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與臨終母親一起閱讀揭示了她的一生

How Reading with My Dying Mother Revealed Her Life 作為一個老師，她曾教別人家的孩子談論文學。最終，我也得到了同樣的機會。

作者： Nicholas Dawidoff 著有六本書，其中包括《展望的另一面：暴力、不公正和美國城市的故事》。

2026年5月10日

插圖：Vanessa Saba；原始照片由作者提供

那年我八歲，隔著臥室的墻，我能聽到母親海蒂（Heidi）在準備睡覺時自言自語。每天晚上，在客廳里，她都會在紅色折疊沙發的腿下墊上舊雜志，以免壓壞地毯。接著，她費力地把床從沙發里拉出來，鋪好床單、毯子和被子，最后才躺下。“我該怎么撐過這個月呢？”她會這樣問自己，盡管后來我開始相信，她其實是在問我。那張紅色沙發曾是家庭夜晚溫馨的中心。而現在，那是她向我訴說不幸的地方。

在我三歲、妹妹一歲時，母親帶我們離開了父親。他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且有暴力傾向，待在他身邊已不再安全。我們離開華盛頓特區，前往紐黑文，她在那里謀到了一份高中教師的教職。每天傍晚，我和妹妹穿著睡衣坐在沙發上，依偎在母親身邊，聽她給我們讀書。那些書通常是歷史小說：如《約翰尼·特里曼》（Johnny Tremain）、《歷經五個四月》（Across Five Aprils）、《黑鳥塘的巫婆》（The Witch of Blackbird Pond）和《農莊男孩》（Farmer Boy）。她讀得繪聲繪色，充滿活力，每個角色的聲音都辨識度極高。我覺得自己仿佛就生活在書頁中的田野和城鎮里。第二天的晚餐桌上，我們會推測接下來的情節，然后匆匆吃完飯，只為回到沙發上一探究竟。在母親讀書時流露出的巨大愉悅中，我感受到了她對書籍的熱愛——以及對我的愛。她所崇敬的，我也崇敬。后來，當我學會了自己閱讀，有些東西就隨之消失了，我們再也沒有像那時那樣親密過。

在上學日，母親會在七點前離開公寓，去花上一整天和別人的孩子談論文學。通過討論，以及每周布置的作文和故事，海蒂了解了學生們的痛苦?！澳愫喼辈桓蚁嘈拍切┖⒆油嘎兜年P于他們生活的事情，”晚年她曾對我這樣說。即便在那時，由于她極強的分寸感，她也只說了這么多。

這些年來，我遇到了許多母親以前的學生，他們告訴我——正如其中一人所言——“達維多夫夫人（Mrs. Dawidoff）在我身上看到的潛力，比我自以為的還要多?！痹谖页砷L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女性作為單親母親撫養家庭是很罕見的。當海蒂幫助學生剖析愛瑪·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伊莎貝爾·阿切爾（Isabel Archer）和吉姆爺（Lord Jim）的內心世界時，學生們也在收集關于這位特殊人物的點滴細節：她那鮮紅的口紅、丁字帶和后拉帶高跟鞋、蘇格蘭短裙、百褶裙、冷峻的姿態，以及她那輛鮮紅的旅行轎車。一位以前的學生說，她是“少女眼中一個奇跡般的形象”。但另一位學生告訴我：“我們對她的生活一無所知?！边@是因為母親，用她最喜歡的話說，“下定決心”要讓她的過去保持隱秘，成為一個對所有人的謎。

這也包括我。即便在我步入成年很久之后，母親也從未解釋過當年為何如此突然地離開我父親?；蛘?，為什么這樣一個寫過兩部充滿情欲色彩的勞倫斯小說畢業論文的魅力女性，此后再也沒有過另一段感情。小時候，當我問起她的童年，她告訴我的寥寥數語總是關于一些“調皮”的惡作劇，比如隔著綠籬向過路人潑水。當然，真相遠不止于此。

