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以后，留守兒童曾經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上億農民離開自己的故鄉，到城市里謀生。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辦法帶著自己年幼的孩子到城市里讀書與生活，只能把他們留在故鄉，由祖輩來照料。

十多年前，每年春節結束，父母背著行囊，登上長途大巴，孩子被爺爺奶奶拉住，掙扎哭泣的畫面，總是令人無比心酸。就和《給阿嬤的情書》里，鄭木生深夜離家準備去南洋，葉淑柔獨自守著三個孩子的畫面，令人無限心酸一樣。

沒有擁抱，沒有哭泣，甚至連告別的話都沒有。孩子們甚至不知道父親要離開，最大的孩子問道：“阿爸，你要去哪里？”鄭木生回答道：“大弟乖，去睡覺。”然后轉身離開。

這一去，就是一輩子的生離死別。以后年幼的孩子們想念父親，因父親缺席而孤獨恐懼迷茫時，不會得到安慰。以后漫長的時光里，年輕的葉淑柔要一個人去面對無窮無盡的艱難考驗，要面對事實上等同于失去丈夫的孤獨，在面對極端殘酷的不確定：丈夫是不是還平安活著？他過得好不好？他會不會拋棄自己另娶新人？他會不會回來？

幾十年的人生，就在孤獨的等待中默默過去，許多人最終都沒有等來重新團聚的一刻。

我們人類脆弱的感情，其實是經受不起這樣殘酷的折磨的。

然而，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的潮汕地區，到粵西，從清末到上世紀中葉，這樣心碎的故事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雙眼睛在漫長的黑夜無聲地流干了淚水。

對于鄭木生這樣的過番者來說，前路同樣是無比殘酷的。如果影片里所說，當年從潮汕到東南亞，坐船要一個月的時間，“一溪眼淚一船人”。

當年旅行條件極度惡劣，許多人未到南洋，就在半路上病死。沒有人會照料他們，尸體會被丟進水里。

幸運地到達南洋的人，前途同樣兇險未卜。那段歷史時期里，中國人過番，走的并不是什么光鮮亮麗的坦途，而是和鄭木生一樣，絕大多數只能從最底層、最無保障的苦力做起，割橡膠、挖礦，當人力車夫，幫人洗碗，打各種各樣的黑工。在那個混亂的時代里，漂泊在外的華人，被欺侮被剝削是家常便飯……過番者只能依靠自己的雙手，拼盡全力去開辟一條生路。但殘酷的事實是，能夠成功立足，生存下來的，只是一部分。最后真的賺到大錢，混出名堂的，更只是少數。

鄭木生的經歷，就是他們一個很好的縮影。事實上影片里的鄭木生已經十分優秀了，他很聰明（潮汕話叫活頭），非常吃苦耐勞（拉車時從同行手里接400多斤胖子的單，完全不在乎辛苦），個性十分樂觀，熱情仗義，膽子很大，隱忍堅強……說實在的，這樣的性格，如果放在中國改開的時代，是非常容易成功，大概率會混出名堂的。

但影片里，他到東南亞的前十年，雖然熱情洋溢地拼盡了全力，但一直混得不算好，沒有賺到很多錢。最后兩年改做船運，終于賺到錢了，然后就碰上劫匪，不幸被殺。命運有時是殘酷的。鄭木生的遭遇，事實上是過番者艱難與兇險處境的集體寫照。

但就是在這樣艱難兇險的境況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他們活著的時間里，默默地把辛苦賺到的血汗錢，通過當年特有的銀信局，寄回到故鄉親人的手里。他們和留守故鄉的妻子一樣，也許不善言辭，但飛往故鄉的一張張僑匯，就是最樸素與炙熱的愛與親情。

潮汕地區地處海邊，人多地少，在清末中國衰弱與戰亂的年代，下南洋的人尤其多。80年代時，汕頭在隔壁并沒有香港、澳門與臺灣的背景下，被選為經濟特區，就是因為潮汕地區收到的僑匯數額一直十分巨大，甚至是當年中國重要的外匯來源，中央認為在潮汕設立經濟特區，也許能夠吸引許多海外華人回鄉投資。后來引資效果不佳，別有原因，但近幾百年，下南洋的華人，確實很大比例是潮汕人。

《給阿嬤的情書》，確實給了這些先輩很好的紀念與敬意。真正的好電影，都是因為其真實的邏輯與感情，觸動了我們內心深處的記憶與期望。相對而言，華麗的畫面或所謂大牌的演員，其實是次要的。這種真正的創作能力，其實也是對人類一無所知的AI永遠無法具備的。

中國現在還有留守兒童，但數量已經比十多年前少得多。而且因為交通與通信發達，留守兒童的境況，他們與父母的溝通往來，也不像十多年前那樣辛酸了。同樣的，當年中國人下南洋之所以如此艱險多災，本質上是因為近代國家陷入貧窮落后，覆巢之下無完卵。許多人甚至是被販賣、綁架過去的。今天中國人再走向世界，已經完全是另一個故事了。

讓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日子過得好起來，富裕起來，就是最偉大的功業，最偉大的善業。鄧公千古。

當年的過番者多數已經故去，時光流逝，許多傷痛都已被逐漸抹平。但我們仍然不應該忘記，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倔強地生存著，且依舊閃耀著美好人性光輝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