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熱播，片中的兩位女性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潮汕的跨國留守妻子葉淑柔（“阿嬤”），和在泰國出生成長的謝南枝，她們堅忍不拔、重情重義的形象引起公眾的共鳴，感動了無數觀眾。

作為長期從事社會性別與華人跨國遷移史的研究者，跨國留守女性是我20多年來的研究對象。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我也為之動容。片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及其跨國書信（僑批），將我帶回2002-2007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從事相關研究的歲月。令我欣喜的是，電影讓大眾“發現”華人跨國遷移史上長期被忽略的女性。她們常常被簡單視為被動接受海外僑匯（即僑批中的錢款部分）、依賴僑匯生活的依附者。即便被書寫，也往往被描述為等待僑批，接受海外親人僑匯、意見、指點、情感表達或訴求的被動者。然而，那些每日翹首以盼僑批的女性，同時也在獨立撫養子女、照看田地、處理家族事務、甚至在海外親人缺席的情況下做出重大生活決策。我的研究表明，留守女性既是被跨國遷移塑造的群體，也是能動地維系家庭、延續家族、參與跨國網絡的歷史主體。

電影中的留守妻子淑柔帶著三個孩子

王賡武、莊國土等人的研究顯示，中國人對外遷移的歷史從漢唐開始有相關記錄。19世紀中葉后，在生計與海外機會等因素驅動下，大量男性出國，遷移浪潮持續至20世紀中期，其時海外華人已超千萬，主要祖籍地為福建、廣東兩省。[1]歷史上，從閩粵出發南洋的華人移民在民間被稱為“番客”，有民間歌謠《番客歌》：“去番邦，雙手兩片姜；回唐山，三斗籠兩皮箱。”當華人移民出國時，家眷一般留在閩粵（俗稱“僑鄉”），華人移民浪潮催生大量跨國留守女性（一些地方稱之為“番客嬸”），電影里的“阿嫲”就是其中的一員。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里的鄭木生，由于逃避國民黨的“抓壯丁”而下南洋，木生的妻子淑柔留下來照顧孩子，希望一段時間后，木生能夠回家。王賡武指出，近現代中國東南沿海男性的對外遷移通常被預想為暫時性的行為（所謂“僑居”），一般無定居境外的打算。[2]這一部分因避“抓壯丁”而走的移民不少，我在福建泉州的田野調查中亦有遇到。與木生不同的是，一位訪談對象（番客嬸）的丈夫為逃避被“抓壯丁”而到菲律賓，不久他死于太平洋戰爭中日軍的炮火之下。彼時當我提起這位番客嬸的丈夫時，她情不自禁，眼淚紛紛落下且難以抑制，訪談因此中斷。

電影中的老年淑柔

留守家鄉的中國女性，在遷移決策中的角色常常被忽略。一些史料和訪談表明，她們對于丈夫是否出國、何時出國、家庭如何應對遷移的后果等關乎家族命運的重大決策，絕非置身事外。然而，在關于跨國遷移的歷史書寫中，她們的身影幾乎隱不可見。[3]木生一定是在淑柔的支持下出走馬來亞，沒有淑柔的支持，木生如何能夠放下三個幼小的孩子遠走異國他鄉？在研究中，我發現，一些留守妻子因為家庭生計困難等原因鼓勵丈夫出國謀生，如清末福建晉江曾天眷到菲律賓馬尼拉謀生，二十幾歲返鄉與梁氏結婚，婚后家庭生活困難，為解決生計和贍養父母問題，梁氏鼓動丈夫再次出洋，而她在家鄉維持家庭。也有一些婦女雖然不愿丈夫出國，但無能為力。許多女性結婚時，丈夫已經是番客，她們對丈夫出國的決策自然并無參與。一些女性心中不愿丈夫遠離，但現實所迫，只好接受丈夫出國的決定。在著名的閩南民歌民謠《過番歌》中那位番客主角的妻子就是如此。根據歌謠，夫妻結婚不久，還未生育時，丈夫告訴妻子他想出洋，妻子萬般不愿，并極力苦阻，最后不成，還賣掉自己的金飾助丈夫出洋。[4]

華人移民出國之后，為了謀生、發展常常留在國外多年，幾年返鄉一次，許多人甚至終生未歸，也有不少人死于出國途中或在僑居地死于意外。電影中的木生一輩子未返鄉與家人團聚，死于意外。跨國遷移意味著夫妻長期分離。離別之前，妻子叮囑丈夫早日返鄉。如民間歌謠《夫妻臨別》妻子要丈夫“常記唐山妻，莫等頭毛白。......錢銀會入手，緊緊回泉州”。[5]