1938年3月12日，德軍進入維也納，那是海蒂出生五個月后的事；一天之內，整座城市便掛滿了納粹旗。海蒂的父親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是一位經濟學家，出生于俄羅斯，由于祖父是猶太人，他在納粹眼中既是“無國籍者”（Staatenloser），也是“劣等民族”（Untermenschen）。海蒂和她的姐姐也面臨危險。（海蒂的母親埃里卡是出生于奧地利的路德宗信徒。）3月15日，當希特勒在皇宮陽臺上向成千上萬狂熱的奧地利人發表演講時，海蒂的父親正在計劃家人的逃亡。

他把用披肩裹著的海蒂帶到維也納西站附近的一處地方，將她交給了一位名叫梅勒·維瑟（Melle Visser）的荷蘭牧師。正如我母親后來講述的那樣，維瑟隨即登上了前往鹿特丹的火車。他的口袋里裝的是他剛出生的女兒安內克（Anneke）的旅行證件。抵達鹿特丹后，海蒂被藏在維瑟家里，與安內克共用一個房間。與此同時，海蒂的母親和姐姐去了英國，那里有海蒂祖父母的家。幾個月過去了，海蒂仍留在鹿特丹。當維瑟終于在年底將海蒂送回英國與家人團聚時，她還太小，無法言說那段分離的日子對她意味著什么。但埃里卡察覺到了變化?！斑@孩子忘了該怎么笑了，”她說。

2024年，在母親臨終之際，她提到了維瑟。她告訴我，她長期背負著沉重的愧疚，“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我從未向他道過謝?！彼f她曾給維瑟的孩子安內克和保盧斯（Paulus）寫過幾封信，承認這是她“每天必須懺悔的嚴重疏忽”。維瑟一家試圖安慰她。安內克最終帶著荷蘭式的直率寫信給海蒂：“我父親并不在乎你的感謝。那只是你自己的問題?！蔽腋嬖V海蒂，他一定知道她有多感激——那時她還只是個孩子。但她依然無法釋懷。幾天后，她去世了。

在表達正式感謝方面，沒有人比我母親更可靠了。鄰居送她一包紙巾后，她會寄去一封感謝信，并附上一張89美分的支票。

我母親的信條是三個字：“把事做完”（getting things done）。她的空閑時間并不空閑，因為任何未完成的家務——洗碗、除塵、熨燙我的襪子——就像塞在她牙縫里的種子，如果不清理干凈，她就無法安寧。她總是準時上交每一份賬單和納稅申報表，讀完她開始的每一本書——只有一個例外。她說她放棄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因為那本書太晦澀難懂，無法幫助她理解她最崇拜的兩位男性——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她父親的經濟觀點。

1939年，團聚的格申克龍一家乘坐“阿奎塔尼亞號”（Aquitania）駛向紐約，作為美國移民開始了新生活?！都~約時報》后來稱在哈佛找到工作的亞歷山大為該大學的“學者典范”。他希望海蒂也成為一名學者。她就讀于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后不久便與我父親結婚。當他在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時，她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項目，開始撰寫關于納撒尼爾·霍桑短篇小說中的夢境與夢境設置的論文。但在1962年，她懷孕了，于是她放棄了學業。

搬到紐黑文后，海蒂發現自己要靠三千美元的薪水撫養兩個孩子。在那個年代，離婚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許多成年人都不愿邀請她去家里做客；她的父母從未過問她為何離開丈夫，盡管他們借錢給她買了冰箱和爐子。在紐黑文的第一年，海蒂周末會給學生補課來償還父母。她的母親在美國從未工作過，常在海蒂聽得見的地方嘲笑“離婚女人”和“不過是個教書的”。我母親形容那種感覺是：“那話就像穿心而過?！?/p>

