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祖亮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廣袤疆域之中，“文學讀評人”是一個被問題所催生的概念。當學院派批評日益沉溺于理論自洽的象牙塔，以西方話語體系為圭臬，在概念推演的迷宮中漸行漸遠；當媒體評論隨波逐流于消費主義的浪潮，追逐熱點、迎合流量，喪失文學評論應有的審美判斷力與價值引領力，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聲音顯得尤為珍貴——它既不放棄批評的學術含量，又不拒絕與普通讀者的精神對話。一邊是高懸的理論樓閣，一邊是浮泛的輿論狂歡，專業(yè)批評與大眾閱讀之間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高墻，文學批評本該具備的闡釋功能、引導功能、溝通功能日漸式微。

　　李風宇便是這樣一位破壁者。

　　這位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雨花》雜志原主編，在四十余年的文學生涯中，完成了作家、編輯、讀評人三重身份的熔鑄。誠如有的評論所言，這三重身份并非職業(yè)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數(shù)十年文學生涯中相互滋養(yǎng)、彼此成就，共同鑄就了他讀評實踐的底色”。他的讀評不以凌空裁判自居，而是以共情之心進入文本；他長期置身文學生產(chǎn)一線，既能掂量單篇作品的得失，也能預判作家的成長潛力；他率先提出“文學讀評人”的概念，主張優(yōu)秀的讀評人需要“兼具作家的感性、學者的理性與編輯的現(xiàn)場意識”，以獨立姿態(tài)連接作者與公眾，搭建專業(yè)批評與普通讀者之間的橋梁。

　　正是這種多重身份的相互滋養(yǎng)，使李風宇的批評呈現(xiàn)出一幅獨特的文化圖景：他評詩人格風，以“鹽漬般的疼痛感和麥芒般的銳利感”勾勒其詩歌氣質；他談王慧騏散文，以“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闡發(fā)其精神姿態(tài)；他讀牧風散文詩，提出散文詩創(chuàng)作“稍不注意便會流于兩端”的核心判斷；他觀照黑小白詩集，在甘南大地與波斯詩人的古老吟唱之間建立跨文明的精神呼應。他的讀評，既是以顯微鏡般的精微進入文本肌理，又是以望遠鏡般的視野俯瞰文化版圖，兼有學術的嚴謹、創(chuàng)作的溫度與傳播的自覺。

　　本文擬從身份構成、文本細讀、跨域視野、言說方式、批評倫理五個維度，系統(tǒng)梳理李風宇文學讀評實踐的方法論體系與價值取向，探究這一“文學讀評人”范式為當代文學批評重建公共性所提供的啟示。

　　批評家主體性的建構，是文學批評的核心命題。李風宇的讀評實踐之所以別具一格，首先在于他實現(xiàn)了批評主體的全面“在場”，而非超然“抽身”。

　　身為作家，李風宇的批評具有一種“同代人的理解”。他寫作了數(shù)百萬字的傳記、散文與小說，長篇傳記《花落春仍在》《失落的荊棘冠》與小說集《神石》等作品累積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使他的讀評不以凌空裁判自居，而是以共情之心進入文本。“讀評闡述沒有理論層面的探索，跟隨作品議論的發(fā)散性、文學性是其基本特征”——這種“跟隨”的姿態(tài)，非躬身入局者不能為。他論詩人格風，以“鹽漬般的疼痛感和麥芒般的銳利感”勾勒其詩歌氣質；他談黑小白詩集，從“臉龐黝黑，笑起來露出白亮得能夠將陽光彈飛的牙齒”這一印象入手，直入詩人的精神質地——若非對創(chuàng)作之艱難有切身體會，斷無以如此具象的語言捕捉詩魂的能力。

