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消逝

——一個權力概念在今天的失效

▍當“何謂西方”成為問題

今天，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深刻變化。促成這一變化的一個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一直主導世界事務的西方世界內部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分裂之中，人們傳統所認知的“西方”變得越來越模糊。這從2026年達沃斯論壇上特朗普和卡尼的“對話”可見一斑。傳統意義上，達沃斯論壇是一個會聚了跨國企業領袖、金融資本代表和政治精英的場合，其倡導的全球化模式以資本自由化、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為核心。盡管達沃斯的議題被廣泛批評為加劇了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分化、環境破壞與社會不公，但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1此次達沃斯論壇卻折射出西方世界存在的深刻分裂。

與之相對，長期被視為美國盟友的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卻石破天驚地宣告了戰后世界秩序的終結，以及由大國絕對主導的地緣政治時代的到來。卡尼指出：“我們早就知道，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故事并非全然真實，強者會在自身利益需要時凌駕于規則之上，貿易規則的執行也并非完全對稱。我們也知道，國際法的適用力度會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而有所不同。這種虛構的故事曾經很有用，尤其是美國的霸權，它有助于提供公共產品，例如暢通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對爭端解決框架的支持……如今，這種妥協已經行不通了。坦白地說，我們正處于斷裂之中，而非轉型之中。”3在卡尼看來，這場斷裂的根源，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強國不僅拋棄了維系國際秩序的基本規則，更徹底放棄了其行為應受原則約束的偽裝。

▍西方主導下世界秩序的生成

正是在這一歷史轉向中，美國的國家認同逐漸與全球干預實踐發生了結構性綁定，并為戰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二戰后的世界秩序，并非簡單恢復或延續既有國際體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民族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制度經驗為模板加以重構。這一秩序通常被描述為“自由主義”的，其運行邏輯并不完全依賴赤裸裸的強制力量，而是通過制度化協商、規則整合與利益嵌入來實現權力的穩定化。正如丹尼爾·德德尼和G. 約翰·伊肯伯里強調的，“美國霸權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特征，因為它更傾向于協商、合作和整合，而非強制”15。依托二戰后顯著提升的綜合國力，美國主導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一系列核心國際機構。這些制度并非中立的治理工具，而是在設計之初就深度嵌入了特定的政治假設、經濟理念與權力分配結構。通過將自身的制度經驗轉化為“國際規則”，美國得以在相對低成本的條件下，將其領導地位制度化并長期化。

戰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所以能夠持續運轉，并非依賴單一維度的優勢，而是建立在相互支撐的三重結構之上。其一，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北約，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安全支柱；其二，美元的國際霸權地位和美國的市場準入，是這一世界體系的經濟支柱；其三，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等多邊主義規則和制度則是理念支柱。16一些大國，特別是日本和德國，也心甘情愿地將部分主權讓渡給戰后國際體系中的美國霸權，淪為“半主權”國家。17日本和德國保持著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但受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限制約束，其行動必須支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即服從美國的領導，而不能追求成為傳統的、現實主義的霸權國家。18大多數美國的盟友，包括歐洲國家，也不得不接受美國在國際決策和規則制定中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部分主權。19

正是通過這三重結構，該體系為主要參與者提供了顯著的程序性價值，包括相對透明的規則、進入美國市場與決策圈的準入機會、在多邊機構中的代表性、常態化的溝通渠道以及基于協商的共識建立機制。這些機制在相當長時期內，為這一國際秩序賦予了廣泛的合法性，使其被視為一個即便由強國領導，但也兼顧了參與和規則的可預期系統。20這一秩序的全球擴展并非僅依賴正式制度與物質權力的運作，其穩定化過程同樣有賴于一套與之相匹配的知識結構。21自20世紀70年代起，一批主要來自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學家、貿易政策專家與國際組織官員，逐步通過詮釋問題、界定利益和制度化自身的影響力，成為推動國際政策協調與秩序形成的一支關鍵力量。22服務貿易的制度化正是這一知識權力運作的典型案例。由于服務貿易具有無形性、不可儲存性以及高度依賴國內規制等特征，長期以來被視為難以納入國際貿易規則的領域。23在這一知識群體推動下，服務不再被理解為國家主權與國內治理的組成部分，而是被轉化為具有可比較性和可談判性的“貿易對象”。也正是在這一專家網絡的推動下，服務貿易被系統性地納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談判議程，并最終促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形成。24在這一過程中，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和制度透明等原則，被表述為價值中立、技術性的政策工具，而非源自特定國家發展路徑和權力結構的制度選擇。這種去歷史化的制度建構，在很大程度上隱含著一種去歷史化的知識結構。這種知識結構將特定歷史情境下形成的美國式政治經濟經驗，抽象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技術理性與最佳實踐，從而掩蓋了其深刻的歷史偶然性與權力屬性。

▍冷戰期間蘇聯的“對象化”