長期的分離給留守女性帶來許多生活、情感負擔。與丈夫離別之后，妻子生活孤單，等待僑批或丈夫回歸的日子顯得孤單、寂寞、漫長而無奈。民間歌謠《嫁著番客翁》比較嫁農民和嫁番客的生活差異，其中僑匯（批）被稱為“當翁[注：丈夫]賣囝錢”，意思是丈夫出洋歸期難得，就如當了；而丈夫長期居留國外難得回來，妻子難以生兒育女，就如同把親生兒女賣掉。[6]

嫁著作田翁，穡路[注：事務]要相共，

大缸小甕滇[注：滿]，囝翁在身邊。

嫁著番客翁，孤單過長瞑，

當翁賣囝錢，等批望孤星。[7]

在長期與親屬分離、分居的歲月里，建立于國內外悠久而廣泛的跨國網絡與僑批運營機構協助跨國家庭維系著家庭與親情。留守女性與華人移民利用她們所擁有的跨國網絡與僑批運營機構等保持著跨國聯系、述說情感、處理家務。[8]

電影中的泰國曼谷“裕豐銀信局”不僅經營木生的家鄉——潮州各屬的僑批業務，也承擔臨近潮汕的福建詔安及遠離潮汕、卻與潮人關系密切的上海等地的僑批業務，可見其跨國網絡與服務覆蓋之廣，也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情況。

電影中，僑批即是“情書”。木生與淑柔通過僑批商量家事、互訴牽掛。當木生入獄，南枝代為書寫僑批，由此熟悉了二人的交流方式。木生死后，南枝冒名繼續與淑柔通信十余年。然而，那封解釋真相的長信在途中意外失落，淑柔至終不知丈夫已逝，只有一張木生、南枝與學中文的孩子們的合影送到她手中，淑柔從此心灰意冷，不再提起“阿公”。這樣因偶然因素產生的誤會，在跨國家庭中并非孤例。

丈夫在海外建立第二個家庭、無法賺取足夠的錢匯回家、遷往新址等因素，常使跨國聯系中斷，海外華人與留守家屬往往需要付出努力消除誤會、重建聯系。20世紀60年代，一位接受訪談的林姓番客嬸，其丈夫在菲律賓另建家庭。丈夫的父親去世后，他便中斷了聯系。林女士在家鄉帶著養子，生活困難，不得已請前往菲律賓的舅母幫忙尋找丈夫。舅母最終帶回三百多塊錢——那是艱難謀生的丈夫托她轉交的。[9]

引起誤會的一張照片

2004年，我在泉州華僑博物館劉伯孳的協助下初見僑批，之后在黃清海、劉伯孳、林南中、魏金華、張美生、蔡煥欽等人士支持下，一直利用出版或未出版的僑批做研究。僑批具有豐富的內容、感染人的情感表達，充分顯示跨國華人家庭內部情形及其與國際、國內環境的多樣聯系。在僑批中，華人移民不僅僅通過僑批寄錢回家，還寄了許多生活物品，更是在僑批中交代家人、特別是妻子處理各種家事，充分揭示了留守女性并非被動、等待的角色，而是跨國家庭運轉的實際操持者。[10]例如，1939年8月馬來亞麻坡的林再添給妻子顏氏的僑批中，交代妻子調查家業，必要時贖回田地。同時交代妻子照顧好身體，并寄去僑匯十元：

逕復者，日前來信諸情已悉，所云北門外大石橋腳田段一事，究竟果系咱得業，務須再詳查其究竟，方好向贖。希賢妻再詳查為要，倘系己業，近冬自應寄進贖回。而際此時勢，賢妻自己珍衛為要。愚客身外地，身子平善。即付信局壹拾元，到希查收，見復是盼。[11]

