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麗

近十幾年來，學界對戰時外匯問題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出現了外匯政策、外匯市場、組織機構、人物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中英平準基金是重點研究對象之一。

而在相關研究中，從人物入手的研究因受資料限制，成果甚少。在梳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Arthur N.Young檔案文獻時，筆者發現身為國民政府高級財政顧問的楊格，曾是國民政府戰時外匯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從抗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之前，特別是圍繞中英平準基金的成立和運作，其言行具有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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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救國初顯端倪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上海金融局勢緊張，銀錢業普遍面臨提存壓力，在財政部政務次長徐堪的主持、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的協助和外籍顧問的參與之下，國民政府最終形成了限制提存、鼓勵存款、維持法幣的意見。這些意見通過8月15日財政部頒行的《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具體反映出來。該辦法在抗戰初期8個月收到一定成效，國民政府共拋售1.2億美元，回籠4億元法幣，將物價漲幅控制在戰前的28%，其成績不可忽視。然而，國民政府外匯儲備有限，戰時外匯所需又多，因此流失了大量外匯，該政策顯然不具有可持續性。

1938年春，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日本聚集大量資金到上海套匯，局勢頓顯緊張。在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主持下，國民政府于3月12日頒布《財政部購買外匯請核辦法》及具體規則6條，規定從3月14日起，由中央銀行總行辦理外匯請核事宜，各銀行所需外匯均要向中央銀行總行或其香港通訊處提出申請，獲準后方可按照法定匯價購匯。根據該辦法，國民政府放棄了抗戰初期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只有中央銀行審核為“正當”需要的外匯才能在上海中央、中國、交通三行購匯，外匯管制力度明顯加強。

位于外灘的中央銀行舊影

無論是《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還是《財政部購買外匯請核辦法》，都具有一定的臨時性和應急性。國民政府內部并未對外匯管理形成一致意見，外匯政策的走向仍是問題。國民政府撤退到武漢后，財政部長孔祥熙多次就外匯問題征詢楊格的意見。1938年3月底，楊格在一份名為《貨幣政策現狀和前景》的備忘錄中，完整回顧和分析了抗戰以來的外匯政策。

1939年3月10日，中英兩國4家銀行代表在倫敦簽訂《中國國幣平準基金合同》。該協定共計19條，規定建立總額為1000萬英鎊的法幣平準基金，專門用于維持上海和香港兩地外匯市場上法幣的英傍匯價。中方由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分別承擔325萬英鎊和175萬英鎊，英方由匯豐銀行和麥加利銀行分別承擔300萬英鎊和200萬英鎊，均存于英格蘭銀行。該協議還規定出售英鎊所購入之法幣應存于香港、上海的匯豐銀行和麥加利銀行，協定有效期為12個月，但經中英兩國政府同意，每6個月得延續一次；英方對基金的認款將由英國財政部擔保清還。在管理方面，由上述4家銀行各出1名代表，另由中國政府委派1名英籍人士，組成5人基金委員會；由中國政府委派的英籍人士得經過英國政府同意，未得英方同意中方不得將其免職。平準基金委員會表決任何問題，均以出席人員之多數通過為原則；委員會須按月將工作情形及基金狀況向英國財政部報告，每半年將所采策略、運用基金情形及英財部所欲知有關基金之其他事項作報告。如此一來，之前中國銀行和匯豐銀行聯合維持上海外匯市場的行為進入了公開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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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平準基金式微

宋子文和美國財長摩根索在華盛頓簽署借款協定

現有文獻顯示，楊格關于戰時外匯政策的建言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楊格在《財政部購買外匯請核辦法》推行后不久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整合國內外金融資源維持有序外匯市場的政策構想，并推動孔祥熙接受中國銀行業務部貝祖詒的相關提議。該想法的形成和實踐，為1939年3月中英平準基金的成立奠定了基礎。第二階段是1939年4月至1941年初，楊格針對中英平準基金歷次停止維持及時作出分析，擬定和尋求改善措施。整體而言，他充分肯定平準基金這一金融模式，并于1939年秋和1940年夏兩度赴美尋求貨幣借款，最終協助宋子文促成美國對華貨幣借款，達成新的平準基金協議。

1940年底，美英先后宣布對華財政援助，其中美方提供5000萬美元用于維持法幣，英國亦提供500萬英鎊，但這并未給匯市帶來利好消息。關于這筆借款如何使用，財政部長孔祥熙巳在考慮僅用于維持后方法幣，上海市場也敏銳感受到政府的這一傾向。1941年1月，汪偽中央儲備銀行開始發行“中儲券”，外匯市場格外疲弱，中英平準基金日感短絀，只能由中國銀行售出75200英鎊，另托匯豐銀行售出56萬英傍和300萬美元，托花旗銀行售出285萬美元，托大通銀行售出20萬美元。這種做法只能防止匯市驟變，而無法真正穩定外匯價格。