海蒂將她的職業比作在軍隊服役：“老師教的是任何踏進教室的人。他們沒得選?！彼矚g鼓勵不同學術水平的學生獨立思考。她特別鐘愛那些“被低估的孩子”——那些被其他老師忽視的學生——并下意識地用強調的口吻提到他們?！澳莻€泰勒·彼得森（Tyler Peterson）！”她會這么說。（他后來被愛荷華作家工作坊錄取。）她設計了極具想象力的選修課，如“從斯特拉福德到好萊塢”，在課上她將莎士比亞的戲劇與其改編電影并排教學。她的招牌課程是“偉大（英國）小說”，她帶領學生從《愛瑪》讀到《荒涼山莊》，再到《無名的裘德》和《一位女士的畫像》。學生們后來告訴我，她如何引導他們思考《吉姆爺》中的道德困境：那個為了逃避發現自我而未能實現英雄榮耀夢想的海員主角。你坐在教室里思考這樣一個有缺陷的人，然后走出教室，生命便豁然開朗。

我從未看過母親教書，每周一晚上我也見不到她。那天是交學生作業的日子，她想盡快給出反饋，以便學生在思考還新鮮時看到。她會在作業上用紅筆寫下類似“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你的論證是完美的”這樣的評語。正如她曾向學生西爾維婭·舍費爾（Sylvia Schafer）解釋的那樣（西爾維婭后來也成了大學教授），退還的作業上沒有分數，因為分數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讓他們無法關注海蒂在邊際處與他們進行的紅筆對話。學期末，她根據學生“現在的水平”給出最終成績，而不會因他們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而懲罰他們。她厭惡那種只因為學生喜歡而布置書籍的做法。那些書他們自己就能搞定：“他們需要我帶著他們去讀那些艱深的東西。”這需要時間——他們的時間，還有她的。我從未見過比她更討厭雪天（停課）的人。

我們的家里沒有奢侈品，沒有零食，沒有甜點，除了調幅廣播外沒有大眾文化，只有幾件電器，包括洗衣機但沒有烘干機。我母親唯一“揮霍”的地方，用她的話說，是給孩子買書。我九歲時，她送給我一套《戰爭與和平》，還附帶了一份手寫的角色表——我覺得，這是她表達對我重視的一種方式。閱讀這本書讓我更接近她的家人。就像一些美國移民把對土地的熱愛帶到了中西部和德克薩斯州，我母親的父母帶來的是對書籍的熾熱情感。海蒂的父親和她一樣，是個感情極其外露但又極其內斂的人。重讀托爾斯泰是他回憶敖德薩往事、撫慰美國現實生活的方式。他的知己是俄羅斯文學人物，他們構成了他的內心世界。海蒂最大的樂趣是電影和書，但她幾乎沒時間去電影院，只有在學校假期才為了消遣而讀書。在夏天，她可能會讀完弗吉尼亞·伍爾夫或安東尼·特羅洛普的所有作品?？粗两诩t色沙發里的樣子，我會希望她不必為我做飯，而是可以一直讀下去。

焦慮定義了她。當她在屋里穿梭，“全速前進”地擦洗鍋具和吸塵地板時，她會訴說自己的心境?！拔液喼币l瘋了，”她會說，“我簡直魂不守舍?！蔽覀兗宜械溺姸及措A梯制調快了，作為防止遲到的威懾。廚房墻上的電鐘被調快了令人心驚肉跳的十五分鐘，這促使她經過其他同樣調快了的時鐘，最后到達書架頂端的那個鐘——它讓她提前八分鐘開啟新的一天。每年開學前，她都會做關于教學的噩夢。在一個夢里，當老板說她太死板時，她把教室里成排的書桌換成了組合沙發。在另一個夢里，她去上第一堂課，卻被告知要教代數而不是文學。

盡管她有種種不安的預感，但當真正的風暴來臨時，她卻冷靜而勇敢。如果在黑暗中聽到響動，她會厲聲喊道“誰在那兒？”，打開燈去查看。在鄰居家的小偷偷走我的自行車后，她追蹤到他并要求歸還。然后，她把自己那張《西區故事》百老匯原聲帶送給了他，大概是想向他展示，失足少年也有美好的選擇。

