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認識一下帕特里克·沙納漢。這位美國費城退休教師發現，撿垃圾不僅讓城市環境有所改善，也改善了自己的身心狀態。

談到亂扔垃圾的人，他說：“我常常會想，他們這么做的動機到底是什么。我想我這輩子從沒把一片垃圾扔到公共場所。我實在理解不了。”至于“垃圾健身”，他說：“有時候我確實把這件事當鍛煉，狠狠干一場。”

帕特里克·沙納漢并不確定，自己的故事是否值得被講述。他一開始就告訴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把這整篇稿子作廢，直接走人。

但也正因為“垃圾”，沙納漢的兒子給我寫了信。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前不久一個春日晴天，我來到南費城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看他撿垃圾。

自2020年從羅馬天主教高中結束31年教學生涯后，沙納漢每周都會花兩三天時間，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自己位于西費城的社區，以及他在城里步行經過的其他地方撿拾垃圾。

他把紙板和紙張送到威西諾明的紐曼公司，制成再生紙板。玻璃瓶則送到博克大樓里的“地下瓶子”項目，這家非營利機構會把玻璃升級再利用，供藝術家使用。至于塑料，他說自己沒有別的去處，只能放進家里藍色回收桶，等市政部門來收走。對此他并不滿意。“我覺得，關于塑料回收，我們大概是被騙了。”他說，這話指的是整個世界，不只是這座城市。

過去六年里，沙納漢究竟收集并回收了多少紙板、玻璃和塑料，已經無法準確統計。但說到鋁罐，他手里有憑據，字面意義上的那種。

沙納漢會把易拉罐送到波特里士滿的里奇曼父子廢品場。按現在的價格，這些東西每磅大約能賣0.6美元。“這里頭其實沒什么錢可賺。”他說，“你在費城看不到太多人撿易拉罐，就是因為這活兒的辛苦，遠遠、遠遠、遠遠超過收益。”

不過，每次去廢品場，沙納漢還是能拿到一點零花錢，以及一張寫明本次交售鋁罐重量的收據。自2020年以來，他一直把這些收據放在一個大號塑料腰果罐里，罐子有一個紅色旋蓋。

沙納漢第一次把自己的回收成果加總時，發現自己已經收集并回收了一噸多鋁罐。等到上個月，他的兒子利亞姆給我發來郵件時，沙納漢已經快要接近三噸了。

利亞姆·沙納漢寫道：“幾十年來，他無論走到哪里，都會默默撿起垃圾和可回收物，讓這座城市變得更干凈，卻沒有得到認可，也沒有任何張揚。”

在我看來，把這座城市里超過三噸廢棄物回收出去，當然值得一點掌聲。于是上個月底，我跟著帕特里克·沙納漢去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又一起去了廢品場，見證他達到這個新里程碑。“我愛費城。只要我們別再把它弄得到處是垃圾，這本來可以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他說。“你的為什么是什么？”

雖然現在住在西費城，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仍是沙納漢心中的“主場公園”。他在南費城第三街和沃爾夫街一帶長大，是家里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卡梅爾山圣母堂區。”他沒等人問就主動補充，十足是那種地道的老費城人。

他的父親是一名貝爾電話公司的維修工，從小就把“別浪費，日子才不會匱乏”這句話灌輸給他。一個“嬉皮士風格的哥哥”則把他帶上了環保這條路。“按我妻子的說法，我對垃圾的敏感程度，遠高于一般人。”他說。

沙納漢1980年畢業于圣約翰·諾伊曼高中，之后進入拉薩爾大學，主修管理學和心理學。一次與自己高中校長的偶遇，讓他得到了在諾伊曼任教商業課程的工作。他還在夜校攻讀房地產執照，而這份工作他至今偶爾還會做。

在諾伊曼教了三年后，沙納漢又在小花天主教高中任教一年，隨后轉到羅馬天主教高中。在那里，他教授商業課程、擔任網球教練，還做籃球裁判。

他還發起了學校的回收項目，建立分類流程，并親自把可回收物運出去。“我每天看著食堂制造出這么多垃圾，實在沒法視而不見。”他說。

對于沒通過他課程的學生，沙納漢還提供過另一種選擇：不用去暑期學校，而是通過完成學業任務和回收工作來補救。他們要把同學們儲物柜里丟棄的東西翻出來，再分成垃圾、可回收物和可再利用物品。

2020年，沙納漢退休了。那時的他已婚，育有兩個成年的兒子。離開教師崗位后，他原本希望繼續擔任籃球裁判。

但一次踝關節重建手術并不順利，后來他不得不接受置換手術。此后，他只能從事低沖擊活動。

那段時間，沙納漢一度不再確定自己活著的意義，人生跌入低谷。醫生建議他去讀精神科醫生、也是大屠殺幸存者維克多·弗蘭克爾寫的《活出意義來》。“他的核心意思是，每個人的人生都需要意義。你每天早上醒來，都得有一個‘為什么’。你的為什么是什么？”