一般而言，有來批就有回批。留守女性的回批也有不少內容豐富、情深意重的信件，對華人移民在異國他鄉的生存、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根據福建泉州番客嬸林居真的自傳《五十一年之心聲》，1936年其夫君楊邦針僑居菲律賓后，兩人飽受分離之苦。他們定期通信，表達思念之情。對于在菲律賓的楊邦針來說，妻子的信勉勵他在海外努力賺錢養家。楊邦針離鄉赴菲前曾答應妻子三年后回家團聚。不料三年期滿，卻無法實現諾言，因此常在信中致以歉意。林居真了解丈夫為人，體諒他的苦衷，在復信時“加以安慰，并表示愿共度難關，以開拓未來”。1941年楊邦針在外已經五年，還清弟弟的“大字”（入境許可）錢外并有一些積蓄，打算攜弟弟回鄉結婚。不料楊父執意要他帶回錢款建屋，楊邦針最終因缺乏建屋錢款不敢返鄉。有家難歸的楊邦針給妻子寫信道：“今日之余，恰如失舵之孤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中而無所指定”。并請求妻子“你是我的導師，請你拯我于迷霧之中，使登光明之岸，多多寫信給我！”林居真這樣描述書信對夫婦雙方彼此的作用：“書信情系兩地，寫信時能訴衷情，談展望，寄美景于來日，收信時能慰愁懷，受鼓勵，盼游子之返聚。”[12]這些僑批揭示了跨越海洋或國界的移民夫婦的情感世界。[13]

電影中的僑批

當然，跨境遷移對于移民家庭而言，是一項投資，有人財兩失的風險。然而，它也可能是高回報的投資。成功的華人移民可以給家庭寄來豐厚的僑匯，支持家庭生活，多余部分用以買地、建房、或修祖墓，在鄉里風光一時。一些海外華人出資所建的房子，常常納入西方建筑的特色，成為中西合璧的“洋樓”，吸引人們的眼球。[14]有些樓房，如福建廈門鼓浪嶼的洋樓、廣東五邑的碉樓等，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繼續得到人們的贊譽，成為新時期地方發展文旅業、進行鄉村/經濟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給阿嫲的情書》就是在遺存的華僑建筑里拍攝的，其中樟林古港附近、現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東里鎮的起風陳公祠由于電影在此拍攝，目前已經成為旅游打卡點。

電影取景地

居住在僑鄉樓房內外的廣大留守女性，可能在海外僑匯的支持下，享有比非跨國家庭更加豐富或優越的物質生活。著名社會學家陳達對此有社會學考察，詳細記錄富有家庭消費的物資。[15]我發現，在20世紀20-30年代，一部分泉州番客嬸穿著的服飾，可以與上海灘的女人媲美。燙的卷發，拷貝的是當時的時尚發型。但是，也有許多人的生活沒有那么光鮮，甚至落到衣食難以為繼、或者被迫出賣身體、甚至自殺的地步。然而，不管她們是否收到親人寄來的僑匯，不同階層的留守女性都與親人長距離分居，面對的是作為兒子、丈夫或者父親等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的缺席。在此情況下，留守女性對跨國留守家庭的維持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有力地支持親人在國外的開拓、發展，或者延續了遷移失敗者的家庭傳承。[16]

留守女性身兼數職，負擔無形加重。這些責任已經大大超過傳統意義上妻子所承擔的責任，而這正體現了跨國遷移帶給留守妻子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社會責任。許多因為丈夫中斷聯系而無法享有華僑婚姻好處（如物質方面）的留守女性繼續留在夫家，繼續承擔照顧其他留守家庭成員如老人和孩子的重責；丈夫的遷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們婚姻生活的品質和隨之發生的生活變遷。思念、盼望、壓力、壓抑、焦慮等情感交集她們的一生。[17]

親人在國外死亡而留守女性不得知的情況不少。在田野調查中，有一位接受訪談的番客嬸，她的丈夫1982年在菲律賓去世，他的另一頭家將消息通知了他的兄弟們，但他們卻未曾告知她。一段時間后她得知丈夫去世，從此她經常做噩夢，夢見丈夫乞求重返回她身邊，悲傷與恐懼使她患了病。最終，根據當地習俗，她和養子安排了一場名為“引水魂”的儀式，以“邀請”死者的靈魂回家。當儀式完成后，她終于恢復了健康。[18]

2004年筆者訪談的番客嬸年齡在75-100歲之間。但這些老年番客嬸并不都像淑柔那樣情感內斂，上文提到的那位丈夫為避“抓壯丁”而死于日軍戰火的番客嬸就是一例。在其他接受訪談的番客嬸那里，筆者聽到了許多對于嫁入華僑家庭與自身經歷的惋嘆，也聽到許多自豪的講述。其中有一位留守女性聽到筆者要寫一本關于番客嬸的書時，不但講述她坎坷的人生，而且傾心袒露心聲，每次想起她的經歷的時，我不禁眼眶潮濕。她還帶我去同村的另外兩位番客嬸那里進行訪談。另一位番客嬸因為我要去訪談她十分激動，在我到達的前一天晚上夜不成寐。正是這些留守女性的生命自覺，使我的研究能夠不那么偏離歷史中的真實的她們，也讓她們的歷史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清除加在她們身上的刻板印象，讓她們的貢獻與主體性得到承認。