青少年時期，我發現這個焦慮的母親很容易被愛，很容易被仰慕，很容易讓人感激，但卻無法相處。她打理好了一切，卻解釋得太少。她在餐桌上的觀點就像是一連串的最終判決：電視損害兒童發育，標準化考試充滿偏見，羅納德·里根推翻羅斯福新政的努力會傷害紐黑文這樣的城市。她的觀點通常被證明是正確的，這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幾乎和她拒絕接受異議一樣令人沮喪。當我冒險提出談論“英國人”可能是一種“泛泛而談”時，她會用一句尖酸刻薄的“噢，尼基，你什么時候變得這么聰明了？”把我噎回去。

我常想，她為什么能如此細致入微地討論文學人物，對我卻如此死板和敏感。她退縮于我的擁抱和親昵，然而，如果我的朋友或年輕的男性親戚來訪，她又會表現得幾乎帶點表演性質的溺愛。在那時我已很清楚，她本該是一個充滿愛心和全心全意的母親，我卻永遠無法理解這與那種常常冷冰冰的現實之間的斷裂。我知道她面臨的困境，盡量不給她添麻煩。但我到底在受什么懲罰？

高中快結束時，母親送給我一本兒童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寫的書，書名是《天才兒童的悲劇》（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米勒描述了那些童年創傷未愈的成功成年人如何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呈現出嚴酷、堅定的外表，以及他們如何撫養孩子去承擔父母痛苦的情緒責任。我和母親從未討論過這本書，晚年她甚至說不記得給我買過。但事實是，我經常擔心她會孤獨。我能感知并陷入她的焦慮，我害怕增加她的負擔。當我太快撐破褲子或鞋子時，我會自責；當我遇到麻煩時，我不會去找她。我不知道還有誰像她那樣艱難地生活，我極其佩服她處理這一切的方式——這種佩服與我青少年的憤懣并存。一天晚上，在挫敗中，我把一個塑料杯砸向剛貼好壁紙的墻，從那以后，每天看著墻上的那道凹痕，我都會想，這讓她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我長大了，但我們共同生活的模式沒有改變。我回家探望時，母親起初可能假裝沒看見我。然后她會沉著臉，原因不明。她似乎總是想要我離遠點，但同時又想要更多。我會反反復復思考如何讓情況變好。我的無能為力讓我感到絕望。我也沒給她比她給我的更多的寬容。我練就了一種“身在場但心不在”的疏離感。探訪總是在淚水和感傷的互相保證中結束。幾天后，我的郵箱里準保會出現一封感謝信，稱贊我是一個盡職的好兒子，并評估我們關系的進展。起初，這些信讀起來像是頓悟，直到這種事發生了太多次。我不需要邊際處的贊美。我只希望能到她家時，得到一個親切的問候。

2000年，海蒂所在學校的校長聯系了我。他遇到了一個麻煩。海蒂要在那個春天退休，他想為她舉辦一場榮譽晚宴。邀請函已經發出，回執也收到了，只有一個不參加的：就是我母親。她解釋說，晚宴那天剛好是學生考試的日子，她的嚴格原則是所有學生作業一旦完成必須立即批改。她很抱歉，但參加退休晚宴是不可能的。

日期改了，她去了。不久之后，在幾乎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我母親搬到了新罕布什爾州鄉村一片荒涼山坡上的白色小農舍里。那里曾屬于她的父母。在她父母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默默支付著房產稅，秘密地計劃著這一天。在新罕布什爾，她投身于各種小鎮生活，主持電影系列放映，擔任各種公民和政治委員會主席，用法語讀完了左拉所有的書，結交了摯友。她還通過主持一個“周二學院”來繼續教學，那是一群定期聚會，對文學和學術課題進行深度討論的女性。當我提到她母親也曾為哈佛教授夫人組織過類似的讀書小組時，她竟以一種令我吃驚的激烈態度訓斥我，叫我永遠不要再拿她和她母親比較。