這一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及其去歷史化的知識權力結構，是在與一套明確而系統性的對立方案的長期對峙中逐漸成形的。冷戰時期，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僅在地緣政治和軍事層面構成挑戰，它并非簡單地拒絕自由主義制度，而是圍繞不同的歷史敘事、發展路徑與政治合法性原則，構建起一套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相競爭的世界觀與制度邏輯。針對這一強大的對手，“西方”的知識權力運作，不僅向這一競爭對手輸送制度，也構建起對象化的“他者”身份。圍繞戰略武器與軍備控制形成的認識共同體，展現了“西方”的知識網絡在高度對抗性的政治環境中同樣具備跨國擴散能力。

▍“歷史終結論”下的多樣性分化

即便在這種高度自信的“歷史終結”話語中，蘇聯及其后繼者也并未真正消失為一個無關緊要的歷史階段，而是繼續以被建構的非西方他者，甚至以潛在敵對力量的形態，存在于西方的知識與政治想象之中。福山將蘇聯及二戰時期的革命體制描述為一種比宗教戰爭更為“野蠻”的意識形態沖突，認為其危險不僅體現在資源與領土爭奪上，更深入至社會整體的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34在他看來，這類沖突是自由民主秩序持續面臨的根本性威脅。即便在2014年重申其觀點時，福山仍調俄羅斯試圖恢復蘇聯解體后喪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35在這一意義上，對于福山這類學者而言，蘇聯或俄羅斯從來不只是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對手，而是一種本體論層面的對立存在。正是通過持續建構這一他者，自由主義秩序得以在后冷戰時期維持其對抗性的自我理解。這種通過敘事性對立來界定自我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塑造或改變他者的發展路徑，反而容易固化對抗思維，遮蔽世界秩序中日益復雜的互動關系與相互依存結構。

在持續保留對外對抗性框架的同時，自由主義世界內部的制度差異則更多被重新界定為一種“可控的多樣性”。二戰以來的西方研究，圍繞“資本主義的多樣性”“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等議題的研究，已經指出在西方世界內部存在多樣化的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制度。霍爾與索斯凱斯在《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中提出了自由市場經濟、協調市場經濟以及其他處于比較模糊位置的資本主義類型。自由市場經濟以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為代表，其核心邏輯依賴市場本身的協調機制，具體體現為股票融資的主導地位、短期化的雇傭關系、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以及相對弱勢的工會組織。36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協調市場經濟，德國、日本及北歐國家是主要代表。在這種經濟類型下，經濟活動倚重非市場協調機制，存在較為緊密的企業聯盟、強有力的行業工會以及銀行與企業間的長期關系紐帶。協調市場經濟的缺點在于無法依靠科技人員在企業之間的自由流動實現技術轉移；但長期融資渠道、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與完善的勞工保護，又能支撐漸進式創新模式。37在這類研究基礎上，后續研究補充了亞洲的案例，強調歐美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既有研究預設了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的存在，難以解釋亞洲國家存在的非自由化發展路徑，但同時指出發展型國家的理論過于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社會的積極作用，難以充分解釋國家能力、政策執行效果等差異。38在此基礎上，這類研究主張各國的資本主義形態，實際上是一個高度嵌入社會的發展過程，亞洲資本主義的多樣性只能通過分析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來理解。

▍特朗普主義與西方的加速分裂

特朗普和卡尼并非分別代表“對”與“錯”的西方，而是分別代表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解體之后，兩種都尚未找到可持續出路的西方方案。特朗普所代表的“西方”觀點和方案認為，美國過去雖然強大，但方向錯了。問題的核心在于，美國應該為誰強大？如何強大？在這一派“西方”看來，一個服務于全球精英卻背叛本國人民的強大美國，不僅是無益的，更是需要糾正的。以卡尼為代表的另一個“西方”，同樣揭露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虛偽性。這套虛偽的體系說一套做一套，對自身和盟友網開一面，對敵人則毫不留情。這個“西方”的代表們仍試圖挽救自由主義的某些核心原則，卻無法說清如何在新的現實中實現這些價值觀。這種西方內部針對未來國際秩序的分裂態度，不僅將進一步加劇各國內部分裂，也將持續撕裂跨大西洋聯盟。

▍結論：當“何謂西方”不再回答問題

當這一運作方式在核心區域內部引發日益嚴重的分配失衡、社會撕裂與民主空洞化時，“西方”作為一種整合性敘事開始失去社會基礎，轉而成為加速西方內部分裂的因素。特朗普主義等形式的民粹政治的興起，并非簡單的“反西方”，而是對戰后“西方”概念背后精英化、去民主化權力結構的反叛。因此，西方當前面臨的根本困境在于，如果“何謂西方”的討論不僅無法回應全球層面的多重危機，反而成為問題本身的一部分，那么這一概念的智識吸引力與規范性權威將難以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