　　作為編輯，李風宇的批評具有一種“現(xiàn)場感”。他長期置身文學生產(chǎn)一線，創(chuàng)辦“雨花寫作營”，推動建立“讀者俱樂部”，參與創(chuàng)建興化畢飛宇寫作工作室，主持編輯出版首次“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專刊。這種職業(yè)素養(yǎng)賦予他雙重判斷力：既能掂量單篇作品的得失，也能預判作家的成長潛力。評析羅一民《開路先鋒：張謇》時，他注意到作者“兼具學者與實踐者的雙重身份所帶來的獨到視角”——“曾在南通主政十余年”的經(jīng)歷，讓作者對張謇的事業(yè)有著“超乎常人的共情與理解”。這份對“跨界經(jīng)驗”的敏銳捕捉，正是編輯的現(xiàn)場意識在讀評中的自然投射。

　　作為讀評人，李風宇的批評則具有一種“自覺的擺渡”。他率先提出“文學讀評人”這一概念，其角色定位清晰而獨特：不是學院派的“裁判員”，不是媒體圈的“吹鼓手”，也不是作家同行間的“捧場客”，而是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擺渡人”。李根龍先生在評論文章里精準闡釋了這一角色的核心特質：優(yōu)秀的讀評人需要“兼具作家的感性、學者的理性與編輯的現(xiàn)場意識”。這不是對知識結構的簡單要求，而是一種批評倫理的確立——讀評人必須以獨立的姿態(tài)，既深入文本內(nèi)部，厘清作品“寫了什么”“如何寫”“為何寫”，又立足大眾閱讀視角，用通俗曉暢的語言拆解文本內(nèi)涵，消弭專業(yè)文學解讀的閱讀門檻。

　　三種身份的融合，使李風宇的批評形成了“有立場而不偏執(zhí)”的獨特品格。他的批評既有立場——對“接地氣”的創(chuàng)作執(zhí)念，對精神獨立性的堅定守護；又不偏執(zhí)——始終秉持“貼著時代的脈搏、作家的呼吸與讀者的期待生長”的在場倫理。這不是三重身份間的機械切換，而是長期文學生涯中相互浸潤、彼此成就的精神底色。正如汪焰明所言，梳理李風宇的文藝讀評，不僅是對一位復合型文學工作者業(yè)務記錄的審視，更是對“江蘇文學批評傳統(tǒng)中在場、真誠、務實、深刻等精神的回望”。

　　李風宇批評大廈的基石，是扎實的文本細讀。“批評不能脫離文本空談理論，就像醫(yī)生不能不看病人就開藥方”——這一樸素的信念，使他的批評具有一種“顯微學”的品質。這種細讀并非封閉于文本內(nèi)部的孤芳自賞，而是以微觀研讀為起點，向外層層拓展，最終抵達宏觀的文化視域。

　　“意象為核心的精研”，是李風宇文本細讀的首要路徑，尤其在詩歌批評中體現(xiàn)得最為充分。評析黑小白詩集《黑與白》時，他緊緊抓住“黑與白”這一核心對立意象，追蹤其內(nèi)涵的演變軌跡：在《雪山》中，“白”是雪山的圣潔，“黑”是山影的深沉，二者構成自然景觀的和諧共生；在《夜行者》中，“黑”是現(xiàn)實的困境，“白”是理想的微光，形成生命歷程的矛盾沖突；在《生死課》中，“黑與白”升華為死亡與新生的辯證統(tǒng)一。李風宇由此揭示出詩人如何以甘南地域性的自然物象為載體，表達具有普遍性的生命哲思。這份研讀深度，遠非浮光掠影式的印象點評所能及。

　　“文體特質的精準把捉”，是李風宇細讀的又一特色。評析牧風散文詩創(chuàng)作時，他率先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什么樣的散文詩才是好的散文詩?他的回答簡潔而清晰：好的散文詩“介乎詩歌與散文之間，既要有詩歌的內(nèi)核，又要有散文的舒展”。他繼而精準點出散文詩創(chuàng)作的雙重困境——“稍不注意便會流于兩端：或過于拘謹而失卻散文的自由，或過于散漫而失卻詩的凝練”——而牧風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堪稱典范，正是因為它“在這兩端之間找到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貼著大地行走，不陷于泥沼，也沒有流之于空泛”。這種判斷絕非印象式的感慨，而是建立在對散文詩文本語言、意象、節(jié)奏、結構的縝密分析之上。李根龍指出，這種對“文體內(nèi)核”的把握，“與我國自古以來的文論一脈相承”，觸及了“詩言志”與“文以載道”這一中國古代文論雙峰在當代創(chuàng)作中的延續(xù)。