如果不是因為新冠疫情的隔離，生活也許會一直這樣繼續。想到母親孤零零地困在房子里，我感到很難過。她不會用Zoom，因為電腦（“那些該死的機器”）是她的禁忌。為了找法子陪她，我建議我們同步讀書，然后通過電話討論。她大體上喜歡這個主意，盡管她在閱讀日志中寫道：“尼基管這叫讀書會，但鑒于我一直對‘俱樂部’之類的東西很反感，我不太想稱它為俱樂部?！?/p>

四年里，我們一起讀了五十本書?！皨?，你還好嗎？”我們的討論總是以此開始。令我驚訝的是，她開始告訴我她的近況。讀書帶來的那種既親密又疏離的感覺，讓個人反思成了她的新習慣。她通過評價那些讓她產生共鳴的人物，展露了部分的自我。我們讀了溫弗里德·澤巴爾德（W. G. Sebald）的小說《移民》（The Emigrants），那是關于四個離開德語國家前往英美的人的故事。母親用現在時態說，她認為這四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不快樂。我認識的唯一像這些人的就是我母親”。接著，她簡單提到了在鹿特丹的時光?！拔沂芰丝啵彼f，“當我回到母親身邊時，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嬰兒了?！?/p>

當我們讀簡·奧斯汀的《勸導》時，起初母親對溫特沃斯上校那段破裂婚約的痛苦不以為然。但第二天，她打電話告訴我，她大學時曾有一位追求者帶她去看電影《金粉世界》（Gigi），然后去了一家爵士俱樂部。令我震驚的是，在這么多年后，她竟然提議去找他并道歉，因為當時她再也不想跟他出去了。

疫情限制結束了，但母親繼續以建議下一本讀什么來結束我們的談話。作為讀者，她對各種書籍都充滿熱情。我們讀了詹姆斯·鮑德溫、安娜·伯恩斯、拉爾夫·艾里森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讀了古代史著作和《饑餓游戲》，還被羅斯·麥克唐納和約翰·勒卡雷的偵探/間諜小說所吸引。在那些她從未讀過的新書中，她最喜歡的兩本是威拉·凱瑟的《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和詹姆斯·麥克布萊德描寫他母親的《水的顏色》（The Color of Water）。然而，當我探望她、擁抱她問好時，海蒂依然沒有回應。“那個該死的尼基，”她會冷冷地咕噥。我會想，“這感覺真是穿心而過。”

2024年冬末，母親告訴我她很快就要死于癌癥。在我消化這個消息時，她堅持要繼續讀書。等我平靜下來，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她愿意和我一起讀她當年的“偉大小說”課程嗎？她答應了。那個春天和初夏，讓我窺見了母親在學生眼中的樣子，以及在她自己眼中的樣子。讀《一位女士的畫像》時，我問她是否在伊莎貝爾·阿切爾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個被梅爾夫人誘騙嫁給邪惡的吉爾伯特·奧斯蒙德的女子。她思考了一下?！澳承┓矫婵隙ㄊ?，是的，”她說，“我也曾渴望偉大的愛情?！痹谒龅轿腋赣H時，他已經歷過至少兩次毀滅性的精神崩潰。她回憶起曾告訴一位朋友：“我當時想，如果我足夠愛他，就沒什么能傷害他。他就不會再發病了?！彼呐笥驯粐槈牧?，對她說：“噢，你太浪漫主義了。”母親說事實確實如此?！八皇羌獱柌亍W斯蒙德，也沒有梅爾夫人慫恿我，”她告訴我，“是我自己天真地堅持認為會成功的。”離婚后，她知道有人被她吸引。“但我覺得男人們太急躁了，”她說，“我在情感上還沒準備好接受任何事?！?/p>

她在讀書小組里的自我反思不遵循時間順序。那是自發的，是對閱讀時刻的回應。最終，我可以問她任何事，而她都會回答。我從未見過父母在一起開心的樣子，也從未見過母親真正悠閑放松，因此，當聽到她和父親婚后不久去波多黎各旅行的事時，我感到很興奮。當海蒂第一次品嘗香蕉戴基里酒時，她覺得太美味了，于是點了第二杯，接著是第三杯。準確地在九個月后，我出生了。但母親說，婚姻和她自己母親的刻薄“耗盡了我的情感，讓我無法成為那種有趣的母親。我從來都不有趣。我不覺得自己有趣?！?/p>

