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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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的土地承包是全國第一批，1979年秋就分地，1980年分地完成，生產隊徹底解散。
生產隊解散前的幾年，村里人都是鼓著勁盤石磨坊，分的糧食，沒錢擔到公社的磨坊用機器磨成面，就要在石磨上磨，一個男人或兩個娃娃用木棍推著石磨轉圈圈，就從上下兩個石磨縫里磨出來面。
我們李家群落9個院落，可是7家人，三爸家和四爸家合伙著還沒分家，四爺家和五爺家合伙著還沒分家，以前就3個石磨房，三爺家一個，五爺家一個，四爸家一個，其他四家人就把糧食背到這三家推磨，一次推上能吃五六天的面。那時候面少，主要吃洋芋和酸菜，高粱面玉米面谷面熬的粥，里面切上洋芋，再倒上酸菜，裹到一起吃個半飽。
你老去人家推磨不好意思，打擾人家，就得自己家盤一個磨坊。當時大家的判斷是，這樣的苦日子沒有盡頭，用石磨磨面是一輩子人、幾輩子人的事。
我家也要盤磨坊，父親就跑了十幾里地，到一個陡峭石峽，咣當咣當大半天弄了一盤大圓石背回家，過幾天，又去石峽里背回來一盤大圓石。然后在大房和廚房的角落壘了一個土臺子，將石磨放上去，這才找石匠，是莊里的辛大爺，用錘子和釬子咣當咣當好幾天，將兩盤石磨一道道的槽子鑿開，上下合上能滑動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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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石磨坊是露天的，沒木料蓋一個小房或頂棚，下雨天推磨還得找三爺家的磨坊，他家的磨坊是民國十年壘的臺子，蓋在房里，那時候還不至于窮得找不到木料蓋不起磨房。我寫成“磨房”時一定是在房間里的石磨子，寫成“磨坊”時未必在房里或頂棚下的石磨。
過一兩年，大大家、二爸家和二爺家也去石峽里背石頭，壘土臺子，找石匠鑿石磨槽子，也都有了磨坊，都是露天的，平時趁著天晴推磨，下雨了，就得去原來三家的石磨房。那個時候，娃娃七八歲就要推磨，兩個娃娃，一人一根棍，橫在肚子上，往前走著推。有的人暈磨，走幾圈就嘔吐，受不了。
私人的石磨，私人的糧食，自己家的糧食自己推磨，就放心。莫言的《生死疲勞》里也有推磨的情節，是生產隊的石磨，還是生產隊的糧食，隊長怕推磨的女人偷食糧食，就給每一個女人戴上籠嘴。
莊里其他人家也都是紛紛背石頭，壘臺子，找石匠鑿石磨，多數也都是露天磨坊，沒木料蓋一個磨房。
好多人家壘起磨坊，大人都是長吁一口氣：“這下子能用幾輩人，為子孫跑下了光陰。”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長遠投資，家里有了一個磨坊，能造福幾代人。
就在家家有了石磨嗡嗡響的時候，上面突然發話，說生產隊要解散，要分地，家家戶戶都是歡呼，以為是一分地，農民要翻身，糧食多了，石磨的用處更大，以前四五天推一回石磨，現在兩三天推一回石磨，吃飯時把面量加大一些，把洋芋和酸菜減少一些。村里人不說“土地承包”，直接說“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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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后一兩年，家家手里頭有了一點余錢，辦大事不夠，可是用機器磨面的錢還是夠的，一家又一家擔著糧食到鄉上機器磨坊，磨的面細，哪怕加上來回的走，也比石磨快很多。這個時候大概是一半的糧食機器磨面，一半的糧食石磨推著磨。再過一兩年，石磨只剩下推著磨蕎麥，蕎麥是機器磨不能磨。80年代中期，村里的石磨坊基本上清閑下來。不少人家的石磨從壘起到清閑，也就四五年時間。
于是，村里又興起拆磨坊，將自家兩盤石磨拆下來立在門口的墻根。只是少數人家不拆，怕政策又變，變到生產隊人窮了，又得盤石磨。80年代后期，大家看著政策退不回去，少數人家這才果斷地拆石磨坊。90年代初，村里石磨坊清零，村里通電也有了機器磨坊。
生產隊時期，家家盤石磨，本來是計劃用幾輩人的，結果也就用了幾年。誰能想到時代的發展是那么飛速和反轉？這種投資失敗，恰恰是農民之幸，國家之幸。
張維迎說過一句話，大概意思是，中國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70年代和唐朝宋朝沒什么區別，真正的質變是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這話我非常認同，至少我們村可以驗證，古時候農民吃面要用石磨將糧食磨成面，70年代的生產隊時期也是如此，是改革開放讓我們村才區別于古代人靠石磨過日子。
我們常說“不可磨滅”，我用它造個句，就是：
改革開放的“不可磨滅”貢獻就是“磨滅”——石磨消滅了。
（作者：李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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