　　尤為可貴的是，李風宇的細讀從來不是封閉的文本內(nèi)耗。他善于從細讀中發(fā)現(xiàn)問題，再以文化互文的視野予以闡釋。評析黑小白時，他從詩集題記“黑與白，相互對立/又渾然一體”切入，將其與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詩句并置——“當你我走到那簾幕之外，這個世界仍將長久地存在”——揭示出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中“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母題的詩學共鳴。這種跨文明的比對，使他的批評既“入乎其內(nèi)”深耕文本肌理，又“出乎其外”放眼文化格局，實現(xiàn)了從微觀文本研讀到宏觀精神闡釋的層遞躍遷。

　　李風宇的批評視野，具有顯著的跨域特性。他能夠打通文學、歷史、商業(yè)乃至視覺藝術的壁壘，在看似不相關的領域之間建立富有生產(chǎn)性的對話關系。這種跨域觀照的深層動力，源于他對“藝術本質相通性”的深刻把握——無論語言藝術還是視覺藝術，無論高雅文學還是通俗文化，其核心都是情感表達與意義建構。

　　“文商跨界的批評自覺”，是其跨域實踐中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探索。評析印華的商戰(zhàn)小說《潛伏商圈》時，他并未局限于情節(jié)、人物、結構的傳統(tǒng)小說分析路徑，而是結合作家從水手到企業(yè)家的跨界經(jīng)歷，將真實的創(chuàng)業(yè)沉浮與小說敘事相互印證，闡釋作品中“人性善惡與商業(yè)復雜性”的主題。他指出，印華用創(chuàng)業(yè)打拼征途中的“汗水、淚水以至血水”記錄下沿途風景，使小說“不僅僅是紙面上的商業(yè)圖畫，同時也是作者精神世界的袒露”。這種將商業(yè)經(jīng)驗與文學表達互釋的分析路徑，打破了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學科邊界，為商業(yè)題材文學作品的解讀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維度。

　　“文藝互通的通感式評析”，打通了語言藝術與視覺藝術的審美壁壘。評析攝影家吉龍生的作品時，他摒棄攝影專業(yè)領域的光圈、構圖等技術性評判術語，轉而借用文學意象的解讀方式，將鏡頭之下的梅花、桂花比作“抒情詩篇”“寫意散文”，挖掘攝影作品背后暗藏的文化精神與審美意蘊。品讀趙鉦指畫之時，他以極具詩性的文字描摹其藝術特色：“指甲劃過如一痕新月，指腹重按似大石當衢，掌緣橫掃若銀瓶乍破”——以文學通感修辭，將抽象的筆墨韻律、指尖技法具象化，讓視覺藝術的審美意境借助文學語言得以極致傳遞。這種言說，既是對藝術作品的精準解讀，本身也是一種審美再創(chuàng)造。

　　李風宇還善于搭建文史互文的闡釋框架。評析徐廷華《百年百人情與事》等人物傳記作品時，他提出“情事交織”的解讀理念，既梳理歷史人物的人生功業(yè)與時代軌跡，又深挖日常生活中的溫情細節(jié)與情感羈絆，以微觀的人性溫情補充宏大的歷史敘事。這種讀評路徑，讓傳記文學既具備史料的嚴謹性，又飽含文學書寫的人文溫度，實現(xiàn)歷史真實與文學審美的有機統(tǒng)一。

　　跨域觀照的批評視野，使李風宇的文學讀評擺脫了單一文體、單一領域的局限，以核心文學理念為圓心，向外輻射至各類文藝創(chuàng)作領域。這種在不同領域的裂隙之間發(fā)掘文學價值、在多元文化交融之中探尋精神共鳴的能力，讓文學讀評不再是封閉的文字游戲，而成為聯(lián)通各類文藝形態(tài)、對接多元社會現(xiàn)實的重要精神橋梁。

