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挪威已決定重新審查并暫停向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供的部分資金。這件事不應只被看作預算問題，更是一個政治信號。

它同時也在發出警告：全球塑料條約談判或許正逼近一個關口。各國政府必須判斷，當前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主導的進程，是否還能達成它們曾承諾的那份條約；如果不能，是否需要另辟路徑。

這一點不應被誤解。挪威一直是推動一項高雄心全球塑料條約的最堅定支持者之一。它與盧旺達共同領導“高雄心聯盟”。

同時，挪威也是政府間談判委員會進程中名列前茅的最大出資方。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捐助方名單顯示，截至2026年3月25日，挪威已向這一進程提供超過720萬美元。

因此，挪威顯然決定暫停或審查相關資金，不能被視為無足輕重。這一舉動來自一個在政治和財政上都投入甚深、且始終站在高雄心一邊的國家。正因如此，這個信號才格外重要。

如果說挪威如今是在迫使各方停下來反思，那么這或許反而幫了談判一把。一個遲遲無法收尾、無法作出決定、也分不清真正妥協與程序性阻撓的進程，需要的已經不只是又一輪謹慎斡旋，而是更清晰的政治判斷。

但這一期限已經過去。釜山舉行的第五屆會議沒有形成條約。隨后在日內瓦恢復舉行的第五屆會議，同樣沒有形成條約。

2026年2月舉行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屆會議第三續會，本質上只是一場程序性會議，其中包括選舉新主席。現在，各方正把目光投向第五屆會議第四續會，時間可能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

談到這個階段，連會議編號本身都開始顯得荒誕。第五屆會議第四續會并不是一個正常的談判節點，而是原本應在2024年結束的第五屆會議，第四次嘗試收尾。這已不能簡單稱作多邊耐心，而明顯是一種程序失靈。

這樣說，并非對新當選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主席、智利的胡里奧·科爾達諾大使不敬。恰恰相反，他接手的是近年來最艱難的環境談判之一。

但問題在于，種種跡象顯示，這位主席目前走的是一條高度中立、以程序為導向的路線。這種做法并不難理解。在這樣的場合，主席理應維持會場各方的信任，包括那些立場相距甚遠的代表團。中立并不等于進展。

到了某個階段，過度中立的程序，反而可能成為那些不希望產生結果、或只接受最弱結果者的擋箭牌。至于他對觀察員的處理，盡管最近有跡象顯示他將更充分考慮觀察員意見，但在一個自稱盡可能廣泛包容的聯合國體系中，這一做法仍有明顯不足。“志同道合國家”與“高雄心聯盟”之間的分歧，并不是起草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一組國家希望達成一項覆蓋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協議，內容包括生產、設計、有害化學品、產品、貿易、廢棄物、資金和執行。

而談判授權寫得很清楚，應該追求的是前一種，而不是后一種。如果這一進程繼續把這些立場當作同樣可以彌合的分歧來處理，拖延就會繼續得到獎勵。協商一致本可以是合法性的工具，但在這一進程中，它越來越有淪為最低雄心行為體否決機制的風險。

正因如此，挪威此舉至少應得到一定肯定。它把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重新帶回了一個已經過于習慣拖延的進程中。如果各國真想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框架內完成一份有意義的條約，那就應該現在行動。

不是再等一輪“非正式”磋商，不是再等一次不完整的續會，也不是等到第五屆會議第五續會或第六續會，而是現在。

但如果它們并沒有準備這樣做，那么高雄心國家就應開始準備替代方案。一個顯而易見的先例，是關于殺傷人員地雷的“渥太華進程”。

當既有裁軍機制無法達成全面禁令時，一批志同道合的政府在公民社會和國際組織支持下，轉到受阻論壇之外，在愿意采取行動的國家之間談成了一項條約。《禁雷條約》于1997年12月在渥太華開放簽署，之后在達成協議后，又被帶回更廣泛的聯合國條約體系。

這個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說明，走出一個已經堵塞的聯合國進程，并不必然意味著反聯合國。相反，這也可以是對多邊主義的維護。“渥太華進程”并沒有拒絕國際法，而是創造了國際法。它沒有等待最低雄心的行為體準備就緒，而是讓最有雄心的行為體先行一步，再邀請其他國家加入。

參與可以向所有國家開放，但前提是滿足最低雄心水平：覆蓋全生命周期；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對問題產品和受關注化學品實施管控；把供應鏈作為必要重點；具備可信的執行融資；并設有報告和審查機制。

因此，下一階段應被視為最后一次檢驗。第五屆會議第四續會應被看作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進程最后一次仍具可信度的機會，以形成一份符合2022年授權的條約。

如果那次會議帶來的仍只是程序上的繼續拖延，或者只是一份被剝離了生命周期措施、與生產相關條款以及對化學品和產品實質性管控的弱協議，那么高雄心國家就應立即轉向一條“渥太華模式”的外交軌道。

塑料危機不會等待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先解決自身的內部矛盾。塑料產量仍在繼續增長，且符合志同道合國家設定的目標。

廢棄物仍在持續流入河流、海洋、土壤和食物系統。各地社區仍在承擔健康和環境代價。談判的目的，本應是回應這一現實，而不是無期限地圍繞這一現實展開描述。

因此，如果挪威的資金決定迫使各國政府正視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它最終或許會被證明是有益的。要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框架下的談判現在就變得嚴肅起來，真正進入政治決斷并以結果為導向；要么，那些真正認真對待終結塑料污染的國家，就應自行開辟道路。

這未必是多邊主義的失敗，它甚至可能是挽救多邊主義所剩不多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