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新進展

在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系統回顧十年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十年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豐富，在深刻把握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構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與自主知識體系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文明起源研究呈現主體性、寬視野特征

十年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首先，從“多元”走向“一體”的中華文明演進道路的研究進一步得到深化。借助近年來豐富的出土材料，學者探索了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到融為“一體”的演進歷程，提出“多元一體”是“中國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核心特征。特別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對各區域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交流互鑒進行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中，提出諸多創新性見解，肯定了中華文明起源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演進路徑，獲得大多數學者認可，成為主流學術觀點。如韓建業指出，早期中華文明存在“一元多支一體”格局，這是早期中國廣大區域共有的“一元”觀與“多支”文化系統交融形成的“一體”文化格局。李新偉追溯了中華文明從 “滿天星斗”到最終融為 “一體”的演變歷程，提出“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特征�？傮w而言，通過學者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多元一體”成為學界共識。

其次，對過去研究薄弱的中華文明起源的模式、動力、特征等問題提出了更具深度和廣度的見解。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開展，近年來文明起源研究受到諸多學者關注，并提出不同見解。如在文明起源的功能和要素上，學界提出族群、環境、戰爭、災害等不同認識。王震中指出，史前中華文明一體化進程中，夷夏族群的沖突與融合是推動中華文明一體化的重要原因。陳勝前從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物性變化著眼，將中華文明的演化劃分為玉石、青銅、鐵器三個階段。玉石階段大致對應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禮器的大量使用，標志著政治權力崛起，國家組織雛形出現，也推動文明的進步。李禹階從中原文明中心的形成原因和動力機制探討文明起源進程中的政治體構建與文化認同，認為史前災害、人口遷徙及先民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共同推動中原文化中心的確立與早期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這些見解進一步厘清了史前社會的復雜化進程，有助于該問題的深入研究。

文明起源標志、時段研究的中國特色

中華文明有著與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起源、發展路徑，也有著獨特的文明標志物。總體來看，關于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標志主要集中在文明的具體物化標志是“三因素”或者“四因素”，還是超越這些因素的其他要素，以及中華文明是否有獨特標志等。隨著考古資料的豐富和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認識，上述文明判定標準受到挑戰。在其他文明起源地發現的文明標志物如城市、文字、冶金等，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早期文明，中國本土文明可上溯到未發現文字和大規模金屬冶鑄的新石器時代后期。尤其是玉禮器的廣泛使用，墓葬規格、葬儀及禮制的形成等，都可作為文明起源的標志。本著這一認識，目前學界主流認識已將中華文明初現向前追溯到距今6000—5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到廟底溝二期、大汶口中晚期、紅山晚期、良渚、屈家嶺—石家河等文化時期�？脊判掳l現證實，以良渚古城為代表的“古國”已出現早期文明諸要素，實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

中華文明起源特性亦成為學者討論的焦點。多數學者認為，文明起源中血緣聚落、祖先神崇拜等因素，使史前各區域文化中的“禮儀”制度成為早期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色。如方輝強調，禮樂制度推動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構成要素和本質特征。王震中認為都邑（都城）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標志之一，指出都邑或城市是文明與國家的聯結紐帶，并以此分析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沈長云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是一個過程”，以農業產生為上限、國家出現為下限。也有學者提出文明維度的多樣性，認為“制度建構”是文明起源的重要特征，豐富了文明內涵。馮時提出以道德為成人之本，知識為立身之本，禮儀為治世之本的中華文明起源新論，并指出天文學作為文明之源的歷史，主張中華文明根植于八千年前的天文觀與文德實踐。該觀點引發熱議，推動中華文明從標志物到起源年代的討論。

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還體現在文明與國家的關系上。一些學者認為，文明起源與國家產生有著本質關聯。易建平認為，“文明”與“國家”具有同一性，“國家”的本質特征是“政權掌控了武力合法使用權，以之來支撐其處理公共事務”�；诖�，可從本質上區分“國家”與“前國家社會”、“文明”與“原始社會”。彭邦本主張“文明”是與社會形態、國家形態相關的歷史范疇，即“按地區來劃分國民”和“公共權力的設立”兩條標志或標準。也有學者認為文明與國家不能等同，文明側重文化成就與人的自我解放程度，是文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結晶和評價社會發展的價值尺度；國家則是社會政治組織，兩者內涵不同。

文明起源的理論、方法異彩紛呈

十年來，文明起源的理論和方法成為關注熱點，其最重要的變化是文明探源不再局限于東亞范圍，而是擴大到中國與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鑒，以及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取得的成就在世界早期社會演進的學術史上都是罕見的。尤其是各個區域文明之間以及與域外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促進了中華文明及域外地區的發展。易建平提出，文明起源研究正在進入“中國時代”，“‘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工程之外許多學者的成就，足以讓我們重新闡釋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歷史……標志著國際學術界的文明起源研究進入了‘中國時代’”。

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項目的開展，構建中華文明自主知識體系受到學者關注�；粑⊥ㄟ^近年來考古學發展境況，以及大量實證材料提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古典時代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成為當前中國考古學的迫切任務與時代使命”的認識。其他學者也強調以中國材料研究文明起源及文明特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此外，也有學者指出，研究中華文明既需要從中國看世界，也需要從世界看中國，要以一種開放的視野提高在文明起源研究上的科學性、可比性、共識性。如陳淳倡導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多學科探索，指出“中國考古學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證據法’……就當代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范式而言，這種將兩類證據簡單對應的做法已經難以勝任這項任務”。這種觀點得到不少學者認同。

此外，近年來科技考古對文明起源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碳十四與光釋光測年、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古DNA技術等方法的普遍使用，對精準測定遺址、遺物的絕對年代，宏觀分析遺址分布與環境關系，揭示聚落網絡、水利系統（如良渚水壩群）的規模與結構，研究古代人群的遺傳結構、遷徙、融合等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總體而言，十年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達到一個新層級、新高度。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學界既認識到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復雜性，也在不斷凝聚共識。通過與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交流互鑒、融會貫通，學界凝結出對中華文明的鮮明特色與獨特性的豐富認知，為構建中華文明自主知識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武雪彬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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