中儲券

1 月 17 日，基金會再度放棄維持，匯率跌落 10% ，沒有預想中嚴重。由于市場上盛傳美國即將凍結中國海外財產，外匯購買力并不強烈， 1 月下旬匯率反而回升并穩定在 3.5 便士和 0.05 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英平準基金第四次停止維持之后，中方高層放棄維持上海外匯市場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1941 年 1 月 27 日，蔣介石告訴英國駐華大使卡爾（ Clark Kerr ）他“反對繼續在上海維持法幣”，孔祥熙在給英國的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觀點，英方在回復中反對放棄上海外匯市場。最終中方提出在維持上海匯市的基礎上，另在重慶設立一個公開外匯市場，這個想法得到了美國總統特使居里（ Laugh lin Currie ）和美國財政部的支持。 3 月 1 日，重慶外匯市場正式宣告成立。從此之后，中英平準基金在市場上發揮的作用日趨減少，直到 1941 年 8 月并入中英美平準基金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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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從楊格的角度考察中英平準基金，有必要對其戰時外匯管理思想加以梳理。自法幣改革開始，楊格便是自由外匯市場的支持者。經過抗戰初期對《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和《購買外匯請核方案》的綜合比較，楊格主張中方與外國在華金融機構聯合維持外匯市場，即聯合既有金融力量，整合國際金融資源，運用市場操作以盡量小的外匯損耗維持法幣價值，實現匯率的平穩下跌，并減少匯率下跌對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的沖擊，從而使中方在財政金融領域獲得相對優勢，爭取抗戰勝利。這是楊格在抗戰時期一以貫之的外匯管理思想。由此我們不難理解，1938年6月在得知貝祖詒提出由中國銀行與匯豐銀行聯手維持上海外匯市場的建議之后，楊格第一時間說服了孔祥熙。之后半年多的事實證明，中英金融機構聯合維持外匯市場是中國穩定法幣、維護英美利益的有效方法，其成效與1939年3月中英平準基金的成立直接相關。

作為一名財政專家，楊格在以下三個方面對中英平準基金提出建議。第一，在不同時期提供參考匯率，如中英平準基金運作之前，楊格曾建議放棄8.25便士的匯率采用6.3便士；1940年結束上海考察之后，他又向國民政府財政部建議主動將匯率調整到4.62便士。在這一點上楊格的意見未被采納，但市場的反應往往證明楊格的建議是比較具有合理性和預見性的。第二，1939年6月和7月中英平準基金兩度停止維持，楊格向財政部次長徐堪提出若干貿易管制的建議受到重視，被國民政府采納。第三，對于一些令中方高層敏感的現象，如“投機”、“黑市”、“資敵”，楊格認為并非絕對負面。如，他認為“投機”在戰時無可避免，“黑市”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而“資敵”只是平準基金的客觀后果之一，況且這些弊端都會因平準基金的收益部分抵消，不能成為阻止基金運作的理由。楊格的有關論述與當時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主張相同，如關于“投機”，經濟學家馬寅初就持“投機非一定必有害”之說。

如上文所述，中英平準基金在運作過程中幾經停止維持，屢經質疑。楊格在歷次分析中鮮明地表達了支持中英平準基金的態度。他認為從成本分析，1938年6月至1941年8月間，維持上海外匯市場共耗費了4600萬美元，月均120萬美元。與抗戰初期8個月內耗費1.2億美元相比，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數字。同時，這一時期法幣對英鎊和美元的匯率的確實現了相對平穩的下跌，這點一直為輿論普遍承認。更為重要的是，楊格認為中英平準基金的意義不僅在于財經層面，更有特殊的政治意義。維持有序的外匯市場無疑是在維護英美在華貿易利益，唯有如此，國民政府才可能盡快獲得英美財政援助。基于上述認識，楊格不斷努力勸說中方高層接受中英平準基金的模式，并在送呈美方的公私文件中明確指出中英平準基金對于維持法幣，維護英美在華利益具有積極作用，以此來說服美國提供貨幣借款，延續平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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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洞見未來

陳光甫（左）與駐美大使胡適（右）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中）合影

在爭取美國貨幣借款的過程中，楊格在各個階段扮演了不同角色。在楊格赴美之前，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施肇基、胡適和銀行家陳光甫先后在美活動，但在貨幣借款方面始終沒有打開局面。楊格認為，部分原因在于胡適和陳光甫過于謹慎，沒有將中國貨幣狀況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恰當地反映給美方。于是，他在1939年秋赴美活動期間，直接點出了中國需要貨幣借款的急切性和有效方法。返華后他通過與霍恩貝克書信往來，嘗試進一步說服美方。1940年4月楊格返回重慶之后，更多地負責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溝通，轉達國民政府的要求，并適時說明借款的必要性。中英平準基金第三次停止維持之后，詹森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對華貨幣借款的建議。1940年下半年在促成美國對華貨幣借款的關鍵時期，楊格以國民政府駐美特使宋子文助手的身份再度赴美，協助其達成借款。

楊格的上述貢獻不可忽視。同時透過他個人的經歷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中英平準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更高層面的問題，如中外金融機構合作中的監督管理、上海外匯市場維持與否、國民政府高層對中英平準基金的看法、中英美三國對于平準基金認識的差異等。楊格對這些問題均有建言，但因涉及體制問題和高層看法，其建議難以發揮實質作用。

就全局而言，設立平準基金的主張最終為國民政府和英美當局接受，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三方對中英平準基金這一模式是基本認可的。從這一點來說，楊格圍繞中英平準基金的活動符合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獲得英美政府公開支持這一首要外交目標，維持平準基金運作符合各方的戰略利益。眾所周知，1941年中英美三國聯合成立新的平準基金，其本意是繼續平準法幣，對整個中國戰時財政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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