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武漢大學宣布正式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從這一天起，任何人只需憑本人身份證，就可以在珞珈門、弘毅門步行入校，工作日和節假日都不受限制。

這所百年名校自2023年7月起實施的預約入校模式，就此畫上句號。

武漢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武漢多所高校也同步推出了類似政策，刷身份證便能入校。

開放首日恰逢雙休日，武漢高校的校門口排起長隊，成了熱門打卡點，校園游火爆異常。刷身份證進校，在便利和秩序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這條新聞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大學的大門關得太緊了。

中國現代大學的開放傳統，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在他的治下，北大形成了一種極為開放的校園風氣：課堂公開、圖書館公開、運動場地公開，甚至連食堂和浴室都對社會敞開。

蔡元培

當時，北大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叫“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馮友蘭晚年回憶說，那會兒“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

北大甚至還出臺了一條正式規定：“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

沈從文、丁玲、柔石、瞿秋白等一大批后來名震文壇的作，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

1923年，21歲的湘西青年沈從文，風塵仆仆地來到北京，報考燕京大學國文班，卻未被錄取。無奈之下，他走進北京大學“蹭課”，當起了旁聽生。

正是在北大的旁聽生涯中，沈從文開啟了他的文學之路。

沈從文

到了西南聯大時期，這種開放傳統在戰火中依然延續了下來。

1938年，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繼承北大自由講學之風，依然允許校外人士隨意旁聽。

執教中國通史課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當時住在昆明郊外的宜良，每周四乘滇越火車趕赴昆明授課，車程5個多小時，抵達后還要坐人力車趕往課堂。他特意把自己的課程排在晚間，就是為了方便白天要謀生的市民。由于聽課的人太多，椅子坐滿了就席地而坐，窗臺上也坐滿了人。

想一想，在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里，昆明最普通的市民也能走進課堂，聆聽大師的聲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錢穆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大學長期實行相對封閉的管理，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時代發展，校園管控才逐漸放松。

1993年，北京大學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為大膽的決定：推倒南門外一段約600米的圍墻，建起2.5萬平方米的商業街，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內地大學最早嘗試的“破墻”之舉。

此后，大部分大學都逐步向社會敞開了校門。武漢大學的櫻花季、廈門大學的海濱校園、中山大學的南國風情，都成了各自城市最動人的風景線，無數普通人在其中完成了對“大學”最初的想象和向往。

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

由于奧運會的乒乓球場館設在北京大學的邱德拔體育館，為了安保需要，北大開始收緊門禁管理，要求出示證件才能入校。奧運會結束后，查證制度卻延續了下來。

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從那時起開始了長達18年的“對抗”：他不主動出示工作證，不配合刷臉，甚至直接跨越閘機，堅持認為大學應當完全開放。

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

而與此同時，在北大校門外，由于預約名額供不應求，一個灰色的“入校生意”悄然興起：進清華80元，進北大120元。

隨后的事情大家都經歷了。2020年之后，高校普遍實施了封閉管理模式，大學越來越像“大院”，原本和藹可親的門崗變成了嚴陣以待的安保檢查，“大學拒絕開放”“游客被攔校門外”的新聞不斷沖上熱搜。

但大學長期與社會隔絕，損失的不僅是游客的體驗。與社會脫節的大學，很難培養出接地氣的人才，也很難做出真正回應社會需求的研究。正如2023年教育部在答復政協委員提案時所表示的，“大學校園更好向社會公眾開放具有積極意義，有利于大學更好融入社會、服務社會”。

如今，武漢大學率先“拆墻”，其意義不僅在于一所學校的政策調整。正如潮新聞客戶端特約評論員李曉鵬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學不開放，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精神上的不自信。真正偉大的大學，從來不怕人看。”

當然，開放不等于放任。武漢大學這次提供了一個樣本：免預約、只刷身份證，在便利和秩序之間找到平衡。下一步，如何劃分開放區域與教學靜區、如何約束商業化參觀亂象、如何讓入校者遵守基本的文明公約，這些精細化管理的問題同樣考驗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