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施政支持率在其重新掌權后，已跌至歷史最低點。隨著伊朗戰爭的持續時間超出預期，通貨膨脹憂慮加劇，公眾輿論正迅速惡化。外界分析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了其支持率的下滑。

根據《紐約時報》（NYT）與錫耶納學院于18日（當地時間）聯合發布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特朗普總統的施政支持率僅為37%。這是自其本屆任期開始以來，在同類調查中記錄到的最低水平。高達59%的受訪者表示，不認可其執政方式。

輿論對伊朗戰爭的負面情緒尤為突出。高達64%的受訪者認為發動這場戰爭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僅有30%的人認為這是“正確的決定”。55%的受訪者評價稱，“這場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并不值得”。

政治態度中立的無黨派選民中，反感情緒更為強烈，73%的人認為伊朗戰爭是一個錯誤的選擇。調查還揭示了民眾對特朗普政府軍事干預方式的普遍抵觸情緒。63%的受訪者表示，“總統不應在未經國會批準的情況下使用軍事力量”。

公眾對經濟領域的評價則更為冷淡。對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支持率停留在33%（不支持率為64%），而對物價應對措施的支持率僅為28%（不支持率69%），在所有主要政策領域中評價最低。伊朗戰爭相關政策的支持率為31%（不支持率65%），處理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的支持率為31%（不支持率62%）。相對而言，移民政策的支持率較高，為41%（不支持率56%）。

美國民眾對經濟狀況的切身感受也相當負面。49%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經濟狀況“糟糕”，27%認為“一般”，認為“好”的占18%，僅有4%的人認為“非常好”。此外，有44%的受訪者表示，因特朗普總統的政策而“蒙受了個人損失”。

調查中也透露出中期選舉的風向。在被問及“如果今天舉行選舉，將支持哪個政黨的候選人”時，50%的受訪者選擇了民主黨候選人，而選擇共和黨候選人的比例為39%。

《紐約時報》評論指出，“一場不受歡迎的戰爭”與經濟憂慮交織在一起，正嚴重動搖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也讓共和黨在面臨中期選舉時背負了沉重的政治包袱。

本次調查于本月11日至15日期間進行，以美國1507名注冊選民為對象，樣本誤差范圍為±2.8個百分點。

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斷崖式”下滑至37%，這并非單一因素導致的偶然事件，而是多重危機疊加共振后的集中爆發。一場被多數美國人視為“錯誤”且“不值”的海外戰爭，猶如一根導火索，引爆了民眾在物價、生活成本及國家方向上的長期焦慮。這組冰冷的民調數字背后，是美國社會一道深刻且仍在擴大的裂痕。

首先，伊朗戰爭的長期化與“得不償失”的公眾認知是支持率崩塌的直接推手。64%的反對率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它超越了黨派界限，尤其是在無黨派選民中形成壓倒性共識。這表明，戰爭的正當性在美國民眾心中已嚴重動搖。當軍事行動未能帶來預期的、清晰的勝利或安全紅利，反而持續消耗國力、推高油價并帶來不確定性時，民眾的耐心迅速耗盡。“總統未經國會授權不應動武”的觀點獲得63%的支持，更反映出民眾對行政權力擴張，特別是軍事權力濫用的深切擔憂，這動搖了憲政秩序的公眾信任基礎。

經濟議題的“冷感”甚至“惡感”是侵蝕支持率的基巖。盡管移民政策獲得相對較高的認可，但在關乎每個家庭錢包的物價與經濟政策上，支持率低至28%和33%，是致命的短板。近半數受訪者認為經濟“糟糕”，超過四成感覺自己“個人受損”，這些數據描繪出一幅生動的民生圖景：無論宏觀經濟數據如何，民眾的“體感溫度”是寒冷且充滿壓力的。通貨膨脹的幽靈盤旋不散，而對外戰爭通常被認為是加劇通脹的重要因素之一，兩者形成惡性循環，持續消耗著執政者的政治資本。

最后，政治極化下的“中間地帶”坍塌，加速了支持率流失。從“個人受損”率（44%）遠高于經濟整體“糟糕”評價率（49%）的差值可以看出，有相當一部分人并非認為全國經濟不好，而是真切感到自身利益因政策受損。這種“被剝奪感”在政治光譜中間派中蔓延，導致他們迅速遠離特朗普。當中立選民以73%的高比例反對戰爭時，任何試圖鞏固基本盤而忽視中間派的策略，都將在大選中面臨嚴峻挑戰。民調中民主黨候選人領先11個百分點的假設投票情況，正是這一趨勢的預演。

這一民調結果，無疑為2026年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選舉投下了一枚震撼彈。歷史表明，總統支持率低迷時，其所在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往往丟失國會席位。目前民主黨在假設投票中領先優勢明顯，若此趨勢保持，共和黨恐將失去對國會一院甚至兩院的控制權，使特朗普在其任期的后兩年成為“跛腳鴨”總統，內政議程將舉步維艱。

在國際層面，低迷的國內支持率將極大限制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與軍事行動自由。在伊朗戰爭問題上，政府將面臨來自國會與民眾更強大的反戰壓力，可能被迫調整戰略，尋求更快（哪怕是形式上的）的“脫身”方案。同時，在應對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其他國際熱點問題時，其行動也將更加瞻前顧后，權威受損。盟友與對手都會重新評估與美國政府的打交道方式，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可信度將受到新一輪質疑。