還有一些留守女性，選擇用文字記錄自己的一生。1987年8月2日早上，年屆七旬的林居真在親人陪伴下，在菲律賓祭拜亡夫楊邦針，她親筆寫下的祭文——《維》敘述兩人的婚姻生活及她一生的遭遇，感人肺腑。在《維》中，林居真回首她與丈夫生離死別的悲痛，又憶起她自強不息，提升自己，執教育人，十七年如一日，“晝夜辛勤”，“托舌耕以撫養兒女，筋疲力盡”，同時嘗盡人間“冷漠風味，飲恨悽愴”的一生。[19]雖然個體的經歷、感受存在差異，但《五十一年之心聲》堪稱一個留守妻子自撰的生命史，從中可以了解許多與林居真有著相似命運的番客嬸的人生歷程與心聲。[20]

出生于福建石獅永寧的林貴攀是一位十分特殊的番客嬸。1930年她與晉江龍湖埔頭村的施學日結婚，婚后不久丈夫赴菲律賓謀生。幾年后林貴攀參加革命，在婆家人的支持下，以滿腔熱情和丈夫提供的部分海外資源進行地下黨工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林貴攀積極參加各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并為晉江和石獅的僑務系統做出卓越的貢獻，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21]

跨國留守女性的重要性，遠不止于對家庭與遷移的貢獻。實際上，正如我在書中寫到的，在維系家庭、培育后代、從事本土與跨國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復雜而艱辛的過程中，她們以驚人的堅韌支撐家庭、養育后代并為他們樹立價值觀與人生觀，更在不知不覺中為中國社會發展與跨國華人社會貢獻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22]

我在研究中越來越體會到，跨國留守女性的生活是豐富、復雜的。但愿《給阿嬤的情書》這股清流，洗去蒙在她們身上的歷史塵埃，讓更多人發現她們的光與熱。

[1] 參見王賡武：《越洋尋求空間：中國的移民》，《華人研究國際學報》2009年第一卷第1期；吳鳳斌主編：《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國宏：《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歷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莊國土：《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吳鳳斌：《契約華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in Honour of Jennifer Cushman, ed., Anthony Rei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ristine Alilunas Rodgers.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and Unwin, 1996), p. 3.

[3] Huifen 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original press: Singapore: NUS Press, co-published b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參見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間歌謠里的海外遷移與留守婦女》，《南洋學報》，第65卷（2012年）；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184頁。

[5] 《夫妻臨別》，載石獅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歌謠集成福建卷·石獅分卷》，獅城：1992年，第68-71頁。

[6] 參見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間歌謠里的海外遷移與留守婦女》；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184頁。

[7] 《嫁著番客翁》，載傅孫義編《晉江民間歌謠》，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頁。

[8] 參見沈惠芬：《構建東南沿海僑鄉女性生活史：僑批資料的價值與利用》，《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7期；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79-113頁。

[9] 見沈惠芬：《華僑家庭留守婦女的婚姻狀況：以20世紀30-50年代福建泉州華僑婚姻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 參見沈惠芬：《構建東南沿海僑鄉女性生活史：僑批資料的價值與利用》；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79-113頁。

[11] 廈門市思明區歸國華僑聯合會，中國致公黨廈門市委員會編：《僑批記憶》，廈門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224頁。

[12] 林居真：《五十一年之心聲》，泉州：自印，1991年，第8-13頁。

[13] 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100-101頁。

[14] 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3頁。

[15]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商務印書局1938年版。

[16] 參見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

[17] 沈惠芬：《華僑家庭留守婦女的婚姻狀況：以20世紀30-50年代福建泉州華僑婚姻為例》；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2-243頁。

[18] 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19] 林居真：《五十一年之心聲》，泉州：自印，1991年，第139-143頁。

[20] 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06頁。

[21] 見高銘群、林少川主編：《霞思：林貴攀女士傳記》，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http://www.ssdqw.com/html/guhuarenwu/2009/0521/71.html，2010年2月4日瀏覽；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06頁。

[22] 沈惠芬：《社會性別與歷史書寫：20世紀上半葉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