，已在中山大學度過整整70年——本科4年、研究生4年，再追隨導師深造3年，累計在中大求學11年，后一直留校任教。在這漫長的求學路上，他曾師從明清經濟史泰斗梁方仲先生。梁方仲先生出身經濟系，先祖梁經國為廣州十三行“天寶行”創立者，家學淵源與學術視野天然貫通廣東商貿傳統。在梁先生的悉心指導下，黃啟臣系統夯實經濟史研究功底，確立了以實證為核心的治學路徑。

受到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深刻影響，黃啟臣一生堅守“史料為本、無證不信”的學術準則。他的研究廣泛吸納正史、政書、地方志、歷史檔案、碑刻、族譜、筆記、家書、外文文獻等多元史料，尤其重視原始檔案考證，每一項論斷都有扎實的史料支撐，拒絕空泛議論。就讀研究生期間，他以《明代鋼鐵生產的發展》為題完成學位論文，后擴展出版為《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產史》。這部著作不僅成為他評聘教授的代表作，更歷經數十年檢驗，至今仍是明清經濟史領域的經典之作。

1968年，黃啟臣畢業后留校任教，從此扎根中大、深耕史學。從青年學子到史學大家，他始終堅守教學與研究一線，把畢生精力獻給歷史學專業，用七十年光陰踐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治學風骨，其嚴謹態度與扎實功底，垂范后輩學人。

拓荒澳門史研究:以鐵證正本清源，推翻“澳門割讓”說

1982年的一次家宴，開啟了黃啟臣與深耕澳門史的半生緣分。時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金應熙(曾執教于中大)在家中宴請學生，縱論學術之際，他鄭重囑托黃啟臣撰寫一部澳門史。彼時黃啟臣專攻明清經濟史，對澳門史幾乎一無所知，內心充滿顧慮。金應熙先生一語破的:明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后，核心是海外貿易與中外文化交流，本質就是經濟史，與黃啟臣的研究高度相通。黃啟臣未曾想到，這次“從命”，竟是一場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學術拓荒，更是為后來1999年澳門回歸提前布局的一個重磅獻禮。

從此，黃啟臣踏上澳門史研究之路。他走遍澳門、香港及內地數十座圖書館，廣采博收原始資料。1991年，黃啟臣作為主要參與者，出版國內最早的《澳門港史資料匯編》，填補相關領域的資料空白；此后，他陸續推出《澳門宗教》《澳門歷史》等著作；1999年澳門回歸之際，獻上中國第一部《澳門通史》，成為回歸獻禮扛鼎之作；2019年澳門回歸20周年，黃啟臣又推出增訂版《澳門通史:從遠古至2019年》，篇幅從65萬字擴充至80余萬字，成書重達一公斤，堪稱澳門研究的一部百科全書。截至目前，黃啟臣已發表澳門史論文50余篇，出版專著7部，成為中國澳門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創者。

這部厚重的《澳門通史》斬獲兩項國家級大獎:2021年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2023年獲第八屆中國優秀出版物(圖書)獎，并獲國家社科基金外譯項目資助翻譯為葡萄牙文、英文。葡文版由葡萄牙卡棉荷(Caminho)出版社出版，并成功行銷葡萄牙及南美洲多國，讓澳門歷史真相走向世界；英文版預計2026年底面世，持續擴大國際影響力。

黃啟臣澳門研究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貢獻，是以一手檔案徹底推翻“澳門割讓”說。長期以來，國內外不少學者誤稱澳門是清政府“贈予”和“割讓”給葡萄牙的領土。為正本清源，1992年他親赴葡萄牙東坡塔檔案館，在海量文獻中找到35份珍貴地租檔案，時間跨度從康熙三十二年至光緒十二年(1693—1886年)，這些檔案完整記錄了香山縣政府每年向澳葡催繳515兩地租銀，由政府收租銀后出具的收據。在無智能手機的年代，他用膠片相機逐一拍攝，將關鍵證據帶回國內，印在《澳門通史》書中，作為澳門是租借給葡萄牙，不是割讓給葡萄牙的鐵證。

據此，黃啟臣在《澳門通史》中提出顛撲不破的核心論斷:第一，澳門絕非清政府贈予或割讓之地，而是中國租借給葡萄牙人居住、經商的中轉港口；第二，中國自始至終擁有澳門完整領土主權；第三，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葡萄牙騙取澳門的“永駐管理權”，但管理不等于割讓；第四，條約明確載明“未經大清國首肯，葡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從法理上鎖定中國主權。

他明確指出，歷史上澳門始終是中國領土，主權屬于中國，只是被租賃使用，租賃長達400余年，后期葡方拒繳租稅，但主權歸屬從未改變。這一結論徹底糾正了學界中不少人長期認為澳門是割讓給葡萄牙的謬誤，為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提供堅實歷史基礎。

海上絲路兩千載:廣東何以成為中國外貿“起點與中心”

在治學中，黃啟臣的目光也一直沒有離開廣闊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1992年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抵達廣州，黃啟臣應邀參會，發表《廣州海上絲綢之路興起與發展》一文。他提出核心觀點:世界古代同時存在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始發于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元鼎六年)，船隊從徐聞、合浦港出海開啟官方遠洋貿易，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始發港與長期第一大港。黃啟臣主編和參與編寫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均主張古代有“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論點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歷史背書。