　　李風宇的批評語言獨具魅力，實現(xiàn)了學術嚴謹性與文學感染力的辯證統(tǒng)一。其語言風格的核心特質，汪焰明概括得極為精準：“讀評闡述沒有理論層面的探索，跟隨作品議論的發(fā)散性、文學性是其基本特征”。這句話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批評理念——李風宇的批評語言，本質上是一種“意象化”的學術言說，傳承了中國古典文論“以詩論詩”的批評傳統(tǒng)。

　　他善用通感修辭將抽象的藝術感受轉化為可感的語言符號。評王慧騏散文時，以“鳥兒雖小，玩轉的卻是天空”形容其創(chuàng)作中“小切口、大視野”的特點——這短短十個字，不僅精準概括了作家“以日常生活細節(jié)表達宏大人生感悟”的創(chuàng)作風格，更以詩性比喻讓讀者會心一笑。此句在文學青年當中傳頌至今，本身就證明了批評語言本身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創(chuàng)造。評趙鉦指畫時，“指甲劃過如一痕新月，指腹重按似大石當衢，掌緣橫掃若銀瓶乍破”——這不是修辭的刻意裝點，而是批評思維本身具象化的自然流露。

　　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根植于李風宇對批評本質的深刻認知：文學批評本身就是一種審美再創(chuàng)造，應當是“思想的詩”。他借鑒了中國古代文論“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但又融入了現(xiàn)代美學的理性思辨，形成了“感性體悟為先導、理性思辨為內(nèi)核”的遞進式批評范式——感性體悟不是結論，而是思想的前奏。他在評黑小白詩集時，以“從心底吟唱的天賦是扭捏不出來的”這一充滿感性直覺的判斷開場，繼而層層深入，引經(jīng)據(jù)典，完成從經(jīng)驗感知到學理分析的完整閉環(huán)。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李風宇的語言中蘊含著對“文脈”的自覺體認。評黑小白時，他提及祖父李竟容先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翻譯過波斯詩人海亞姆的《魯拜集》，由此建立起一種跨越家族代際、超越東西文明的獨特閱讀視角。當他說“黑小白是國內(nèi)少數(shù)用詩歌詮釋歐瑪爾·海亞姆的詩人之一”時，他讀到的不僅是黑小白詩歌的文本特征，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呼應。這種“以血脈感受文脈”的言說方式，使他的批評具有了普通學術評論難以復制的溫度與厚度。

　　其語言既是思想的載體，又是美學的化身。李風宇將理論思辨化入意象叢生的詩性表達，使批評本身成為文學作品。他以文學讀評實踐回應了一個古老的命題：好的批評，應當是“一半是學者，一半是詩人”；好的讀評文字，應當既能以理性照亮文本，也能以詩性打動人心。

　　貫穿李風宇批評實踐的，是一套清晰而堅定的價值坐標：既要有深扎現(xiàn)實的根基，又要有超越現(xiàn)實的精神獨立。這兩極在他的批評中并不構成矛盾，反而形成一種辯證的統(tǒng)一。

　　對“接地氣”的執(zhí)著堅守，是李風宇價值立場中最鮮明的底色。他始終堅持，文學從來不是懸浮于云端的精神奢侈品，唯有扎根現(xiàn)實煙火、貼近大眾生活，方能擁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評析基層紀實文學作品時，他反復強調“接地氣是文學繁榮的根基”，盛贊作品對基層勞動者真實生存狀態(tài)的書寫——文學的價值不僅在于審美愉悅，更在于記錄那些被主流視野忽略的生存經(jīng)驗。面對“坡子街”文學現(xiàn)象，他精準點評其創(chuàng)作內(nèi)核：“于平凡日常之中窺見社會百態(tài)，于人間煙火之中體察人性冷暖，站在低處觀察世間百態(tài)，立于高處思考時代人心”。他高度評價《天眼》這部小說“把筆觸扎進江南水鄉(xiāng)的煙火里”，“貼著泥土生長”。這份對“接地氣”的堅守，讓他的讀評始終心系民生，保有濃厚的人間煙火氣。