沙納漢說，“我需要感覺到，自己仍在為這個世界做點貢獻，自己仍然有用。……我已經不能再打網球，也不能再做籃球裁判了，但我還能下車把公園清理干凈，而這么做讓我感覺很好。”

那天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見我時，沙納漢開著自己2017年的豐田普銳斯C混動車。車里幾乎已經被裝滿了，一直堆到車頂，全是裝著易拉罐的袋子。“從效率上說，車裝滿一點更劃算。”他說。

沙納漢只需要再撿幾只罐子，就能確保總重量達到41磅，從而跨過三噸大關。而他很清楚該去哪里找——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的滑板場，“那地方總有垃圾”。

他一點也沒夸張。那里垃圾多得驚人。地上有品客薯片罐、福來雞包裝、扭曲茶清爽版易拉罐、紅色塑料派對杯、沖浪邊空酒箱、芬達瓶、沃瓦餅干奶油味牛奶壺、機油瓶、塔可鐘餐盒、空煙盒、煙頭，還有木工膠——我當然相信它們都是被拿去做正經手工的。

沙納漢從車里拿出幾個可重復使用的購物袋，開始干活。購物袋裝滿后，他就把易拉罐倒進建筑工地常用的大號垃圾袋里，然后繼續。“想跟上這些亂扔垃圾的人，真不是件輕松事。”他說。

沙納漢戴著馬克西弗萊克斯工作手套，每撿起一個罐子，都會先把里面剩下的液體倒掉，再放進袋子里。10分鐘里，他大概就撿了100個罐子。他說，自己撿到最多的是莫德羅和米勒淡啤的罐子。“米勒淡啤大概不怎么好喝，因為這些罐子里總還剩下幾盎司。”他一邊倒空一個罐子一邊說。

在費城撿垃圾時，沙納漢撿到過最好的東西是一張20美元鈔票。至于最糟糕的發現，我問他時，他一時沒想起來。直到我提到，自己曾見過有人把一個臟尿布從停著的車窗里扔到費城街頭。他說，自己也撿到過幾個裝滿的尿布。不過，沙納漢仍然相信，“好人遠遠多過壞人”。

他還跟我說起自己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園認識的另一位南費城退休老人——杰克·卡爾。卡爾也會在公園周邊清理垃圾。“他不太愛聊天。就是做自己的事，也不想被打擾。但我后來還是慢慢跟他熟了。……現在他有個秘密地點，會把易拉罐留給我。”沙納漢說。

大概也只有在南費城，兩個男人才會為可回收物設一個絕密交接點——當然，具體位置和坐標我并不知道。

確認已經撿夠之后，我看著沙納漢把這些袋子硬是塞進那輛已經滿滿當當的車里。我一度擔心袋子會被撐破，成千上萬個罐子會像沾著啤酒味的小丑一樣從他的普銳斯里傾瀉而出。但這顯然不是沙納漢第一次這么干了，他把這些垃圾利落地碼進車里，像是在玩一場“垃圾俄羅斯方塊”。

“你的車里是不是一股啤酒味？”我問。“哦，車里一直都有股陳啤酒味，不過我挺喜歡洗車的。”他說，還補充說，兒子給他買了一個給狗用的保護座套。“在這個行當里”

我們分別開車去了里奇曼父子廢品場，因為沙納漢車里根本沒有我的位置，而他也絕不可能把那些易拉罐留在原地。

廢品場里機器轟鳴，人來人往。沙納漢喜歡這里，喜歡和收廢品的人待在一起，也喜歡這里的工人對每個人都很尊重。“我和他們算是在一個行當里。我們都在為回收出力，而且這活兒很硬核。我喜歡這種感覺，在這里我覺得很自在。”他說。

輪到他時，沙納漢把易拉罐放上秤，總重57磅。那天他拿到了34美元。

我問他這筆錢怎么花，本以為這位熱心公益的人會說自己把錢捐出去，幫助什么三條腿的老狗找到新家之類。結果他說，這些錢通常會被當作“零花錢”，拿去買披薩和啤酒之類的東西。說實話，我很喜歡這個答案。

那一天的這批回收物，意味著沙納漢六年來累計收集的易拉罐已達到6016磅。考慮到一個空的12盎司易拉罐大約只有半盎司重，這個數字就更驚人了。

粗略算下來，大約每磅有32個罐子，也就是說，費城街頭因此少了192512個亂丟的易拉罐。

幾天后，我在電話里向沙納漢承認，費城的垃圾問題同樣讓我困擾，但我幾乎沒做什么。很早以前，我就把這件事當成了這里骯臟生活現實的一部分。“一個人又能帶來多大改變呢？”我問他。

沙納漢的回答很溫和——他說，像很多人一樣，我大概也很忙——但他也沒有因此替我開脫，也沒有替我們任何人開脫。“這讓我想到一句很好的話：‘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一支蠟燭。’”

他說，“當然，在這里，所謂黑暗就是垃圾。所以，我們可以坐在那里抱怨費城有多臟，也可以干脆做點什么。“如果你點亮一支蠟燭，我也點亮一支蠟燭，用不了多久，就不會那么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