順著這條歷史脈絡，黃啟臣以研究發現的大量史實證實:明清時期廣東經濟實力已超越江南五府，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而廣州是世界貿易中心市場，澳門是國際轉運港，中外商人匯聚十三行，形成覆蓋亞、歐、非、美的全球性貿易網絡。

黃啟臣進一步闡釋道:“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從某種程度上主要是寫在廣東和廣州的‘記錄’上。直到今天，廣州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大港?！?/p>

他指出，“海上絲綢之路”早在《漢書·地理志》里就有記載。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統一嶺南以后派了黃門譯使等一班人馬，帶黃金雜繒(絲綢)從首都長安沿漢水南下，經長江、湘江、靈渠，直到珠江，最后到廣東的徐聞、合浦(現在屬廣西)，開辟了一條從廣東西南部港口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兩晉南北朝時(265-589年)，廣州取代徐聞、合浦和日南港口，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隋、唐、宋歷朝政府實行“開懷納戎，張袖延敵”的開放貿易政策，使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根據地理學家賈耽在《皇華四達記》一書記述，唐代從廣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有兩條:一條是通往日本；另一條是通往波斯灣的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港)。后者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全航程經過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為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標志著廣州(也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進地位。從此，廣州成為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經久不衰?！斑@樣的港口在世界各國為數不多，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秉S啟臣說。

不僅如此，據元人陳大震于大德年間(1297-1307年)所撰的《南海志》一書記載，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占元代全國外貿“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余個”的約64%，很多貨物都集散于廣州，史稱:“海外真臘、占城、流求諸國蕃舶歲至，象、犀、珠璣、金、貝、名香、寶布諸凡瑰奇珍異之物寶于中州者，咸萃于是(廣州)?！币獯罄眯屑叶醵嗔⒖?Odoric)于1322年(至治二年)到廣州旅游時記錄下所看到的情景:“該城有數量極龐大的船只，以至于有人視為不足信。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市的船只多。”

在長期深耕明清經濟史的研究中，黃啟臣歷經六十余年考證，還提出一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學術論斷:明清時期(14—19世紀4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最發達的經濟國家。數據顯示，直到1820年，中國GDP仍占世界總量的32.24%，經濟規模與發展水平長期領跑全球。

黃啟臣強調，這一觀點并非虛論，而是建立在大量史料與數據支撐之上的嚴謹結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歷史依據。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落后”，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的一百余年間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國長期居于世界經濟最發達地位。這一重要判斷，是黃啟臣在明清經濟史研究領域長期探索得出的原創性成果。

解碼廣東商貿基因:重商善商的傳統，成就千年開放高地

探究廣東商貿長盛不衰的深層原因，公眾不難發現，廣州擁有優越的地理優勢，廣州人、廣東人則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重商意識。嶺南處于依山面水的自然地理環境，背靠五嶺，面向南海?！渡胶＝洝酚涊d，“番禺始為舟”；《南越志》說“越王造大舟”。這說明廣東人很早就造船出海，打魚經商。到了西漢，番禺(廣州)已經成為大商業都會，“商賈者多取富焉”。而且當時民間已有“欲拔貧，詣徐聞”的諺語。

在長期的經商中，廣東社會形成了濃烈的重商文化意識，交換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生活之中，重利思想潮流沖擊著中原農業文化的“重義輕利”的傳統思想，動搖著儒家文化“君子謀道不謀利”的教條，形成了“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的觀念，選擇“以商致富”的道路。就連廣東的地方官也受到廣東人商業意識的熏陶，而提出重商的主張和政策，如明代廣東巡撫林富向朝廷上書，大談特談通商貿易可以“足供御用”“悉充軍餉”“救濟廣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好處；總兵俞大猷也說，開放對外貿易“可行于廣東，……計貨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廣”。

在這種官民重商意識驅動下，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南粵全民經商的熱潮。明清時期廣東已形成“廣州幫”“潮州幫”和“客家幫”三大地域商人集團，省城廣州在清末就有100萬人口了。清代廣州十三行的怡和行行商伍秉鑒是19世紀前期世界首富，1834年擁資2600萬兩墨西哥銀元，相當于今天約5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首富僅700萬兩銀元?！般y錢堆滿十三行”，正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寫照。

黃啟臣教授深刻指出:“廣東的繁榮不靠自然資源稟賦，靠的是重商善商、開放包容的商貿基因。”從漢武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啟航，到唐宋市舶司通商，再到明清一口通商獨攬全球貿易，廣東始終以商立省、以貿興邦。

透過黃啟臣教授的粵商研究我們可以看到，近兩千年傳承的開放精神，為改革開放后廣東GDP連續37年全國第一的現實埋下歷史伏筆，也為珠江三角洲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扎實的歷史土壤?；赝麅汕в嗄甑暮Ｉ腺Q易長卷，正是這股深植于嶺南沃土、代代相傳的商貿基因，讓廣東在每一個歷史關口都能乘風破浪、向海而生。

采寫:南都記者 朱蓉婷 周佩文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