我們通常在周末談話，最短的通話也超過一個小時。她使用的詞匯和表達——“廢話”（guff）、“事兒媽”（fusspot）、“笨漢”（lummox）、“虛度”（fritter away）、“千真萬確”（sure as shootin'）、“行啊，了不起！”（well, rootie tootie!）——帶我回到了我的童年。也帶回了她的。我們的談話總會繞回到鹿特丹。她說大學上心理學課時，教授放映了奧裔美籍心理分析學家勒內·斯皮茨（René Spitz）拍攝的關于在孤兒院和育嬰堂長大的嬰兒的電影?！八械膵雰憾挤浅Ｒ钟?。沒有情感依戀。我知道出問題了，”她告訴我，“我沒法看那部電影。我起身離開了教室。在那時我就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p>

我問她是否尋求過幫助或治療。“天哪，沒有，”她說，“我那時十九歲。我并不真正理解那有多嚴重。”海蒂開始相信，她的母親把女兒與失去奧地利聯系在了一起：“她告訴我，我出生時情況有多糟糕。我問我父親，‘是真的嗎？我出生時情況真的糟糕到毀掉生活了嗎？’他說，‘不。你出生后，一切都好轉了。’”

海蒂對她母親揮之不去的憤怒，以一種如果她是老師在剖析文本時會認為非常強烈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在梅勒·維瑟的孩子寫給我母親的信中，他們反復告訴她，他們的母親曾陪同梅勒去維也納，并在返回鹿特丹的路上一直抱著海蒂。但海蒂還是不停地問，梅勒一個人是怎么“在這么長的火車旅程中搞定一個五個月大的嬰兒的”。

嬰兒時期與父母分離是海蒂未愈的傷痛，這種痛苦伴隨她進入了家庭生活的凌亂親密中。就在我們離開父親、抵達紐黑文后，母親曾安排了一場本意是安撫我的關于家庭分離的課。她讓一位老師同事單獨帶我坐車出去兜風，想以此向我證明，我最終會被帶回來。但是，母親承認，“你被嚇壞了。”

她曾渴望有孫輩，但當我的兒子出生時，必須好說歹說她才肯來見他。兩年后，當她剛有了一個剛出生的孫女，海蒂就憂心忡忡地評價說對自己“和她沒有連接”。我的妻子感到不可思議：“和一個嬰兒沒有連接！”

在海蒂生命的最后幾個月，我們的讀書交流通常是當面進行的。我們讀了托爾斯泰的長篇故事《伊凡·伊里奇之死》，講的是一個死于癌癥的圣彼得堡法官。伊里奇察覺到，他的家人只把他的痛苦看作對他們的不便?！八胱屪约旱纳钣幸饬x了，”海蒂說，“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么？因為他一直以來都做得非常正確。那么體面。那么好。還是個好法官。但臨終前意義的缺失對他來說太可怕了。他為自己一生中到底做錯了什么而折磨自己。然后他的兒子吻了他，光就出現了?！?/p>

那時，親吻她的額頭，并在她虛弱得無法閱讀時讀給她聽，顯得那么自然。她選擇了契訶夫的故事。當我們翻閱《醋栗》和《帶小狗的女人》時，我們遇到了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思考著人類幸福、人類欺騙、人類尊嚴的來源，以及那升華一切的救贖可能——正如契訶夫所描述的，這個世界“對我們每個人的生與死都徹底冷漠”。

當我問她“你還好嗎”時，這個開啟了我們多年通話的問題，此刻顯得極不充分，甚至粗俗。但母親并不在意。她下定決心要讀完契訶夫。她說：“正如你完全可以想象的那樣，不再能以高度的獨立來打理生活是很艱難的。但我依然可以和我的兒子談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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