　　與此同時，李風宇對“精神獨立性的堅定守護”，構成其批評倫理的另一翼。在高度推崇現(xiàn)實書寫的同時，他清醒地警惕著文學創(chuàng)作過度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評析王慧騏散文集《安靜做最慢的事就好》時，他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這一理論命題，將王慧騏遠離城市喧囂、隱居湖畔靜心創(chuàng)作的精神姿態(tài)，與梭羅尋找“瓦爾登湖”的經(jīng)典形象相對照，肯定這種“與功利保持距離、守護內(nèi)心寧靜”的創(chuàng)作選擇。他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傲慢與偏見無處不在”，批判文學界存在的排他性評判誤區(qū)：“文學其實是有排他性的，往往選擇性忽略客觀存在，但這并不妨礙社會大眾的真實閱讀體驗”。在他看來，文學既要俯身扎根現(xiàn)實土壤，也要抬頭堅守精神晴空；既要傾聽大眾的閱讀心聲，也要保有自己的獨立審美判斷。

　　“現(xiàn)實根脈”與“精神獨立”在李風宇的批評中形成了一種充滿張力的統(tǒng)一：真正的文學既要深扎現(xiàn)實土壤，又要保持精神的翱翔姿態(tài)；批評家既要心系時代，又不被時代挾持。他贊頌接地氣的書寫，也捍衛(wèi)與功利保持距離的游離；他推崇讀者意識的復歸，也堅守讀評人獨立的審美判斷。在地氣與天際線之間的張力地帶，他以清醒、中立、真誠的姿態(tài)面對每一部文學作品，守護著文學批評最珍貴的精神尊嚴。

　　在當代文學批評亟需重構話語體系、彌合圈層裂痕的時代語境下，李風宇深耕四十余載所踐行的“文學讀評人”批評范式，并非簡單的文學評論形式創(chuàng)新，而是一場立足文壇現(xiàn)實、回歸文學本心的批評實踐。其多重實踐成果，為當代文壇發(fā)展提供了極具分量的參考價值與現(xiàn)實啟示。

　　從理論層面而言，李風宇率先界定“文學讀評人”的概念內(nèi)涵、角色定位與核心素養(yǎng)，將作家共情、編輯視野、學者思辨、大眾視角融為一體，構建起區(qū)別于傳統(tǒng)學院批評與通俗評論的本土化中間性批評范式。他激活了中國古典文論“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優(yōu)秀闡釋傳統(tǒng)，同時融合現(xiàn)代文本細讀與跨域比較方法，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論智慧與現(xiàn)代批評思維的有機融合。

　　從實踐層面而言，他以自身海量的讀評創(chuàng)作，搭建起作家創(chuàng)作與大眾閱讀之間的堅實橋梁。一方面，他深入發(fā)掘各地文壇新人新作，精準研判創(chuàng)作優(yōu)劣，指引青年創(chuàng)作者明晰創(chuàng)作方向，為當代文壇培育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他以通俗曉暢、兼具溫度與深度的讀評文字，降低專業(yè)文學解讀的閱讀門檻，引導普通讀者建立健康的文學審美觀念，助力營造全民閱讀的文學生態(tài)。

　　從文人擔當層面而言，身兼創(chuàng)作、編輯、讀評三重身份的李風宇，以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踐行了當代文人的文學使命。在文學日益受到市場化、娛樂化思潮沖擊的當下，他始終堅守文學純粹性，拒絕浮躁、摒棄捧場，以理性的判斷、真誠的態(tài)度對待每一部文學作品。他寫評論從來不居高臨下地審判，一貫深入文本肌理進行精神勘探。

　　從甘南雪域的詩意吟唱到江南水鄉(xiāng)的煙火書寫，從德清俞氏的文化世家到大眾市井的日常記錄，李風宇所探索的“文學讀評人”品評再次證明：優(yōu)秀的文學評論，從來不需要懸浮的理論堆砌，也無需浮躁的情緒宣泄，唯有心系讀者、堅守本心，方能讓文學評論重拾闡釋的力量，在對接時代中行穩(wěn)致遠。

　　劉祖亮，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文學藝術評論人、文學藝術期刊編輯，各類作品逾百篇散見于國內(nèi)各大報刊、新媒體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